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成为爱玲生命中唯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支柱、快乐的源泉，这与她童年时的成长环境以及父母对她的影响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1｜贵族远去
今夜月色撩人，亦撩动所有的生命。窗前盆里的茉莉花，也忍不住趁着这大好月色急急忙忙地开了。黑绿的叶，洁白的花，映在淡蓝色的纱窗上，筛几枝疏离的花影，一阵夜风过，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便有无限清凉从头顶倾下……
有月的夜晚，常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她在一个下弦月的日子来，在月将圆时走，一生中起起落落，总与月亮共进退。而那一抹月光，无论是初月东升，还是残月西斜，就连月正中天最是光华万丈之际，也都无法摆脱苍凉的底色。
这是她的宿命。
张爱玲，一九二〇年九月三十（阴历），降生在上海市麦根路（今天的上海市康定东路87弄，现已拆迁）一栋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很普通的一天，很普通的一个女婴。可时隔二十多年后，这个女婴一跃而成为上海文坛的当红明星，她的作品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里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也让那栋几乎被外人忘记的老房子再度变得神秘显赫起来。
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就有一份常人无法操纵的贵气从她的笔下款款流出来：珍珠玛瑙家传首饰，雕花的红木家具，色泽艳丽的丝绸衣料，满桌的山珍海味，席间的繁文缛节，男人女人们的爱情纠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人们还未从隆隆的炮火威胁中回过神来，还在为不可测的明天迷茫无措，张爱玲的文章，正好填补了他们空落落的内心。只是，在读着这个名为张爱玲的作家写的散文、小说时，会有一团迷雾笼罩在读者的心头。人们为星光所吸引，进而对星光背后的故事有了兴趣：她的家人、她的身世、她的一切一切……
关于张爱玲的身世，让我们先从她的祖父张佩纶开始说起。
张佩纶，清朝末年的大名士，字幼樵，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用爱玲的话说那是“一个比三家村多四家的荒远小村”。张佩纶自幼表现出不凡天资，少年就学，反应敏捷，数千字文章，一挥而就，已颇见名士风度。
这位来自乡间的寒门学子，家里世代耕读，却一直没有光宗耀祖的显赫人物走出来，到张佩纶这代，家中祖坟上总算绕起三尺青烟。二十二岁那年，张佩纶中举，他也算是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从入朝为官的那天起就抱定效忠之志。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皆深，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看着身边那些轻裘肥马、锦衣华服的达官贵人，出则轻车宝马，入则妻妾绕身，他就气不过去。那时，他虽也是一位京官，却十分清廉，清汤寡水，白米稀饭，糊口而已。那些铺张浪费挥霍国家之财的人，在他眼里便如同眼中钉，不管那些人官职高低、权势如何，只要一有劣迹被他捉住，一本奏折就递到皇帝那里。
原本就是满腹经纶，又加上浑身刚正之气，他的奏折，常常一气呵成，条分缕析，情理并茂，竟然是参一个倒一个，搞得一时满朝侧目，却又奈何不了他。
张佩纶当年的狂放之气，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张佩纶加入李鸿章幕下，在天津参观海防工事，参议海防事务。他书生狂傲，议朝政，参大臣，慢慢成为“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事起，张佩纶再次上书请求发展水师，献抗法策略。同年，恭亲王奕等人被西太后清理出军机处和总署，张佩纶企图挽回，由此与清廷意见相左，加上朝内树敌过多，在政治上已失大势。恰逢中法关系紧张，清廷就来个顺水推舟，把这块死硬难缠的石头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
书生意气，终难抵国家积贫积弱的大势。风雨飘摇的南海福建海防线上，尽管张佩纶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政务中，查勒船政局，查看闽江沿岸各地要塞形势，严密部署，但以书生之力终究无力与强大的朝廷对抗。清廷不许先发制人，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量法国军舰驶入闽江。
