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求甚解’（在说话者体会起来），就是不急于把它提炼为、概括为、总结为什么东西，这样的总结是最容易的，而保存感性的东西最难，这个感性的东西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的大脑是什么呢？好的大脑是野生的、枝叶繁茂的植物，而不是修剪得很规矩，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树木。原生的东西可以自然自动地结晶为某种东西，但不要人为地去加速这个过程。孩子还没有什么生活，你就要求他对生活有见解有看法，是不合理的。如果他背后没有一个生活的世界的支撑，这样的看法是什么东西呢？这样的‘个性’究竟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呢？生命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定要时间到了，它才成熟，不要催生它，因此在阅读中，也要学会和问题相处。一个问题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越长，可能给你的营养越多。有时给予我们营养的东西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所谓‘会意’的一定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可以概括成几条的东西。”
急功近利，何事不然？何处蔑有？例如课题蜂起，而一旦结题，遂多成废纸。
“冯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说一片泛滥无形的水，一个人用一个椭圆形的瓶子去取水，这些水就得到了一个定形。理论就像那椭圆形的瓶子，是可以用它来把握你没法把握的东西，给它一个形状，但你那个东西本身就是那个形状的吗？演说者的四岁的小孩在问过水是什么形状时，自作解答（长就长，圆就圆），最后说：水在水里的形状就是水的形状。这是小孩子自己的观察思考。现在很多书，其实就是那些瓶子，而最后还是‘水在水里的形状’。故曰‘好读书，不求甚解。’中间可能需要某个形状，但到最后还是要把它形状打碎。”（以上记自《语文学习》2006年第9期）
张的意见，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更是对浮躁学风的针砭，非常值得珍视。
孔庆东说：“要知道，语文是一切，覆盖一切，穿透一切。语文所训练的是人对一切文明符号的理解力和创新力。语文学好了，干什么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语文学不好，干什么都愚昧弱智。”
“……离开语文，就如同虎毛离开虎皮，一风吹散，啥价值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以对待整个人生的态度来对待语文，才能学好语文。”
“……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语文很快就学好了，也就是很快就进化为人了。不明白，我再写十万字，你还是个猴子。”（《47楼万岁》）
孔说的几个“一切”，以及“必须以对待整个人生的态度来对待语文”，都明确而在理。
问题在于：一身匠气的教师，如何现身说法？桎梏之下的语文，又怎样还其自由？
语文文体教学，似当有所侧重——
散文——情思流动，意象结想；
小说——情节安排，形象塑造；
杂文——逻辑推演，议论鲜活；
诗歌——意象意境，无理而妙。
应该把人生都看作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醒悟，而不要看作是一种受难、一种命运、一种报应。
如果把“死亡”视为“回家”，则成语“流连忘返”就大可借来解释为何许多人都恐惧死亡，因为有生之留恋。若不再留恋，则无可流连，返回生命的本然就无须害怕，安详处之，何等超然！
只有参透了死生，则对彼岸的悬搁，便意味着对此生的珍重。
公元2007年8月25日，午觉醒来，觉人生之淡定从容，是何等重要、何等金贵。吾妻病脑多年，正在灯下看小说，面容安详，宁静异常。余随翻了孔庆东的《阅读札记》一文，亦顿悟从容才能读书，淡定方容思考，你看他读得那么广、想得那么多，拟作《从容读写》以详说之。
外国人为何理论理念那么多？我以为是“吃饱了撑着”之故也。他们胃袋里消化不了，便移到脑袋里去想，以减少“撑”之难受痛苦。而我们则异之。因为尚未温饱，胃袋还需要充实。只有较少的一些人他们吃饱了，也会在脑袋里胡思乱想以欺人惑己，但也因为“太饱”而必须以脑汁消化之，所以外国人善用（必用）归纳法，只有中国的理论家在未饱的情况下在脑袋中制造理念理论，只好乞灵演绎法以欺世沽名。
