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入校的高中学生分两个班，我在二班。班主任换得很勤，担任时间最长的是张业秦老师。她大学毕业不久，为我们上政治课。她的课讲得很有条理，普通话说得很动听，满是抽象概念而又近于公式化的“社会发展简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经她一讲，常常会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冒出来。她并不用“阶级”、“阶级斗争”一类术语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也并不总是板着面孔对学生作道德、理想、纪律方面的训话。她从没有刻意引导学生按某个标准程式去模塑自己，但她带着严重的关节炎病跟学生一起唱歌、跳舞、办墙报、参加歌咏比赛，却无意中把一种热爱生活、鄙弃雕饰、忠实于自己心灵的品格示范给了学生。
在学业修养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位数学老师，一位是上代数课的谢子藩老师，一位是教我们立体几何学的强维敏老师。他们把我带到了对数学入迷的境地。我在他们和其他几位数学老师的启迪与指导下，从能够收集到的各种习题集中找难题来做。每解出一道难题，尤其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偏题、怪题，我总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情形就像猜出了一个悬了很久的谜语一样。记得每当星期六下午回家和星期日下午返校时，我常会在上路前记好一道足够难的数学题，然后一边不慌不忙地走那三十多里路，一边在头脑里作假设、绘图、画辅助线。不用动手，凭着内心的那个画来绘去的图象或一层又一层的运算，往往在到家或到校前就能把难题解开，并做好验算。在高中的三年里，我们那个年级先后进行了三次数学竞赛，三次我都得了第一名。人在年轻时，是需要一种人生自豪感的激励的，这对于一个心神忐忑、常伴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的人尤其重要。那曾经强烈地激发过我的兴趣和灵感的数学，虽然我曾打算选择它而它终究没有选择我，但高中时代的数学竞赛的往事，却长久地给了我一种向着更高的人生境界求索的自信，并且，那在以后越来越模糊了的算式和图象，也以一种特殊的理解或感悟的方式，默默地养润了我后来深陷其中的人文思考。
1963年的春天，高中各班都在为学校将要举办的“五一”文艺会演作准备，当时是王根水老师做班主任，他提议我们高二（2）班排演一个自编的节目。班委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后，决定把编写节目的事交给我和王自贤同学去做。自贤是我的好友，我们在周原中学时就是同学了。他写得一手很俊雅的字，其作文更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点，同他一起编节目我当然是很乐意的。可那次实在不巧，不知是他家中有事，还是他突然病了，这件事最后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真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居然用课余时间在一周内编了一出独幕眉户剧。剧名叫“在小队会上”，说的是某个地处河湾的村子遭了涝灾后，另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在会上讨论要不要援助和怎样援助邻村人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要表现的人物内心冲突较大，剧中人在配有唱腔的争辩中述说自己的心曲，展示各自的气质。初稿写好后，我在一天下午把它交给了王老师。王老师一边看，一边不紧不慢地哼着配上去的眉户调。整幕剧看完后，他笑着朝我眨了眨眼，一抬手猛地朝我肩膀上一拍，说了一声“好！”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像听候审判的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五一”时，这出戏搬上了舞台。文娱委员王莉（女扮男装）和高让同学扮演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另有几个同学配戏，而拉板胡、二胡的是学习委员谭全芳和刘定元、司周勤同学，戏演得热热闹闹，大家都很高兴。
像在初中时一样，我很懂得发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饥饿总算过去了，一个乡下的少年对县城中学的食宿条件已经感到非常满意。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什么时候都好。但新的苦恼也在悄悄地酝酿。当我到了十七八岁的年龄时，这苦恼已经影响到我的心灵的安顿。父亲的历史问题历史地成了我的问题。由于血缘的原因，我要对我还不存在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这仿佛已经是注定了的命运。其实，父亲只是做过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也只是做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而且，这一切主要发生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
高考一个多月后，我接到新疆兵团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接着，我便得着一个确凿的消息：在高考前的政审中，父亲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军职被无端地一下子提升了好几级——我是作为一个黄埔出身的旧军官的儿子去新疆上大学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仍然为自己能继续上学而庆幸。早在前一年的初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就已经出现在显眼处的墙壁上了。很快，以“四清”为内容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在高考已经相当看重政审的背景下，像我这种父辈有历史问题的人能被一所大学录取，显然是十分幸运的了。
（五）
还在上小学时，就学会唱《我们新疆好地方》了。到了新疆，感动我的第一首新疆味十足的歌是《送你一束沙枣花》。这歌是在一次规模不大的“迎新晚会”上由高年级同学唱给新生听的，它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我是水利专业69届的学生，刚入校那年水利专业还没有从农学系分出来。记得是入校第一周的周末，农学系水利专业的师生聚会，68届的同学唱了这首歌。那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石河子来安家/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 同学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不敬你香奶茶/不敬你哈密瓜/敬你一杯雪山的水/盛满了知心话/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 同学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曲调的旋律欢快有致，但我还是听得出几分飘忽不定的纡郁的底蕴。那可能是少小离乡者的心绪的流露，唱者、听者最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情思的共鸣。水六八的同学大都能歌善舞，唱《送你一束沙枣花》时，有人打手鼓，有人挥舞萨巴依，全班男女都穿半新不旧的军装，那洋溢其间的异域风情，自始就笼罩在颇见谨约的军旅氛围中，分外能传示一种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品味出来的“兵团”韵度。
