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秋天，我在汧河边的杨家沟小学读书了。
杨家沟小学设在一个不大的关帝庙里。现在还朦胧地记得刚进学校时看了很久的关帝的塑像，那模样是肃穆、威严但似乎并不可怕的。不算太大的庙宇，有正殿、后殿和偏殿，雕梁画栋，五彩缤纷。同村子里的那些房子和窑洞比起来，这里显然算得上是另一个世界。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壁画，在不大的几面墙上，差不多画着大半部《三国演义》。这是我最早看到的连环画：一幅画接着一幅画，每个画面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画面之间并不用线条作分界，融进画里的山石、城垛、云雾、水波起着间隔上下左右大小不等的画面的作用，整个一面墙壁甚至几面墙壁看上去又是一幅大的彩绘。孔夫子的庙通常是被称作“文庙”的，按理相推，关帝的庙大约就可以叫它“武庙”了。我是在“武庙”里开蒙的，可启蒙的老师却要文弱得多。他叫王发兴，是当时这所学校唯一的一位老师。在由关帝庙的偏殿改成的一间教室里，他教着全校仅有的两个年级的三十多个学生。
应当说，我的启蒙老师的课讲得并不怎么动人，但他在课堂上讲的“太阳和风比本领”的故事还是很好听的。那故事是课文里有的，经老师连说带比画地一讲，儿时懵懵懂懂的心里像是有一道光闪过，这之后再也没法忘记。故事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风和太阳赌输赢，看谁能把一位匆忙赶路的人穿在身上的大衣脱下来。风对太阳说：“你输定了，看我的吧。”于是风用足了气力朝着行人刮过去。结果，那人被风一吹，觉得身上冷，反倒把大衣越裹越紧了。风吹累了，不敢再说大话。这时太阳说：“还是让我试试吧。”它从云层里悄悄露出脸来，笑眯眯地把暖暖的光照在行人身上，不一会儿，走路的人热得出汗了，倒是他自己动手把大衣脱了下来。这故事我一记就是近六十年，我在心里不知复述了多少次，每一次都会回味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也许王老师早已忘掉我这个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总有点怯生生的样子的学生了，可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讲故事时的神情。
后来，杨家沟小学添了一位新老师。新老师像是姓顾，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教我们音乐、图画和体育。从他来了后，这座很有了些年头的关帝庙里，开始出现了口琴的声音。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六一”儿童节快要来的时候，顾老师把我叫到他的住处。他告诉我说，他打算成立一个三十人的歌咏队，到张家崖小学去参加全区小学的歌咏比赛，并选中了我做歌咏队的指挥。我说：“我不会打拍子。”于是他就在靠墙放着的一面大鼓上用粉笔画了正反相背的两个“6”字，让我两只手顺着笔画作练习。练了没多久，我就可以一边哼着歌，一边有节奏地挥动手臂了。第二天，我开始站在歌咏队前学着做指挥。唱的是“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那支歌，还有《团结就是力量》。那一年的歌咏会办得很热闹，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唱歌的场面。比赛的结果是张家崖小学——十多所小学中唯一一所完小（完全小学）——得了第一名，杨家沟小学得了第二。那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高兴，回校后老师奖给我一支铅笔和一本用一角五分（那时叫一千五百元）钱才能买到的练习簿。
（二）
上完二年级，我转学到了张家崖小学。这学校在一座比杨家沟的关帝庙大得多的二郎神庙里。二郎神的塑像早就没有了，我是从残留的壁画上看到他的模样的。大约是更古老的缘故，这个长了三只眼睛的神有着比附近的关帝庙还要大的住所，而当地的人们对他的膜拜一点也不下于对关帝的崇敬。
二郎神庙里的壁画也有我喜欢的，比如那上面骑着五色神牛、样子有点像关帝的黄飞虎，还有那个踩着一对冒火的轮子像一个再也长不大的孩子的哪吒。姜子牙手持杏黄旗、打神鞭指挥若定的神态，广成子祭起翻天印逼退闻太师的场面，都画得栩栩如生；老子在壁画中成了太上老君，那上面讲的不再是“道可道，非恒道”的“隐君子”的道理，而是一个顶级的斗法者“一气化三清”的诡异故事。