金性尧说得好：“对于书卷气的含义，本来用不着解释，也很难说得具体，我的意思是说，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点缘，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酽然之味，而不流于空疏；‘与公瑾交，若饮醇醪’，这也是我所向往的一种文境。只是不要生吞活剥，没头没脑地抄上几句。”（《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7月20日第8版）
书卷气，在过去一段时期，曾多少带着点贬义，有掉书袋之嫌。而今却大感书卷气之不易见，不易得。与旧学结缘，绝不是仅仅与旧学来点沾边带故。“缘”谈何易？把旧学运化在文章说话之中，实在要比称引几句古今之国人和老外，要难能可贵得多。此即所谓“根底”者也。
据某数字统计：“目前我国中小学生有2亿多，每年用的15种课本，共消费纸张55万吨，需砍伐1100多万棵大树。”
还不说那可以造山填海的参考书、练习册。消耗如此巨大的森林资源，究竟造出多少“人材”？！
关于“对话”的几点思考：
对话，意味着摆脱“被动”，不是一味地倾听与接受。对话，表示“我”也有发言权，也是主动的，是可以质问的、挑战的、进攻的。
对话，也不是盲目的、肤浅的。无话以对，或者“对”了，只是平面滑行，缺少有效信息，或信息重复，是将一个意思翻成另一个意思；若是这样，不对更好。
对话，也不是强加，不是主观随意的过度的诠释。对话应是家常絮语，随兴往来。
陈宝国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很好的话：我坚持不刻意去营造机会，但一定要经历。而做演员一定要少年得志，大器晚成。
经历：这是个关键词。“得志”好，“晚成”更值得期待。
谢冕说：“他原来是主张文学要为社会人生负点责任的。现在，我对我的观点要稍作调整，将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没有这个标准，再多的使命感，再多的教育也没有用。文学经典培养的是一代有趣味、有诗意的中国人，而这一切正在慢慢地失去。”
这也是我一向的看法。没有“将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文学，不过是宣传品罢了。我们有好长一段新文学史，几可视为宣传品的编年史。
历史将如此描述：课改风云录→课改烟云录→课改红白喜事录。
用“突飞猛进”状十年课改，十分妥切；以“闻风而动”喻教学势况，谁曰不是？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潜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在现象学者们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寻找人类境况的本质）。”
一切皆新，也一切皆旧。不可守旧厌新，亦不可扬新弃旧。昆德拉强调的是艺术在历史传承中的创造，和在现实创造中的回归。
钱理群一再强调鲁迅所说的“中间物”。我也认为具有较成熟经验的教师，都应该视自己为“中间物”。是在传承与创造中尽自己所应尽且只可能尽的一份义务。他的经验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但又是必要的。
鲁迅在《厦门通信》中说道：“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花或无名小草的……”
这，也正是自己写书的本意。虽然鲁迅的话另有其深意，但以天地之大，读者之众，能让自己的文字占一个小小角落，得到一两个读者一瞥的目光，足矣，幸矣。
胡塞尔有一个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
那么，好公民，则必是大量的相信主义者。
孙绍振的一个提法很好：教和学是一种双向合作，因材施教和“因师受教”，是合作的两个方面。学生只有从自发自主，上升到自觉自主，才能达到“因师受教”的境界。
这最后一句话似乎还可以再斟酌之。“因师受教”是果还是因，抑或是无所谓因和果，而是在双向合作中互动生成？
孙绍振还提出一个“顺文本”的概念，即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只是被动地追随文章思路的潮流，充其量不过是表面上的感性认知，完全脱离了对文本的分析和评价。不是把教学向教师的自觉主体提高，而是向学生自发的水准降低。课程改革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发主体性唤醒，再接着把自发主体提升到自觉主体。
我想，如果相对应而提倡“逆文本”如何？逆，就是提倡主动对文本发问与质疑的逆向思维；而“顺文本”的结果，则是只给学生主体催眠。
我以为“闽派语文”的建设，第一步是必须拿出能够总结、体现闽派大家的教学与研究的成果；第二步是要对这些成果进行理论性的概括与描述，要有长文或系列评价文章；第三步是组织深入研讨和教学实验。