正像胡杨和红柳，沙枣是新疆最有特色的树种之一，而它结出的涩中带甜的果实尤其别具一种象征意趣。从北疆到南疆，沙枣树几乎无处不有。《送你一束沙枣花》的歌让我此后分外留意这风沙之乡耐寒耐旱的植物，而每每看到沙枣林，闻到沙枣花那略带醇酒味而不失大雅的野香，又总会勾起我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情境的回味。1969年初夏，我毕业离校，去了南疆开都河畔的一个军垦农场，在又一个常有沙枣树陪伴的地方一待就是九年多。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新疆。从那时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太多的往事都淡漠了，而沙枣树和那首把“年轻人”和“沙枣花”关联起来的歌却一直收藏在我的记忆中。它时时告诉我，我也曾年轻过。
当年的母校，管理体制差不多是半军事化的，学校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院、系、年级配有政委、协理员、助理员，兵团政委张仲翰兼农学院第一政委，副司令员陶晋初兼农学院院长。学校的名称和机构配置隐然告诉人们，来这里上学的人既是学生，却也是一名允诺加入农垦队伍的准军人。
我做了二十年的学生，从发蒙识丁到就读研究生，遇到过一个又一个可亲可敬、笃守师道的老师。每当回忆到他们，伴随着感戴之情，心中总会浮现出年少时问学受教的许多故事。但大学时代为我留下的那份师生情结毕竟有些不同，对师长的惓惓怀念里不免会生出几分忧悒和伤感。
算起来，大学时聆听老师们授课的时间最多不过两年。两年中为水六九班上过课的老师有：黄震寰（画法几何）、王志成（高等数学）、杨树成（高等数学）、阮家谔（理论力学）、王扩疆（有机化学）、凌可丰（俄语）、关致邦（俄语）、申震中（政治）、戴本浩（政治）等。老师们所授课的内容忘记很久了，但他们讲课的神态、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而黄震寰、凌可丰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黄老师，一张清瘦的脸，眼光祥和而有神，1964年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但额头的皱纹和黑白参半的头发已经同人们称他为“老教授”的那个“老”字很配称了。他用一口方言很重的上海普通话讲课，把“夹角”读成gā gē，把“连线”读成lī xī，把“延长”读成yǐ zāng……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来自陕西和四川，起先几乎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就不断在黑板上写，耐心地把那些画法几何术语一字一字写下来。久而久之，师生间有了一种默契，他边说边比画，开始讲得轻松起来，我们也连听带猜，越来越能跟上他的思维和讲解节奏了。其实，一学期的课细细听下来，你就会发现，黄老师不只学养深厚，他的口头表达也是很见逻辑功力和措辞技巧的。他写一手漂亮的长仿宋体字，这对于他，真可以说是字如其人——那字一笔一画写得工整、规范，而从整体上看去，却又透出一种风雅，一点也不呆板。在同学或其他老师面前，他很少逗乐的，但笑起来会像孩子那样无拘无束，真率可爱。
凌老师，一副银边眼镜后面一双大大的眼睛，衣着考究而庄重，流利的普通话里略带点南方的尾音。她看上去无忧无虑，其实仍是那种弱女子型的人。她的俄语说得比她的普通话还要好听些，很有乐感，尤其是常常出现在单词中的弹舌音“P”，她的发音轻松、准确、自如，很有点莫斯科人的风致。记得在第一堂俄语课上，她叫了几个同学读课文，那大约是想摸摸底，但同学们的口语显然让她失望了。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多数人来自农村，只是在上高中后开始学外语，上大学前可以说是将入门而尚未入门的水准。心里有数后，她便分外注意对我们进行发音、朗读和对话的训练。她有足够的耐心，一遍一遍地领读，一句一句地示范，那情形与教中学生没有什么两样。她也许真把大学生当中学生教了，但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已经比中学生难教多了。中学生有高考之虞，这足以督促他们；大学生却不再有升学的压力，他们正在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他们将要从事的专业。
黄震寰、凌可丰老师都不属于那种防范心理很强的人，这在一定意义上正可以说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但在异常情形下，他们受到的伤害往往会比别人更大些。差不多两年后，“文革”发生了，他们各自有了突如其来的麻烦。尽管昭昭日月终究还是还了无辜者清白，可当日遭逢的肤受之诉，曾是怎样的难堪其辱啊！师道是师者的尊严所在，也当为民族之斯文所系，往者或不可谏，来者犹且可追，但愿不可再少的斯文于天下永垂不坠，亦愿天下人为师者常留一份不可再少的敬信之心。
（六）
似乎是一种宿命，大学本科毕业后我一次次离开校园，却又一次次返回校园，并最终委心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的教师生涯。在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从教经历后，我终于渐渐明白：一个人只有做了教师，才可能对他先前的学生时代真正有所自觉，而一个人只有在懂得了学生之所以为学生后，才有可能由晓悟师者之所以为师者而更切近地理解自己当年的师长。
很多年之后，在一次新生开学典礼上我曾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这样致辞：“在孔子说了‘后生可畏’的话后，这条古训一直流传至今。我愿引这条古训警示自己，也愿借这一古训规勉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们：你们只有像康德说的那样，在步入学术殿堂时先期被一种‘神圣的战栗’充塞，然后将这持续的‘战栗’不间断地调整为对于学业的‘庄严的注意’，你们这些‘后生’才有可能让你们的前辈们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感到‘可畏’。”当过后不久我得以从容留心这些话时，心中不禁为之一动——那对近在眼前的诸多后生的殷殷祈望，不也正含蕴了对久在念想的师长们的不尽追忆吗？
古汉语中有一“敩”（xiào，又音xué）字至可玩味，它有“教”、“学”二义，而其指归则在于“觉”。《说文解字》释“敩”：“敩，觉悟也。”“教”而“学”，“学”而“教”，其以“觉”或“觉悟”述说着教育的机缄，喻示着学术的徼妙，也申解着人生的奥赜。师生的缘契或当尽摄于此，人文传承之命脉亦正当系属于此。
黄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