在张家崖小学，许多事就像走路时留在地上的脚印，很快就被遮盖或变得模模糊糊，但有些事还是忘不掉。记得是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有一天下午，班主任仝怀金老师拿了一份图书目录到班上来，说是学校的小图书馆那天下午对三年级的学生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借一本书看。仝老师告诉同学们，谁想借什么书，自己从书目中选，选好后由他统一办理借阅手续，借出的书允许看一节课时间，看完后再由老师把书收在一起，还给图书馆。我是第一次借图书馆的书，看着书目中陌生的书名，眼花缭乱，不知该选哪一本。后来，在老师的催促下，我选了一本叫“狡猾的士兵”的书。匆忙中选这本书，可能唯一的理由就是书名有点怪吧。不一会儿，书到了我的手上，我急不可耐地打开就看，连书的作者是谁都没顾得上看一眼。书中的故事很快就吸引了我。
从前，有一个落单了的士兵，走得又渴又饿，就到路边的一个小村里去找吃的东西。他到了一个老太婆的家里，恳求老太婆给他一口饭吃，老太婆很吝啬，推说家中什么吃的都没有。饥肠辘辘的士兵正在无可奈何时，突然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放着一把斧头，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他对老太婆说：“老奶奶，你家中不是有把斧头吗，我可以用斧头来做汤，那汤味道很不错的，想不想尝尝？”老太婆从来没听说过斧头也可以煮汤，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把斧头递给了士兵。士兵把洗干净的斧头放进锅里，加上水就煮了起来。煮了一会儿，士兵用勺舀了一点尝了尝，咂咂嘴说，多好喝的汤啊，可惜没有菜，要是有点菜就更好了。老太婆一听连忙拿来了菜，士兵把菜放进锅里又煮了起来。接着，他又尝了尝，咂咂嘴说，比刚才又好喝了，就是缺点马铃薯，能加点马铃薯，那可就太香了。老太婆听了，二话没说，又把家中的马铃薯拿了来。马铃薯差不多煮熟了，士兵在锅里放了点盐，一尝，忍不住叫起来：老奶奶，你就要喝到最鲜美的汤了！不过，要是再有点奶油，那可就是什么汤也没法比的了。馋得流口水的老太婆赶紧再去拿奶油，她简直就是一路小跑了。……汤终于做好了，士兵请老太婆坐下来一起喝汤，老太婆一边喝，一边没完没了地夸这美味的斧头汤，夸那位竟然会用斧头做汤的士兵。
斧头汤的故事真像一道奇特的汤，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还品不出太深的味道，但它有后味。在往后的许多年里，我还会不时地品尝它，而且，真的是越品越觉得有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张家崖小学的图书馆在那次以后再也没有对学生开放过，而像《狡猾的士兵》这类书，在我小学毕业后，也再没能借到或买到过，更不用说像小时候那样有滋有味地去阅读了。
（三）
1958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离家三十多里的周原中学（原宝鸡市第十八中学）。周原中学是一所典型的农村中学，起先也在一座神庙里，后来才有了四周都是耕地的新校舍。从家到学校，要爬好几道坡，穿过好几个村子，还要经过一条十多里长的荒僻的崖沟。那沟叫老虎沟，传说五代时的名将李存孝曾在这里打过虎。沟并不很深，但很少有人过往。一到秋天，沟两岸连成片的玉米和高粱高高地长起来了，风一吹，常有一种河水暴涨那样的使人心动神摇的声音在沟中回荡，气氛分外瘆人。我在那沟沿的小路上走了三年，有时和一两个伙伴一起走，有时落单了，就边走边吼那学得半生不熟的秦腔戏为自己壮胆。我会唱《二进宫》中的段子，也唱《周仁回府》中的段子，但唱得最多的还是《苟家滩》中王彦章唱的那段戏词——“王彦章打马上北坡，新坟更比旧坟多。新坟里埋的汉光武，旧坟又埋汉萧何。青龙背上埋韩信，五丈原前葬诸葛。人生一世莫空过，纵然一死怕什么……”
初中生活是难熬的，三年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刚到校的那一年，我和我的十多个远路的同学，寄宿在学校附近的一间简陋的土坯房里。那房子原是一个生产队的马厩，我们把那里收拾干净，在地上打起草铺，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宿舍。起先，这所刚办起来的中学还没有学生食堂，学校只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为我们寄宿的学生砌了个烧开水的灶。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离校，星期日下午返校，从家中带来足够一星期吃的面饼和窝头。