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择校热和择校费的治理，不能再止于对政府的期待，以及呼吁什么加强行政监管了，必须从受教育者的权利出发，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学校管理改革，这貌似远水解不了近渴，然而，相对于治理了10多年根本不见任何成效的乱收费治理来说，这是远还是近呢？
农村教育学
2011年8月28日，在新学期和第27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张北县第三中学为广大农村教师作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1年9月9日）
这是温家宝总理时隔4年，再一次在教师节前夕，谈到“农村教育学”和“穷人教育学”。早在2007年教师节前夕，温总理专程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刚刚入学的免费师范生，他说：“希望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关注贫困家庭和孩子。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过去几年中，我国在促进教育公平，解决农村教育问题上花了不少功夫，推出了免费师范生、农村特岗教师计划等，力图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同时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但是，毋庸置疑，农村教育还十分薄弱，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和辍学现象。
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需要增加投入、需要改善校舍条件，需要转变教育理念，但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教师队伍。在这次报告中，温总理提出了一系列惠及农村教师的措施——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试点，将中小学教师的最高职称从副高级和中级提高到正高级；依法保障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加快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发专门面向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适用房，等等，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然而，怎样让这些措施落地，真正造福农村教师，则更值得关注。
最近教师节期间，不少媒体将关注目光投向农村教师群体，据《光明日报》9月8日报道，调查发现：农村教师的收入水平大部分在每月1000—2000元，月工资总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教师占8.9%，2000元以下的占26.2%。在调查中，有一位教了7年语文的教师这样说。“有几次我让学生写作文：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很少的孩子愿意将来当教师。我也大概问过一些孩子，问他们为什么不想当教师，有些孩子说当教师很辛苦，有的干脆说当教师挣不了钱……说实话，我也不打算让我的孩子以后当教师。”
现实表明，农村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仍旧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大问题——这还是指“正式教师”，不包括只拿“正式教师”三分之一工资的“代课教师”和“临时教师”——一些地区的农村教师的生活状态，用悲惨来描述，也一点不为过，这显然直接影响农村教育质量、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离开了基本的薪酬待遇，空喊教师是最神圣的职业，只是对现实的讽刺。
农村教师待遇低，与教育投入有关，也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密切相关。以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为例，这本是调整农村教师待遇，缩小农村教师和城镇教师待遇差距的好时机，而且，2008年底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水平要大体平衡；对农村学校特别是条件艰苦学校给予适当倾斜，争取做到同一区县同一职级的教师，农村工资高于城市。可是，在2010年初，教育部表示，经过调研，绩效工资存在不同区县之间、同一城市市直与区属学校之间的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一方面，各地在实行绩效工资时，还是由行政领导拍板，普通教师没有发言权，因此，绩效工资增加得多的并不是第一线的骨干教师，而是领导认为的所谓“骨干”。另一方面，对于绩效的评价，还是沿用“锦标主义”办学思路，认为哪所学校的办学质量高、升学率高、老师教出的学生分数高，就是绩效高，而不是从均衡思路，关注薄弱学校教师为学生作出的更大付出。依照这一思路，在一些地方，自然是城镇学校的老师，再一次获得比农村学校更高的绩效工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再就是，地方政府并没有执行《意见》，却没有相应的问责，这就如同《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都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可很多地方并没有严格执法，而且，就是做到工资水平大致相当，在补贴、奖金、福利这一部分却相去甚远。可针对这明显的违法、侵犯教师权利的行为，却鲜见问责。
要加强农村教育，必须转变传统的教育政绩观，应该以均衡发展，作为地方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职责。在日本和美国，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教师轮换制，同时，乡村教师的收入甚至要高于城市学校教师，这些措施，值得我国发展农村教育时借鉴。与此同时，必须建立社区（乡村）居民和教师参与教育决策和学校管理的机制，乡村应有教育委员会，参与当地包括教育投入、学校设立、撤并等在内的教育发展决策；中小学应有教师委员会，拥有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监督，并对教师进行评价、考核的权力，这是确保农村受教育者和教师各项权益落地的基本制度。
“养不教”
在中国发展基金会的“2011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全国妇联儿童部部长邓丽透露说，在农村五周岁以下双亲外出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40.19%，为2300万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7省0—5周岁留守幼儿均超过百万人。全国妇联呼吁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新京报》2011年11月21日）
如果条件允许，有多少进城务工人员，愿意把幼儿放在乡下，交给老人照料？他们不把孩子带在身边，与那些“养而不教”的父母不同，大多是条件不允许。全国妇联的呼吁，展现了温情，可却脱离现实，把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因推给了父母不带孩子进城，更值得这一机构做的是，从保护儿童权益出发，推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城市平等求学、当地升学。
求学和升学问题，是困惑留守儿童进城的主因。我国近年来着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国务院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的原则，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长效机制，流入地政府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问题上，缺乏长期的积极性，由于要承担流入学生的教育投入，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断提高求学门槛，提出求学的“五证”、“六证”要求。
