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上学习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当担任范读的王艺洁念到“……与可之教予（yú）如此。予（yú）不能然也”时，黄良航在底下小声嘟囔：“念错了，念错了，应该读‘yǔ’。”我问他：“读三声有根据吗？”
黄良航站起来说：“当然有根据了。‘给予（yǔ）’是一个很熟悉的词，念的就是三声。”他说得理直气壮。王艺洁不自信地说：“那也许是个多音字呢。”我问王艺洁：“你有根据吗？查过字典吗？”王艺洁摇了摇头，准备“缴械”了。“哪位同学能确定？谁查过字典？”我问道。
在大家争论时一直低着头的夏耘举手了。“老师，读二声是对的，这还真是个多音字。念二声是‘我’的意思，念三声是‘给’的意思。”夏耘肯定地说。“你这么清楚？预习时查过字典吗？”我高兴地问道。“没有。我刚刚百度了一下。”夏耘的声音低了下去。
不用说，夏耘是用手机上的网。大家看看我，又看看夏耘，大概都以为夏耘少不了要挨一顿批了，没准儿手机也会被我没收，接下来就是请家长。
“以前遇到疑惑我们要查阅工具书，现在除了工具书，强大的互联网几乎无所不能。互联网这个老师要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个老师全面得多。上课查查字典无可厚非，刚才夏耘上网百度就相当于查字典，值得表扬。”同学们惊讶地面面相觑，不相信这话是从我的嘴里说出的。
曾经，我对中学生带手机上学深恶痛绝。学生用手机，不仅玩智能游戏，沉溺其中无心学习，还有的上课时在抽屉里偷着玩，最可气的是考试时上网查答案，或者群发答案……“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觉得学生上学带手机简直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为此，我在家长会上给家长提过要求，对学生的要求就更严格了。只要看到学生玩手机就没收，接着是找家长谈话，还给家长。让我生气的是，有时我刚刚还给家长，第二天学生就又带着来上学了。
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
前几天，放学都半个小时了，儿子还没回家，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我在家里坐卧不宁，既担心又生气，打算等儿子回家后，狠狠地收拾他一顿，谁让他不知道体谅父母！可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只剩下担心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如果儿子带着手机就好了，一个电话，情况就清楚了。那个时候我真是后悔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给儿子配上手机。与其在家里提心吊胆，还不如干脆出门顺着学校方向去找儿子。远远看到儿子正大步流星地往回走，我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原来儿子的一个好朋友下午踢球时扭了脚，儿子送朋友回家耽误了时间。
第二天，我就给儿子买了部手机。我终于理解家长给孩子买手机的心理了。是的，跟孩子的安全比起来，其他都是次要的。
既然“堵”是行不通的，那就改变方式，变“堵”为“疏”吧。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在交流、分享关于苏轼的背景知识时，孙涛提到了“乌台诗案”，但没有同学能真正说清楚。我说那就百度一下吧。大家都兴奋地拿出手机，第一次在上课时光明正大地把手机放到桌面上上网。效果令我很满意，学生自己查阅知识自然比听我讲一遍深刻得多。
自从我的课堂上允许学生把互联网当成工具利用之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大大增强了，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中等及偏下的同学，效果更是明显；还有一个发现让我更高兴，以前上课时有人偷偷玩游戏或者做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现在这种现象比以前少多了。
每个人的身边不会永远有一个可以供自己随时请教的老师，即使有，这个老师也做不到无所不知。教会学生自己学习，遇到问题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吗？与时俱进，变害为利，这种尝试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班的互联网时代真正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