光绪十年中法马江之战中，中国军队被法军打得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眼看自己手中的军用地图已成一张废纸，滂沱大雨中，只得头顶一只破铜盆仓皇出逃。这也成了他无法逃脱的罪名。尽管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拿当时的中国军队去碰法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可谁又会去考虑那些呢？再加上当年他曾参人无数，这次，终于轮到他了。
回到京城，朝中大臣群起而攻之。张佩纶就此被革职充军，流放东北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一去三年。
三年后，重返北京，此时的张佩纶已是年过四十的中年人，昔日的名士风流早已不在，政路茫茫，夫人去世，光景好不凄惨。好在，他遇上了李鸿章。曾被他参奏过的李鸿章爱才不计旧恶，在张佩纶被革职充军后就屡次接济他，最终又把他弄回来再度招他入自己的幕下做记室。不但如此，李鸿章还做主将自己如花似玉的大女儿李菊耦嫁给他。
李菊耦那时二十三岁，风华绝代一佳人，能诗、善琴、懂弈棋、煮茗，自幼诗书相伴，父亲又极是宠爱，常带她在身边代看公文，耳濡目染，言谈见识自有一番男儿大气。母亲赵氏却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大骂李鸿章老糊涂。李菊耦的见识倒是非同一般，她相信父亲李鸿章的眼力是没有错的，于是欣然下嫁。
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时，经李鸿章推荐，张佩纶从天津复出到北京，任翰林院编修。后来，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又不便顶撞，只好称病不出。他偕夫人离开北京，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发誓自此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
自此，夫妻二人每日花前月下，诗酒相随，过起逍遥的隐居生活。
在张佩纶的《涧中日记》里，也不断有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的佳章片段：“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
堂堂清流派名士，也有同世间寻常男子一般的柔情之处。他们夫妻二人合写食谱，一起吟诗唱和，甚至曾经合写过一本武侠小说《紫绡记》。想想世间伉俪情深，也不过如此。
只可惜那样的深情太过短暂。张佩纶一九〇三年病逝于南京，那时，李菊耦还不足四十岁。丈夫给她留下的是七岁的儿子张廷重和两岁的女儿张茂渊。孤儿寡母，靠着当初父亲李鸿章陪送的嫁奁度日，其艰辛可想而知。
李菊耦也未能活得长久，四十七岁那年就撒手西去。
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一个大家族，就这样被张爱玲这个瘦瘦弱弱的女子再度从历史的尘烟中慢慢牵引出来。她是前清著名“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的孙女，是前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她的身后，原来站着那样一个名门望族，站着那样一群曾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一切，年少时的她自然是不知道也不愿意去关心的，但她曾是那个大家族由繁华走向没落的亲历者、记录者。她的血管里流着贵族的血液。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张爱玲《对照记》）
这是晚年张爱玲在整理自己箱底的老照片时写的一段话，也是她关于自己贵族血统的极少的一段描述。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贵族血统而沾沾自喜，她不需要用血统来证明自己。她的绝世才华与她的贵族血统有无必然的联系，没有谁可以给一个回答。
可正如她讲的，他们在那里，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在无形中影响着她、指引着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金童玉女
一九一五年的上海租界，被一种浓浓的商业气息与一种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物质文明的热闹所包围。街上叮当往来的是电车，四人座的大马车载着主人嗒嗒地从街心走过，也有两人座的小马车，条件再差一点的坐黄包车，汽车在那时还比较少见。
