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笔者接到父母从五七干校写来的信。让笔者千万别学中文，那是个战战兢兢的专业。你舅舅不知怎么误入歧途（在北方某市文联任职），够他后半辈子改造……
心由动而静了。笔者在井边拆洗被褥，粉红桃花、雪白梨花从信纸滑落，一瓣一瓣飘到青石砌就的井台上。心有所动突发奇想：那花瓣会觉得井台凉么？抬眼看，高原黄土的底子上，一株一树颜色不同的花，十分亮眼十分吵闹地报告春天。
知青小组杀猪、炸糕，隆重送行。不是第一次走人送人，1970年招工，后来的病退，接着是大学。
接到通知的知青到县城集合，连人带行李上了一辆带篷的卡车。五月一日路过延安，见到同宣传队另一编导组成员吴女士。吴女士说北京干部让她以可教子女身份到招生办再争取一次。吴女士是知青典型孙立哲夫人，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再后来留学美国。不幸病殁于20年前。
离开宝塔俯瞰的延安市，带篷卡车上了洛川塬、黄陵山，到了披满煤灰的铜川市。行李办了火车托运。人坐火车硬座到西安转车，一直开向北京。
同行延长县郑庄知青，姓师，自来熟。她说，咱俩一系，你这么胖，我得给你号一大床。笔者在32楼4楼一张上铺灵活上下无碍腾挪三年半，参加排球队游泳队，可见体形没那么夸张。
旅途终点是北京，北京大学。
笔者人生有了两个关键词：延安和北大。
这很重要。找不到关键词，或者任公交车路过，未把路过站名抬举到关键词地位，一路走来，永远感觉浑浑沌沌庸庸碌碌，心疼自己，又不甘心。
所幸笔者抓住了，抬举了，在1972年黄尘飞扬、桃李花亮眼的春天。
谢冕老师的诗歌与贺卡
1972年的冬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二十几名学生和数位老师来到京郊门头沟区（那会儿叫县）斋堂（也可能是清水）公社洪水峪大队，在大山深处一住两个月，两月之内做的事情叫“走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深入生活，学习创作”。有的老师提出“要用文学的眼睛观察生活”——后来才知道是转述文学前辈提出的口号。
笔者是这班学生。
班上没见过山的苏北同学满眼好奇，山，火炕，冰窗花，驮队的铃铛，一咬咯吱吱响的冻海棠，背煤的背篓，还有弯弯绕的山里方言。
两个月，同学们编了十五期习作，每期名字都与大山有关：“山泉”“百花山下”“花骨朵”“山核桃”“冰窗花”“背篓颂”“山间铃响”“筑路歌”“山里人”“山里红”……
小册子刊登同学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表演唱、小话剧，当然非常稚嫩；一些不成章的短段素材，收在“矿石”里边。还把在斋堂、清水地区传唱的民歌，连词带曲收进“清水的回声”，最后一册是总结性的，收录了返校后在办公楼礼堂汇报表演的诗朗诵“我们的课堂”。
小册子全是同学自己写稿、编稿、刻蜡版、油印、装订而成（北大中文系有干此活传统）。两个月十五期，平均四天一期。没人布置任务，动力是喜爱，对文学的喜爱和对生活的喜爱。捧着带油墨香的小册子，年轻的脸庞被山区的阳光雪光和丰沛的生命力照亮。
第十三期有个特别的名字：“大氅飘飘”。看着“氅”字眼生，有人一嘴念出“时髦”的“髦”。啥意思？大“髦”啊还“飘飘”？有人更正，那字念“氅”，有毛的大衣。噢，又认一字。
“大氅飘飘”是本期头题诗作，作者：谢冕。对，就是当代文学以诗学研究诗歌评论名动学界的谢冕教授。当年他不是教授是助教，据说此教衔背了几十年。现将该诗摘录如下：
大氅飘飘，
大氅飘飘，
飘过那云海深处炊烟绕，
飘过那石垅梯田柳林梢，
山里的装束山里人爱，
披着那大氅，风风雨雨走山道。
大氅飘飘，
大氅飘飘，
几张老羊皮，
缝成一件袄。
为山里的爷们挡风遮雪暖身子，
谁说深山的农家无珍宝。
大氅飘飘，
大氅飘飘，
飘过那纷纷扬扬落雪天，
飘过那霜晨雪夜，月亮弯弯像把小镰刀，
放羊的爷爷披上了，
不怕十冬腊月风怒号，
看山的大哥披上了，
装夹捉狐狸，举枪打老豹，
掌鞭的老叔披上了，
骡背上哼起革命山歌旧时调。
（下删42行）
大氅飘飘，
大氅飘飘，
一身大氅一面旗，
胜利的战旗把手招。
大氅飘飘，
大氅飘飘，
飘过那流水清清小河沿，
飘过那山村处处银灯照，
寒风里，冰雪中，
几多英雄立新劳。
遮风挡雪的，还是那件白茬大皮袄
革命春秋长，
公社火焰高，
高山流水唱英豪
祖国山河处处是
大氅飘飘，
大氅飘飘……
诗情与诗意表达的成熟震住了笔者这些诗歌创作的青瓜蛋子。
笔者的一首短诗“脚步声”跟在谢冕老师诗作后边。相形当然十分十分见绌。