怎么教都可以。要紧的是教什么。把你自己是怎么读的告诉学生，“教”就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了。
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别人读出的东西复述给学生，而不是把自己怎么读出的与学生交流。“对话”之所以未能真正使课堂活跃起来，根原就在这里。
古典诗歌是不宜用翻译的方式进行教学的。一旦翻译，必然走样失真，诗之意象与韵味顿失。
必要时可以用现代汉语解说诗的意思，或疏通其疑难，但不能译。只要能够做到能够意会不产生误解，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只是吟诵，是把那原本是完整丰富的内容和精美新颖的形式，熟练地保存在记忆中和沉吟于口头上。（听课有感）
余华说，他当年在镇上卫生院当牙医，空闲时会站在窗口，呆呆地看大街，看上一两个小时。有一天，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悲凉，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
这种感觉和自己在1960年9月的一天被通知到福州一中报到，撂下行李那一刻的心情十分相似。但余华是看上一两小时，是在看了又看后的某一天才突然涌上悲凉，而我却是在刹那间顿悟。既同又不同，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说自己的书，纯粹是私人的书写，而不是撰述，不是写作，是写而不作。这还不仅仅是表明我对自己“写”的评价，更是我对自己思想的评价，是对自己的经验作客观审视的一贯立场。
例如对语文知识的过分否定，是自己曾经的思想方法之片面性造成的。该否定的应是非知识的知识而非知识本体。一门课程的知识若是经过学理审查，是合理合适的，岂容否定？更何况是过分否定？
听某教师教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觉得“独立寒秋”之“独立”二字似有可说。
此句非据实抒写，与下阕“携来百侣曾游”不同。诗人独自伫立江边洲头，四望秋色入眼底，看到霜天万类，各竞自由，不禁怅然追问，大地谁为主宰。一个“独”字，让人想见独对苍茫，心忧天下的青年革命家的恢阔胸怀和昂然身影。故“独立寒秋”与怅问寥廓恰是相互照应。很自然地会使人想起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名句。（这一感觉，已整合成完整解读，写进《如是我读》）
从一张学校学术委员会工作设想的讨论稿上，抄得当日李迅校长的几点意见（原无列点，今略整之）：
⒈教师光有业务能力、教学水平，只是老课程的要求；要有思想，才是新课改的要求。
⒉要多走多看，多读多想。读书与学科思想方法的领会掌握很重要。学科间的交互促进要引起重视。
⒊学术委员会要结合教学点评教师。从三四十岁公认为有水平有能力的教师中，有层次地发现与培养教学骨干。
⒋一中教师出去出名的机会多，但是否真正出格？不要以牺牲自己的学术水平为代价去赚钱。
这是一位头脑清醒、视野开阔、不随流俗的校长的主张！
汪曾祺说：“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闻一多先生上课》）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是：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现今的大学教授，还有这样的欣赏与鉴别的标准乎？大学还允许这样的标准存在乎？
关键不在“标准”，在于个人是否有独立与自由的空间；有，则标准自立矣。
读《论语·学而》，忽然有悟，仿而言曰：
“教而时学之，不亦悦乎？有生自读书问，不亦乐乎？己不知，而不装，不亦良师乎？”
当今课堂流行或提倡一种师生、生生对话的“现场感”，教师因此有太多与过多的提示，鼓动，激励，穿插，营造气氛，彰显生动的种种非必要的言说，实在是十分多余，而竟未经觉察，反得到慕扬，就是很优秀的教师亦未能免俗。悲乎！
语文课的“背诵”，现在几乎完全等同于记忆和默写，都只是“背”的实践，而全然忽视了“诵”。
背诵者，是背对着书本，不看书而能流利诵之，仍然是必须以诵读为基本要求也。
从我有记忆开始，背诵都是记忆力的测验，都以“熟”为标准。有一泻千里之势背下来的，则称赏有加；有水壶里倒饺子的，便叱责为不肯用功；而鲜有以是否流利烂熟之标准去衡量。如此教学行为宜加检省。
语文教师的“后光”，不应该只是语文专业知识的光，而是道德学问之光，故能成就人格，引导人生。
余尝谓语文是人文十足的工具。人文十足的工具毕竟还是工具，而不会灵魂出窍变成纯粹的人文，正如经历和资产丰富的企业家，毕竟还是个企业家，不会变成单纯的经历与资产一样。
然而如今的语文课，却常见到“灵魂出窍”的鬼现象，而且颇受青睐与好评，见鬼不鬼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