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落落的屋，空落落的红木大床上摊着薄薄的、破旧的被子，吃饭的时候，差人送来，也不过寻常的便饭，爱玲起初赌气不吃，那些饭怎么送来，再怎么让人拿了回去。可那样的举动根本不能打动父亲半点：“不吃就让她饿着。”父亲的冰冷让爱玲再度绝望。
长此以往，身体哪能吃得消。她一日日苍白瘦弱下去。静静的夜晚，淡黄色的月光透过窄小的窗孔投进来，正落在爱玲面前粉白的墙上，屋子里的一切忽然变得陌生、狰狞，满屋子的鬼影……张爱玲爱月亮，一轮看尽人世悲欢离合的月，妩媚的，悲伤的，甜蜜的……它曾以种种面目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那时的那轮月，却无半点浪漫色彩，充满了腾腾的杀机。
最起码的自由被限制，如一只烈性的小兽被关进了笼子，爱玲起初用绝食对抗父亲的暴行，发现那样的招数根本不管用。躺在烟榻上的父亲，似乎已经把她忘记了。软弱换不来她想要的自由，索性就坚强起来。
不再任性糟蹋自己的身体，爱玲开始善待自己。送来的饭，好吃难吃，都强迫自己咽下去。身体条件一旦允许，爱玲就迫不及待地筹划逃走的事。她再不愿意在那地狱般的房子里多待一天。
为逃走，她做了精密的计划。先前在文学作品里读到的一些故事一股脑儿涌了来，《三剑客》《基督山伯爵》……《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垂了出来……爱玲住的地方没有临街的窗，唯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
就在她一心筹划出逃之时，命运却再次同这个可怜的少女开起了玩笑——一场可怕的痢疾袭击了她。发高烧，上吐下泻，那一次，爱玲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何干吓坏了，去报告张廷重，他竟然冷冷回绝：由了她去。不请医生，也不给药，任她在那间空空的大房子里躺着。就那么躺着，躺在床上看窗外秋冬淡青的天，看对面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小石菩萨不能来救她，没人能救得了她了。时间似乎停滞了，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也忘记自己身处哪一个朝代，朦胧中，偶尔会听到头顶上有飞机轰鸣着飞过，有炸弹呼啸着在哪一个地方落下来。爱玲便希望其中有一枚炸弹会落到自己家大房子的头上，一起炸了吧，一起死了，把她埋在她出生的那栋大宅子里，也很好。
然而，就是这样想着的时候，爱玲的耳朵也还一直在倾听着门外的另一些声音，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巡警咕吱咕吱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都是这种声音。还有通向大门的那条煤屑路，在人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越是艰难无助，求生的欲望越是一日比一日强烈起来。
父亲终究还是下楼来了，瞒过妻子孙用蕃，来到女儿床前，给她打了一些消炎针。不管这位父亲此举的目的是什么，不论是怕这个叛逆的女儿因他而死坏了张家的名声，还是做父亲的于女儿的最后的那一丝不忍，他的那一举动，给爱玲带来了转机。
爱玲的身体慢慢恢复，能下地慢慢扶着墙走路。这时，离爱玲被关起来的那一天，已经过了半年。半年时间，就在那间空阔冰冷的大房子里，囚禁自己的不是歹徒恶霸，而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父亲。父亲虽没有置自己的女儿于死地，却将女儿的一颗心打进万劫不复的地狱。爱玲对家、对父亲的最后一丝留恋终在那漫长无际的囚禁光阴中一点点耗尽了。她只想离开。
她向何干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弟弟子静也悄悄给她送来了望远镜。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母亲知道，爱玲那一走，就算是与她身后那个强大的经济后盾彻底脱离关系了，她让何干捎口信给爱玲：“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人虽然被禁锢着，渴望自由的愿望压倒一切，但母亲抛出来的问题还是让爱玲痛苦犹豫了良久。后来，她还是想通了，那个家里，虽然满眼的钱进钱出，可那些钱不是她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到她。那样一想，她立马就决定了。
隆冬的晚上，她伏在窗子上，举着望远镜看看远处的黑路上没有人，拉开门，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去门闩，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了。没有人发现，没有人追上来。寂静的人行道上，连风也没有。一九三八年初春，上海街头，似乎只剩下寒冷了。暗沉沉的街灯底下，一片寒灰。爱玲的眼里，那一片寒灰的世界，竟是那般可爱可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重获自由的感觉实在是好哇。爱玲沿街疾疾向前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遇上一位黄包车夫，她要坐他的车去母亲家里。许是心情大好，让她暂时把自己身后的危险弃之不顾，竟然与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她坐上车，一路往前赶，当她站在母亲的门外，那一场纠缠她半年之久的噩梦终于远了……
那一场磨难，于张爱玲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对她的影响之大，恐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父亲年老多病，临近去世，想见女儿最后一面，让儿子去找她，却被冷冷拒绝了。而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对亲情的描写也多是冷漠、自私、扭曲且缺乏温度的。《沉香屑》中曾经单纯的葛薇龙被姑妈利用最终沦为她的工具；《金锁记》中的亲情完全被金钱扭曲……在那里，没有真诚的亲人之爱，只有彼此的猜疑、算计、相互利用。这与爱玲从小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缺情少爱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关于这一段囚禁生活，爱玲除了在自己的散文名篇《私语》中提及，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她也曾借女主角顾曼桢做过模糊的影射。曼桢的亲姐姐做了姐夫的帮凶，将曼桢囚禁长达半年之久，而曼桢在被囚禁期间所患的那场重感冒，描写得更是让人感同身受：
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黏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着，半夜里醒了过来……
亲情被扭曲至此，曾让很多读者不能忍受，觉得爱玲下笔太过残忍。但若了解了爱玲年少时这一段被父亲囚禁的经历，再回头看她笔下的人物，大概就无人再说那只不过是一场纯粹的虚构了。爱玲是一个不轻易将伤痛示人的女子，但她的笔，却总是无法避开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烙印。
6｜母女情深
地处常德路、南京西路、愚园东路交界处的爱丁顿公寓，一栋灰色的老房子，如今已经变得斑驳陆离，在周围一派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包围中，它显得那样陈旧，却仍有着鹤立鸡群的傲骨。那里是张爱玲和姑姑住得最长久的一栋房子。