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这样每天啃窝头，喝开水，做无偿的建校劳动，上那常常安排得很紧的各种课。在初中的三年里，寄宿生的用水都是学生自己轮流从井里打上来的。学校所在的那个村子，井深三十六丈，我们按当地人的做法，用一百多米长的牛皮井绳，在绳两端分别拴一只桶，摇着轱辘一上一下地汲水。十几岁的中学生们，仿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劳累，每天除打好第二天的用水，做完那份建校劳动，上完一天的课外，我们有时还得去掏麻雀窝或下夹子打老鼠，来凑学校规定的“除四害”的数字。每天晚上，寄宿生要到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在用墨水瓶改做的煤油灯下做数理化作业，整理听课笔记，背诵《卖炭翁》、《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当然，“大跃进”的风很快就吹进了学校。“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类“新民歌”，是作为语文课的补充教材进到课堂的，《“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这样的《人民日报》社论是当时规定的政治学习的必读材料。随着粮食亩产“放卫星”的高潮告一段落，那时，人民公社化不久的农村开始了“全民炼钢”活动。学校响应“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的号召，于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停课，组织学生到三十多里外的渭河河滩上淘铁砂。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对一切都是既好奇又充满激情的，况且，这一代中学生向来是相信自上而下的宣传的，我们把“炼钢”同时看作“练人”。俗话说“沙里澄金”，我们虽说是从沙里澄铁，可把这铁看得比金还贵重。看着一星半点的铁砂澄出来，慢慢堆成愈来愈大的黑色的沙丘，我们总会把它同那登在报上、写在墙上的年产钢1080万吨的目标关联在一起，至于这些铁砂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炼出了多少钢，却是我们这些热心而劳累的淘铁者谁也没有想过的。
然而，就在我们这些中学生为了政治考试去收集和记诵那些愈来愈多的写在各种书报上的“大跃进”的业绩时，饥饿带着死神的阴影淹没了人们过于亢奋的热情。像铺天盖地的洪水，它冲决了数字的堤坝，不顾一切地向老人、妇女、儿童和中学生们扑了过来。一场无处逃避的劫难似乎在人们为一个又一个的“卫星”喝彩时就已经注定了，中学生的更大不幸只在于他们正处在人的一生中最需要食物滋养的时刻。
持续的饥饿是一种临界体验，只有一直被饥饿追逐的人才知道人的最大惶恐是什么。1959年后的两三年中，全民族都在挨饿，但我敢说，那些年，最饿的还是常年种粮食的农村人。饥饿使生活变得单调而苍白，周原中学在我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我在学业上依然很勤奋，几年中得过好几张奖状，但那几乎都是饿着肚子从老师手里接过来的。1961年夏天，我从这所此后一再让我记起饥饿的学校毕业了。我考上了虢镇中学。于是，我不再走老虎沟，而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同样走三十里路去我的出生地上高中。
（四）
虢镇中学的校舍是由县城的城隍庙改建而成的，我去上学时，它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校史。在这所聚集了不少很有才华的教师的学校里，我度过了我的学生生涯中最愉快的三年。这里的纪律不像周原中学那样刻板，但秩序并不坏。学校的校长在几年中换了好几任，并不总是喜欢露面的教导主任李渭水先生是这所能够让学生较多地自由思考的学校的真正主持者。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算得上教育家的人。他从不在学生面前发火，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很有逻辑；站在他面前听讲话，心里舒展而宁静。他给我们班代过几节代数课，从讲课看得出他的数学修养和人生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