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王国维难得，是以梁启超作参照。梁启超可谓王国维成长道路上必须跨越的一座大山，即使离开《时务报》，转向教育领域寻求革新，梁启超仍是这一领域的先行革新者。早在1896年，因主笔《时务报》爆得大名的梁启超便开始大举涉足教育领域，并迅速成为教育改革的舆论领袖。他甚至想左右官方的教育改革走向，因此给当时官方教育改革领袖张之洞写信，此即著名的《上南皮张尚书书》。梁启超的确是意气风发，他完全不管张之洞作为“朝廷”教育改革领袖看了之后有何感想，不仅表扬其师康有为是西学、中学造诣最深之人，还直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
梁启超希望张之洞能明白：
启超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经，以古希腊、罗马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164]
所谓“西国学校”中的“政治学院”制度“于中国最可行”“最有用”，以及关于西方“政治学院”之课程结构的一段阐发，显然都是缺乏充分事实研究的即兴演说，只是为了引出梁启超自己的教育改革观点：“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倡天下。”为此，他还举例说，日本之所以能强大，就是因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165]。这一段同样没有事实依据，而只是因为梁启超自己最看重“政治学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又迅速推出一套“新民”教育学话语，其宗旨仍是政治改革（对此，前文已做过描述）。面对梁启超影响甚大的教育言论，王国维该如何寻求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1898年曾向杭州太守林迪臣求助办一师范学校，而在1897年，梁启超也曾给林迪臣去信，内容又是提醒林迪臣注意：“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166]言外之意，“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167]林迪臣看了信后有何反应，这里不得而知，但梁启超固执己见且强人就己，却让他爆得大名之后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孤立，连本来器重他的张之洞都不得不采取遏制行动，梁启超及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即因政府中无人支持而一败涂地。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仍不明白，其实并不只是慈禧及所谓“守旧派”在扼杀他们的“维新”计划，而是他们的固执、傲慢与野心把赞成改革的政界、学界要人也几乎都得罪光了。[168]
现代中国教育改革也因为不断出现各种相互冲突的“群体”而总是被“你死我活”的派系政治争斗和人事纠纷打断。而王国维的难得之处正集中体现为：虽然他转向教育领域寻求革新，未能超越梁启超的活动领域，但22岁的他却能突破梁启超的激进“政治学院”范式，致力于以扎实的现代学术文化实践，来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教育。那么，王国维最初是以什么样的现代学术文化实践来展开其教育转向的呢？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王国维的“教育学”实践。如前所述，1898年6月王国维便想另外创办师范学校。之后在老家养病期间，王国维又给汪康年去信，说今后自己只想在教育领域做点事，所谓“维谓就教育一事，其他皆后着”。[169]然而汪康年并不会把王国维的教育转向视为值得赞助的事，王国维所能依赖的只有罗振玉。而即使是尽力帮他的罗振玉（解决他食宿、工作，后又安排他去日本短期留学等）也无法为他提供创办师范学堂的平台。直到1901年5月，罗振玉办出中国第一份教育期刊，王国维才得到一方平台，从而有机会在“教育学”领域展开一番革新实践。
