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利根并非感觉迟钝，确实感受不到别人的感受，事实上，他完全知道海恩斯的噩梦和射击给斯蒂芬精神上带来的紧张，只不过，当他把斯蒂芬这个爱尔兰人与海恩斯这个英国人同时放到利益的天平上称量，并把斯蒂芬视为弱者的时候，他选择了不去帮助斯蒂芬。因此在斯蒂芬向他抱怨之后，他只应景式地说海恩斯是个疯子，然后就再不提这件事了。但是，当他听到斯蒂芬那个关于爱尔兰艺术的比喻，认识到斯蒂芬思想力量的强大后，他立刻转变了立场，提议像捉弄肯普索普那样，把海恩斯狠狠地收拾一顿。他这个提议是在意识到斯蒂芬是个强者之后立即提出的，表明他完全知道海恩斯之事对斯蒂芬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去赢得斯蒂芬的友谊。他前后态度的反差，完全取决于谁在他心目中力量更强。他事实上不是感觉迟钝，而是势利，总是站在强者一边。
所以在书中，乔伊斯还通过穆利根之口，把他称为“多变的玛拉基”（Mercurial Malachi），后来又直接称他为“墨丘利”[33]。“Mercury”既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的12主神之一，又可解释为“水银”。水银表面上像银子一样闪闪发光，却不是银子；水银看起来可爱却有毒；而且，最重要的是，水银没有自己的骨架，随着承载它的器皿随时改变形状。随时改变也就意味着随时可以背叛。作为“快乐叛徒”[34]，穆利根不断地选择最强者。他可以在意识到斯蒂芬的强大后立刻背叛海恩斯，他也可以在意识到英国的强大后立刻背叛自己的祖国爱尔兰。
因此穆利根那虚无主义的玩世不恭表面看快乐、幽默、无伤大雅，实质上却是缺乏骨气的势利，是怯懦的墙头草。
五
与穆利根相反，斯蒂芬却在现实面前坚持着自己的批判立场，坚持着自己对完美的执着。斯蒂芬要批判的是爱尔兰被奴役这一政治现实，还是以穆利根为代表的爱尔兰人奴仆化的心灵？整整一天折磨着斯蒂芬的，是母亲临终前让他跪下来为自己祷告这件事。据艾尔曼记载，当时真正让乔伊斯跪下来祷告的并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舅舅，他母亲那时已不省人事[35]。那么，乔伊斯为什么把舅舅换成母亲？而且，如果斯蒂芬也是《奥德修纪》中失去父亲的特勒玛克斯的话，乔伊斯为什么让斯蒂芬失去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
在1904年写给诺拉的信中，乔伊斯谈到过母亲的死亡对他的意义：“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来自被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毁坏了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的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死的。当我望着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一张那么灰暗，为癌症所折磨的脸。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张受害者的脸。”[36]由此可见，特勒玛克斯的父亲对特勒玛克斯而言，是一种要去寻找的价值、力量、希望，而斯蒂芬的母亲对斯蒂芬来说却象征着都柏林的瘫痪和死亡。作为受害者，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都柏林社会正朽败的面貌，散发着死尸的气息（书中反复描写的是她那穿着发出腐烂气息的尸衣的鬼魂、从腐烂的肝脏里吐出的绿色胆汁）。而这个被都柏林社会毁灭了的死尸，变成鬼魂，反过来又要“动摇我的灵魂，让我屈服”[37]，屈服于这个行尸走肉的都柏林社会。因此书中斯蒂芬的母亲非但不是斯蒂芬要寻找的精神支柱，反而正是他要摆脱的整个爱尔兰社会。斯蒂芬的母亲与特勒玛克斯的父亲并不是对等的，真正与奥德修斯对等的，斯蒂芬真正要出去寻找的，是精神上的父亲布卢姆。
但是，另一方面，母亲在斯蒂芬的记忆中并非只有死亡，还有温柔和爱。在《尤利西斯》第一章中，乔伊斯用如歌的旋律、优美的语句、忧郁的情调，描写了斯蒂芬脑海里母亲生活的点滴，描写的是“爱的苦涩的奥秘”[38]。因此斯蒂芬的母亲还有一点与特勒玛克斯的父亲不同，她也象征着爱，一种心酸的爱。
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则可以看到，斯蒂芬的母亲代表的是一种既被摧残也摧残人的爱。这个爱属于那个瘫痪的现实，同时这个被摧残的爱反过来又要屈折斯蒂芬的灵魂，成为斯蒂芬自由飞翔的最大羁绊。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斯蒂芬要反抗的不是特勒玛克斯面对的那类强悍的敌人，而是以爱的名义构筑的对他心灵自由的羁绊。
由此可见，当代的“儿子”其实肩负着比古代的“儿子”更沉重的使命，他不仅需要摆脱以穆利根为代表的那些外部篡夺者的纠缠，他还需要摆脱与自身紧密联在一起的家庭、宗教、祖国和各种道德标准的束缚。古代的英雄面对的是外部的敌人，因此以武力抗争；现代的英雄面对的则是内在的羁绊，是精神的枷锁，只能以意志（spirit）与之抗衡。
法国学者福柯通过分析社会在不同阶段对犯罪、疯癫、性的规训手段，指出现代的规训手段越来越精细、隐蔽、完善，而且越来越借助于话语。乔伊斯选择母亲来代表这类以爱的名义束缚人的社会力量，正是意识到现代社会屈折人的灵魂的不是武力，而是各种话语，乔伊斯称之为各种声音：他的父亲和老师们督促他努力作个正人君子；开运动会时有声音让他变得强健、有气魄；民族主义者叮嘱他必须忠于祖国；学校里同学要他够朋友、讲义气、包庇别人。斯蒂芬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些空泛的声音让他犹豫不定地停下来”[39]。而且这些声音如同福柯所说的，构成了无处不在的社会网络。因此，对这些声音的反抗，也不是简单地说“不”就能成功的。
六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同克兰利交谈时，斯蒂芬曾说：“我不想去为我不再相信的东西服务，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国还是我的教堂：我将努力在某种生活或艺术方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自我，并只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自卫——那就是沉默、流亡和狡黠（silence， exile and cunning）。”[40]“沉默、流亡和狡黠”，而不是大声疾呼、奋起抗争那些传统英雄的反抗方式，显示出乔伊斯早在福柯之前近半个世纪，就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社会规训力量的狡猾策略和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如果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而不是确确实实的个人，那么首先，与其像堂·吉诃德那样勇敢地冲向风车，还不如沉默，以免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品。
更何况，正如福柯在分析现代社会对性的规训时指出的，现代的规训方式不同于古代，非但不禁止人们谈论性，反而“到处都在鼓励人们谈论性，到处都有聆听和记录与性有关的话语的机构，到处都有对性进行观察、调查和表述的程序”[41]。现代社会正是通过“坦白”而不是“压制”这一规训策略，让每个个体都暴露在权力的监察之下，陷入到话语的规训网络之中，从而“行使提问、监督、监视、刺探、查出、诊断和公开的权力”[42]。在这种规训社会中，乔伊斯“沉默”而不是大声疾呼，正是对现代规训策略的针锋相对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