第十三期是1973年1月23日出刊。谢冕老师的生日就在当月，那年他41岁。四十不惑，不，之前之后他被太多困惑包围。谢老师1955年入北大，当年他是典型的文学才俊诗歌青年，红楼杂志楼主之一，写了不少激情四射的诗。据说“文革”当中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还写过《茅坪河》，是否之后就是这首《大氅飘飘》不得而知。现在想想，那真是激情与诗意冲破天寒地冻禁锢的一次喷发。
谁说谢老师只写诗评不写诗，写，至少41岁那年他写。
那年头，这首诗注定招灾惹祸，注定要在之后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中受到批判。“用文学的眼睛观察生活”，怎么不说“用阶级的眼睛观察生活”？“小册子中不少描写丑化了贫下中农形象”，“背离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十五本小册子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年轻学员身上的回潮”……
笔者一帮是挨批者，也是批判者，批判对象是昨日满脸喜悦把玩小册子的教改小分队教师，谢冕老师因为有完整作品而成重点批判对象。
喧嚣之后一片冰冻与噤声。谢冕老师再没有热情洋溢诗歌问世，至少没被笔者一班同学看到。谢冕老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十年中，我曾被数次‘打入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那十年真是无比的漫长，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历史证明，如此境遇对于谢冕老师并不空前，也非绝后。
文学专业七二级学员和老师关系非常奇特与微妙。师生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教和学，倒是一次次下基层，去远方，彼此接近和了解。当然一旦伤害也可能更重。
当年暑假，谢老师召集几个家在北京同学领受给准备复刊的《人民文学》写诗的任务，也就是后来的《理想之歌》。
当年秋冬，谢老师带着张祥茂、陈晓敏一行去云南西双版纳，采写知青典型。谢冕老师的“冕”字往往被人误读成“谢晃”“谢虎”“谢兔”，还有更夸张的“谢鬼”，谢老师统统照单收下，并摇着脑袋向别人显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后来，某次开会电梯里见到谢老师，他说有一个日本人写了一篇有关笔者和《理想之歌》之文章，作者是日本九州大学的岩佐昌璋先生。笔者找来文章，找人译成中文抄写好连原文送还谢冕老师。
和谢老师一起开过作家代表大会，楼道碰见了，拉着一桌吃饭、聊天。
1985年笔者从陕西回到北京，班上同学三五年一聚，谢冕老师是必请的，只要谢老师参会，嘻嘻哈哈多过严肃沉闷。
一次笔者遇到谢老师，说要给他寄贺卡。谢老师问我有什么高级的好看好玩的？笔者意识到，老师那里的贺卡一定响的、亮的、稀奇古怪的满坑满谷，标志着他的风生水起、繁花似锦和形势大好。
笔者总是寄邮局发行的有奖贺卡，薄薄一片，省却信封和邮票。从一张一元、一元二角、一元六角，到眼下的一元八角，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一路寄下来；一是省却粘信封邮票，二是希望收到贺卡的人万一有机会获奖呢。
谢老师从来不回。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学生毕业了，就好比埋在地下一坛女儿红酒，逢年过节好日子，酒坛挖出封口打开，会有酒香飘到老师近前。
二十几年下来，笔者知道给北大老师寄出的贺卡，不是最好，却是最早。
牛去虎来的年份，笔者收到谢冕老师的贺卡，如同笔者年年寄出的那种不用信封、自带邮票的拜年有奖贺卡。谢老师写道：每年都是你寄的第一封贺卡，每年我都没有回赠，我是很失礼的，我总是为此自责。没有别的，彼此祝福吧。
笔者以为诗歌创作总是与年龄紧密粘连。但诗意地过生活无论何种年龄都可以做到。
愿谢老师永葆激情、诗意、宽容、坚强的心态与生态！
祝谢老师谢师母年年大吉！
出处是哪里
——记林庚先生一件小事
前些日子，从一张文摘报上得知北大中文系林庚先生去世，享年97岁。身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得知此消息时先生已远走两个月，令笔者感慨当代人一天到晚不知忙些什么，不想知道的信息垃圾塞满脑袋，应该知道的消息却遮挡在千山万壑之外。