一九三八年从父亲家里逃出来之后，张爱玲就住在那栋公寓的五十一室；一九四二年以后，搬到六十五室。在那栋房子里，张爱玲华丽地登上上海文坛，成为四十年代一颗耀眼的文坛明星，《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心经》《花凋》都在那里完成，就连她与胡兰成那段让世人唏嘘不已的恋情，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我喜欢听闹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张爱玲那篇写公寓生活的散文名篇《公寓生活记趣》就取材于那栋灰扑扑的老房子。
爱丁顿公寓，一栋普普通通的房子，因了张爱玲，便有了说不尽的故事。
从父亲的家里逃出来之后，爱玲就名正言顺和母亲、姑姑住在了一起，而那一段非同寻常的囚禁生活被爱玲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那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爱玲的父亲一直订阅。晚报的编辑先生给文章起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一向最重面子的张廷重看到文章后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
这一段经历后来又被张爱玲写进她的散文名篇《私语》，在一九四四年《天地》月刊上发表。家丑不可外扬，不知她的父亲当时读到时会是何种感受。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爱玲就和姑姑、母亲住在一起。母亲黄逸梵那次回国本就是为了女儿出国留学的事回来的，等爱玲搬过来，她所有的心思便放到培养女儿身上。
将爱玲打造成她心目中的西式淑女，一直是这位母亲不曾放弃的愿望。可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黄逸梵很快发现这个在文学艺术方面极有天分的女儿，在生活面前简直是个低能儿，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竟然不会削苹果，出门不记路，不会坐电车，教她补一双袜子也要经过一场艰苦的斗争。她怕上理发店，怕家里来客，给她做套新衣裳，她都打怵，不愿意找裁缝试衣裳。同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了，问她电铃在哪里，她竟然一脸茫然。坐黄包车去医院打针，来来回回三个月，也没把路记住。这样的发现，让黄逸梵沮丧失望透顶，踮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跑遍欧洲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的女儿为何竟如此的低能。
失望归失望，失望之余她仍然不愿意放弃。于是，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她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着手，尝试教爱玲适应新的生活、新的环境。
如何煮饭，如何用肥皂粉洗衣服，走路的时候该保持何种姿势，要学会看人的眼色行事，点灯后要记得拉上窗帘，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面部表情，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爱玲努力记住母亲说的每一句话，努力按照母亲所教的那样去做。可她仍然不能让母亲满意。
也许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爱玲在文学上的天分剥夺了她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在母亲的家里，她小心翼翼却又总是跌跌撞撞，不是今天失手打翻了盘子，就是明天又把自己的腿在沙发角上碰得发青。
母亲终于被逼急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在这个女儿身上所付出的一切，是不是值得。
爱玲也在怀疑自己。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来学做人，还要在那样窘迫的境况下学做“淑女”，又看母亲为她做出的那些牺牲，她也开始怀疑母亲的牺牲是否值得。
爱玲经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看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看着头顶的烈日，爱玲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等待着命运的某种裁判，她的内心一片惶恐与迷茫。
在爱玲离家之后不久的某天，弟弟子静怀里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敲开了母亲家的门——他也不愿意在父亲的那个家里待下去。母亲向他解释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起他们姐弟中的一个人后，弟弟哭了，爱玲也哭了。弟弟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怀里仍旧抱着他来时抱着的那双球鞋。
很多年后，回忆起弟弟来找她们的那一天，爱玲还有要掉泪的冲动。
母亲黄逸梵的心，何尝不痛？她原本以为，自己把女儿带出来，把儿子留下，总是一份明智之举。张子静是张家唯一的男孩，张廷重再怎么守旧守财也不可能在他身上吝啬克扣。事实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子静一直在家里跟着老先生读书，年龄很大才被送到学校去，又因身体等原因，书也读得断断续续；在家又受继母的气，来找她，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她却不能留下他，尽管她爱儿子一点不比女儿少。
眼前的女儿，又如此让人失望……
爱玲不怨母亲，她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的母亲，也逃不脱吃祖上老本的命运。
母亲与父亲离婚时分得的一部分财产，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没有新的经济来源，就只能靠变卖手里的古董首饰维持生活。她搬来，要吃要穿要用，母亲的经济负担一下子变得更重。她却只能伸手向母亲要钱了，每一次向母亲伸手，于她来说都是那样艰难，比当初站在父亲的烟铺前向他伸手还要窘迫。
爱玲觉得，日渐窘迫琐屑的日子，正在一点点吞噬着她和母亲之间那份美好的感情。母亲那个曾经温暖的家，也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本的柔和。
在她刚搬来同母亲住时，母亲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过她：两条路，由她自己选择，要么早早嫁人，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么继续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爱玲选择了后者。
窘迫归窘迫，在事关女儿前程的大事上，母亲却是丝毫也不马虎的。她一心让女儿报考伦敦大学。为了能让女儿在考场上更有胜算，母亲替她请了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的报酬，对母亲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母亲为她做的一切，爱玲都默默记在心里，她只能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