打开报纸，你能看到绅士与美女亲吻的“美丽牌香烟”的广告，能看到当红男女影星新上映的电影海报，能看到奇异爱迪生公司刊登的爱迪生发明电灯五十周年的广告……那时的报纸，版面被切割成无数小块，似乎以广告为主、新闻内容为辅。
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电灯、自来水，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听都没听过的一些名字，率先在这里出现了。
彼时的上海被西方称为“东方巴黎”，它那份畸形的繁华，吸引着各地各色人物，不断前来投资、冒险、享乐。更不知有多少人，视上海为一个繁华绮丽的梦中乐园。
苏州河畔那栋张家大宅里，女子黄素琼却满脸忧戚之色。
那一年，她与张佩纶的儿子张廷重结婚。
黄素琼，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她是一个长相美丽、身材高挑、皮肤不白亦不黑、深目高鼻、看上去有点像拉丁民族的女人。她也算是出身官宦之家的大家闺秀，与同样出身名门的张廷重算是门当户对。二人年纪又相当，都年纪轻轻一表人才，再加上那场热热闹闹轰动苏州河两岸的豪华婚礼，让他们成为世人眼里艳羡的一对金童玉女。
但那只是在世人眼里，黄素琼本人可不这么认为，她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这桩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这个来自湖南黄家的将门之后，细说起来身上其实流着湖南农家女的血液。黄素琼的母亲是一位湖南农家女，当初以妾的身份嫁给湘军水师提督的儿子然后生下她，但是母亲婚后没多久就得病去世，黄素琼由自己的嫡母带大。这个从小就被缠了天足的女子，骨子里却天生有一份来自乡野、未被诗书拖累的勇气，再加上清末民初的自由气氛的熏染，她的思想便不同于一般深宅大院里的传统女性。她热情爽朗、自由奔放，又曾目睹生母做妾的凄凉，对旧式大家族里那些少爷公子哥儿嫖娼狎妓的行为深恶痛绝，渴望能与一个志同道合、思想开明的男子携手共度一生。
很显然，家人为她选择的张廷重不是这样的理想人选。
张廷重是标准的清末遗少，因父亲与母亲是老夫少妻的关系，七岁就失去父亲，在母亲严守的诗书传家的传统里，张廷重完全按照母亲的意愿唯唯诺诺地长大，却最终还是让人失望。他只延续了父亲后半生的碌碌无为，无半点前人曾有的辉煌，基本上是靠祖上留下的家产度日。
张佩纶去世后，李菊耦这个年轻的寡居小姐就立志要让儿子担当起丈夫平生未及实现的遗志。自此她便对这个儿子严加管教，督促其读书背书，背不出书，就打，就罚跪。作为最早讲求洋务的世家，张家也受过西洋现代文明的熏陶，李菊耦就曾为儿子请过英文家庭教师。张廷重后来能处理英文文件信件、能说英语、能用一个手指在英文打字机上打字，与他幼年所接受的那份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些，得算是母亲李菊耦的功劳。
如果说厚重的家世背景、严格的家训家教，让张廷重受益并在学识上有所收获，那么从另一个层面上讲，那一切也成了他的枷锁，让他的生活、思想、情感、事业一生都无法走出这道锁的羁绊。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爱玲《对照记》）
张廷重前清遗少的作风，与他所处的时代、家庭都有脱不掉的干系，与他自身的性格也有很大因素。说起他的性格，不得不说说他的母亲李菊耦。
李菊耦年纪轻轻守寡，守着一份偌大的家业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一面是母子们手无寸铁坐吃山空，一面要担起培育儿女长大继承丈夫遗志与家业的重任，心中的惶恐可以想见。落实到行动上，便是她对儿女非同寻常的教育。
对儿子，她怕他像其他的公子少爷一样学坏，她让他从小穿颜色娇嫩的衣履，给他穿得花红柳绿，给他穿样式过时的满帮花的花鞋。她可不管他能不能穿得出去。
对女儿，倒给她穿男装，称她“毛少爷”。
如此阴阳颠倒的怪癖，让这位从前清走来的世家小姐在亲戚间的名声也变得越来越差，最终只落得“孤僻”二字。
那样的怪癖让她的两个子女发展得极不平衡：女儿张茂渊，个性独立，思想开放，年纪轻轻就漂洋过海求学去了，一辈子都力求独立自主；儿子张廷重，靠着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家业过完一生，直到把祖上交给他的最后一套房产卖光，最后在借住的一处十四平米的小房里惨然离世。这自然是后话。
若说张廷重身上充满完全没落的贵族陈腐味儿，与新思想、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绝缘，也是冤枉他。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他与自己那个拥有新思想的妻子不相上下。他的房间里有大堆白话文的平民化小报，在汽车还很稀缺的年代里，他就已注重购买国外的名牌汽车。他的书架上摆着批判旧文化旧制度的《胡适文存》，他还将胡适引为自己的同道中人。他喜欢看西洋小说，喜欢书中那股自由、不受羁绊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