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文
十三经者，我国五千年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精粹的十三部经典著作之总称。
先师黄氏六庵教授（讳寿祺），昔有《群经要略》之作，其书《自序》尝综述诸经之特色云：“余以《尚书》为吾国最古之史，亦吾国各体散文之祖；《诗经》为韵文之渊薮；《春秋》为记事之宝书，此三经于文史关系最钜。”又曰：“近世《礼》学废绝，专业者至稀，而讲《孝经》者亦每失其义。《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学生竟罕能举其篇目。《尔雅》关乎文字训诂，不识字何以读书作文？”又曰：“独《易》道广大精微，见仁见智，无体无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为典要，惟变所适，初学难以极深研几。”这几句话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内容特色，并指出近世学者对经学研究的荒疏与缺陷，其言辞之间，不无激励后人当珍视国学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与罗萤兄赴台湾访学，幸识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清荣先生，与之论及中国经学后继乏人的现状，并提议倘能编撰一套简说十三经要义的普及丛书，必将引发今日青年一代治经的兴趣，且将有益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千秋大业。陈先生闻毕此论，至为赞许，嘱我及早安排编撰事宜。是为《十三经漫谈》之最初编撰缘起。
越二载，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湾大学与台湾易经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机再度赴台，又趁暇与陈清荣先生深入商讨《十三经漫谈》的编写步骤，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实了此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规划。是年回福州后，我即邀马兄重奇教授共同担任主编，并请罗萤、郭丹、徐启庭、翁银陶、徐六符、汤化、陈节、林志强、黄黎星、刘松来、谢金良、杨志贤、巫少鹏、叶全君等诸位同仁分经撰写，历时一载有奇，经过多次研讨商榷，今喜各书已相继完稿待梓，而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将转化为有补于社会教育之学术成果矣。
中国古代之言“经”者，乃典型常久之谓，故“经典”二字常被联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遂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先秦时代，我国有六经之书，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六部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故西汉复兴经学，仅立五经博士。稍后又曾将《论语》、《孝经》增列为学官讲经之典籍。及至唐代，学官所立，于《礼》中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于《春秋》中分《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乃成九经；嗣又增入《论语》、《孝经》、《尔雅》，皆刻石于国子学，于是有十二经之名。有宋一代，程颐、朱熹诸儒出，更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配《论语》、《孟子》而合为一帙，谓之《四书》，则《孟子》亦入“经”矣，此后风行天下之十三经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学者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之后，这十三部经典更进一步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
略考十三经之编次，依前儒成例，分别为：《周易》第一，《尚书》第二，《诗经》第三，《周礼》第四，《仪礼》第五，《礼记》第六，《春秋左传》第七，《春秋公羊传》第八，《春秋穀梁传》第九，《论语》第十，《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孟子》第十三。本丛书的编纂，即以此为序。各书的撰写，力求简明通俗，浅显生动，言之有物，以合“漫谈”之宗旨。然因诸经原有深浅难易的区别，加以撰稿者分析角度的差异、行文风格的不同、学术水准的未臻一致，或许仍存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凡此，则至盼读者及学术界各领域之大雅君子的不吝赐正。至于整套丛书面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以向他们普及中国经学常识的撰述原则，我想各书的作者一定是兢兢业业地认真把握的。
欲治中国学术者，必自群经始。但研治经学绝不可盲目，务必明确入门的途径，掌握正确的治学方向，才能自立于学术界而有所建树。此即宋儒程颐所谓“见得路径”，“立得一个门庭”之意。先师六庵教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演讲《论易学之门庭》时，曾强调指出：
读经须先立得门庭。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伸畅其说，便是凡治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迷罔眩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先师之学源于章氏太炎先生，为章门再传高弟，曾受业于礼学名家吴检斋（承仕）先生、易学大师尚节之（秉和）先生等学界宿儒，其所论析研经之道，允为前辈学者治学的至理名言。今值本丛书完稿之际，谨以先师的教诲奉献给有机会读到本书的朋友们，庶可与他们共勉，也期望本书对年轻读者研读十三经有较多的帮助，更期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学术之光！
公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岁在夏正丙子大暑后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