据笔者同学、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程郁缀说，先生是2006年10月4日去世的，离中秋节只差两天。据说先生走那日还问家人，快过中秋了吧？家人说还有两天。先生当晚睡下没再起来，铺着床前将圆未圆满的月之光华走了。如同他去世的年龄，97岁，差3岁不满百，已是北大中文系离世的最高龄者，可谓白喜事，善终。
程郁缀部长说，林先生的长寿原因之一是从未离开燕园，双脚总接着北京大学那一脉绵厚的地气。先生给他的高足袁行霈教授的书序中有这样的句子，“行霈时叩我柴扉”，此类古典绝句已成绝响。
先生的学养也注入这一脉地气，使之愈加绵长厚实，滋养无数后生晚辈。先生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一听便知是诗心加学识的结果。学生不才，虽与先生同系，却无福聆听先生教诲，也无能评判先生学问的大小，仅在此记下特殊年代先生的一件小事，以飨后人。
笔者是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学员，不用掰手指头便可算出是工农兵学员。那时学校已无正常的教学秩序，师生编在一个个学马列毛著小组，一同下乡下厂“开门办学”，一同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一同讨论最新最高指示；就是不怎么上课读书。
记得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讲要“总结经验”一类话题。文章引用一段最高指示，说（大意思），“以往的实践我们比较缺少经验，栽了一些斤斗，注意总结，后来才有了进步”云云。
记忆中林庚先生并不长编在笔者的学习小组，可那日的讨论先生又确实在场。讨论中，小组一位学员很有体会地说，毛主席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说“我们栽了一些斤斗”，为什么说“斤斗”呢？意思是用秤一斤一斤称，用斗一斗一斗量……
众愕然。
林先生追问一句：出处是哪里？
那位学员笑笑，我自己琢磨的。
众哗然。
笔者十分感慨林先生顽强到近乎顽固的专业本能，以为当下是一个学术研讨场合，会在学习与辩论中获取新知，增长学识，于是脱口问了“出处是哪里”这句很“不识相”，很“迂腐”的问题。
当时与会者的表情是愕然加哗然，林先生的心情不得而知；是反省自己问得唐突、不合时宜？是明知学生的无知却无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是感慨时间就这么荒抛在无聊的讨论上，却无法做自己的“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
离开学校后笔者与林先生再无交往，听说都是他好，越来越好的消息。
好就好。
好在“出处是哪里”的日子不太久长，希望今后也由绝句变成绝响。
小院阳光
1999年岁末一天，我接到国家图书馆的邀请，请我参加“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工作研讨会”，顿时心情不平静起来……细想想，倒不是我对这个话题有多高明的想法与说法，而是邀请单位的神圣。
请柬高悬着国家图书馆的馆徽，那一看是“国”、再看是“图”的汉字外形像个印玺；请柬封面用云纹花样铺底，沉稳、厚重，百万千年中华文明集纳与吞吐的浩然大气溢出纸面，令人爱不释手。
在“处处寻钱有钱者少，声声求缘无缘者多”的当今时代，莫非我与国家图书馆真有一丝半缕缘分……
记得上一次去国家图书馆是二十五年前，那时馆址还在北海附近的文津街，馆名还叫北京图书馆，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工农兵学员。当时学校出现今天学子以为荒诞不经的事情：最好读书的年龄，在众多藏书的大学，最好是不读书。记得班长带领我们讨论前苏联的黄皮书《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和《岸》，偷偷摸摸像是地下党。
当年“派”我和我的同学到北京图书馆是为了审书。起因已不甚明了，回想起来，应该是北京图书馆要逐步打破“文革”初期的禁令，有选择开放借阅一些书籍——从中可窥虽九死而不悔的知识传播者的韧性努力和良苦用心。
同去参加审书的还有工宣队师傅，所谓师傅其实是个梳小辫的女青工。为了集中看书审书，我们住进图书馆后边一个古建筑的小院，小院院落敞阔，遍地阳光，那阳光让人心生虔诚。
轮到我们审看是文学类书籍，往细了说，就是新中国后出版“文革”前允许借阅“文革”开始用种种理由禁读的长篇小说，多数是我们上小学中学时的启蒙书、热门书。譬如：《青春之歌》、《边疆晓歌》、《贵族之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