义务教育的解决都只能如此，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学前教育，情况就更不乐观。目前，不少大城市的学前教育资源十分紧张，解决城市户籍儿童的入园都存在困难，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园，采取积分入园等政策，很显然，考虑到入园的困难，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不大敢把孩子带在身边的，除非经济条件允许可以上收费较高的民办幼儿园。
更令进城务工人员苦恼的是，就是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可孩子未来的升学问题，却一筹莫展，根据目前的政策，不少省市的高考实行“户籍+学籍”双证报名要求，这意味着如果在城市读高中，既不能在学籍所在地报考，因为没有户籍；也不能回户籍所在地报考，因为没有学籍。唯一的选择是，孩子初中读完，回户籍所在地读高中。我国目前有很多大龄的留守儿童，产生严重的问题，很大部分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各地的教材不同，因此，学习适应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这些习惯在城市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与在城市工作的父母分离，将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而且，由于这是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这些孩子也有对政策、社会抱有负面情绪的。
北京的汪女士就是这些家长的代表，汪女士的儿子已在京就读了8年，今年将参加高考。但却不能在北京报考，她说，“我和儿子商量好了，这次就赌一次，让他在北京复习，再回天津参加高考。”高二那年，汪女士曾将孩子送回天津，到一所学校插班就读。由于当地的授课顺序与北京存较大差异，特别是理工科课程，孩子完全跟不上进度，因此只待了3天，就返回北京。9月初，因高三年级不再接收插班生，汪女士为孩子选择了一家当地知名的复读机构，但也无法适应，再次返回北京。（《新京报》2011年11月18日）
汪女士还算是幸运的，她儿子的户籍所在地是天津，实行以户籍为主的高考报名要求。如果户籍所在地是海南，那就可能两不靠——海南为打击“高考移民”，实行“户籍+学籍”双证要求。
2010年7月，我国颁布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平的教育环境，要探索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当地升学办法，可是，在《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一年多之后，教育部对此的表态一直是在进行调研，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时间表。这无疑让千万进城务工人员，陷入子女求学、升学的焦虑之中。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求学、升学，当然牵涉到很多现实利益，这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破除现有既得利益格局，其中，妇联应该参与到解决这一问题中来，督促政府部门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出台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升学权利的制度。
学前教育的“机关”
在2012年广州市部门预算中，8所机关幼儿园获得的财政预算资金高达8349.82万元。广州财政局对此回应称，广州市机关幼儿园属于财政核补的事业单位，按照我国财政体制，财政预算会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这和其他享受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是一样的，所以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新京报》2012年1月11日）
在广东，有关“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的质疑，其实早在2004年起就开始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广东“两会”上，对此做法提出质疑与抵制，之后每年，在广东省和各县市，这几乎都会面对一番争议，可是，争议之后一切照旧。
分析舆论对此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财政补贴不能独厚机关幼儿园，应该对所有幼儿园一视同仁；二是用公共财政办幼儿园，就应该面向社会大众招生，也就是说，机关幼儿园应该把入园机会公平地给社会居民。这些看法听上去有道理，可是根本没有击中要害——只要有机关幼儿园存在，财政就不可能把机关幼儿园当外人，必定对机关幼儿园进行特殊补贴；而这样的幼儿园，也必然把机会首先给机关工作人员，在名额富裕时，才可能给“外人”。
在我看来，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取消机关幼儿园、事业单位和行业举办幼儿园，统一转制为公办幼儿园，纳入教育部门管理，面向社会招生。目前的障碍是，由于我国学前教育资源短缺，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经费有限，因此，正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这给曾被称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机关、事业单位等举办幼儿园，提供了新的空间。
在去年讨论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时，我就曾撰文指出，来年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的幅度可能更大，而且更名正言顺。原因是，2010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支持街道、农村集体和有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这曾被一些舆论解读为积极的措施，可是，这一举措，不就是鼓励机关举办幼儿园吗？既然机关可以举办幼儿园，那么，财政专门向作为机关的部门——机关幼儿园——拨款，不就十分正常吗？对此，我曾提出质疑，认为不能“病急乱投医”。此后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这一意见修改为，“鼓励优质公办幼儿园举办分园或合作办园。制定优惠政策，支持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幼儿园”。不再提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办幼儿园。但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思路，是否真得以调整，很难评判。
我理解政府部门发展学前教育的苦衷。早在10多年前，我国就按现代政府、现代企事业单位的要求，剥离这些单位举办的幼儿园、小学，可那次剥离，正遇生源低谷，一些被剥离的幼儿园没有被教育部门接盘，而是被撤销或者转为民办，这是目前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匮乏，不少地方靠民办幼儿园保障学前教育的历史原因。鉴于这种原因，有关人士担心，在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当下，如果把机关事业单位举办的幼儿园，转制为教育部门统一管理的公办，虽然仍旧是财政拨款，但这就从机关的账号出账，变为了教育经费账号出账，而要从机关账号里的钱拿到教育经费账号，难度颇大，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机关办幼儿园，这样他们就有“积极性”投入举办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