这份期刊便是《教育世界》，它的创立得益于罗振玉的一番努力。汪康年当初联合康、梁在创办《时务报》时，曾动员罗振玉加入。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日以瓜分之说激厉人心”，罗振玉表示“留心时事者不可不读”，但私下却觉得“当时号称志士者率浮华少实，异日为祸为福，未可逆知”，因此罗振玉“黯然独立，不轻与竞逐”。罗振玉认为“农为邦本”，由此理念出发，罗振玉决定发展现代“农学”教育，以救国难。[170]此后数年，罗振玉为发展“农学”付出了一系列努力，包括组建“农学社”、编《农学报》传播现代农学、办东文学社培养日语及英语翻译人才。这些“农学”教育努力及其务实精神陆续赢得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总督的重视，罗振玉也因此于1900年秋突然收到张之洞电报，要其立即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张之洞来电，是让罗振玉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及农校监督。王国维随之被罗振玉招来农校任职。第二年，农校诸事“甚简”，罗振玉及王国维皆“多瑕”，于是“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办成《教育世界》。[171]这份教育专业期刊一直延续到1908年1月。关于罗振玉与《教育世界》，教育学及史学界已从“学制改革”和教育学发展史等角度做过不少探讨，[172]相对忽视的乃是王国维在办理《教育世界》期间的“教育学”表现，[173]只看到资深教育学者瞿葆奎曾呼吁学界莫忘王国维在中国教育学史上的“两个第一”地位。[174]依靠《教育世界》提供的平台，王国维的确成了“教育学”的开拓者，不过这里更看重的还不是王国维在教育学史上的地位，而是他具体有些什么样的“教育学”实践。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王国维最初并不能按照自家兴趣来建构“教育学”，而只能顺着罗振玉的设计及满足张之洞与当时官方教育制度改革的需要。到1904年，《教育世界》共出68期，一直只设“文编”和“译篇”两个专栏。前者篇幅本来就少，包括岑春煊、端方等地方总督的“奏折”，夏偕复等教育行政要人的教育论说，再有就是罗振玉的教育考察报告与教育改革论说。王国维的“教育学”表现空间主要是在“译文”部分，内容是翻译、介绍日本、欧美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学”理论。[175]
即使翻译算不上真正独立的教育学研究，也不应忽视其学术意义。和当时梁启超四处宣扬西方教育最看重“政治学院”相比，王国维的翻译实践无疑能为认识西方教育制度的实像，乃至发展“比较教育学”[176]提供诸多一手文献，而且在翻译过程中，王国维对于“西方教育学”的认识也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水平——至少和19世纪中后期及20世纪初期美国主流教育学界的判断一样，[177]王国维也认为，学术水平最高的教育学乃是“德国教育学”。当然，无论学术意义有多可观，翻译时顺便做点发挥，或创立“比较教育学”，其实都不是王国维期望的“教育学”实践。
从1904年2月（第69期）实际担任主编起，王国维对《教育世界》做了改造，他终于可以公布自己期望的“教育学”实践。在《本报改章广告》中，王国维明确表示：“若夫浅薄之政论，一家之私言，与一切无关教育者概弗录”。[178]如此刻意措辞，不知是否是在向当时也来《教育世界》议论教育改革的梁启超发起挑战，但王国维之后确实拿出了不一样的“教育学”实践，它既不是“译篇”里的日本、西方教育制度与教育学说的介绍，也不是罗振玉“农学”框架下的教育学说或以日本教育为模版的教育改革“私议”，而是依靠自己的德国哲学基础建构起来的一种与当时教育改革毫无直接关联的另类“教育学”。
由此也引出了王国维转向教育领域后的第二类现代学术文化实践，即在德国哲学启发下形成的一系列“哲学”实践。1899年秋，王国维还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时，便喜欢上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到1904年实际接手主编《教育世界》时，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当时的王国维不过二十六七岁，仍十分年轻，但他对自身哲学功底非常自信。就任主编后，他立即在《教育世界》新辟“肖像”、“论说”、“学理”等栏目。虽然“人微言轻”的王国维拉不到多少作者，可能依靠的只有“本社”寥寥几位“社员”，但这一格局调整也能把学术创造注入《教育世界》，使之不再只是翻译他国材料，或发布官家呈文。
所登第一幅“肖像”便是王国维本人，所附介绍词则是“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179]可见王国维甚至认为，自身哲学功底足以使他在整个教育界都称得上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很清楚，张之洞、梁启超等朝野教育改革领袖均不需要“哲学”，他们不仅不看重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教育，反而认为“哲学”思想毫无用处。这意味着，选择哲学将会使王国维的个人处境变得更加孤独，然而王国维仍执意要在教育界建起一座“哲学”文化高楼。
不仅如此，他还迎难而上，试图让教育改革的主导人物理解其“哲学”文化认同。实际担任主编之前（1903年7月），王国维便在《教育世界》发文，认为张之洞主持学制改革时把“哲学”砍掉实在是个错误（《教育世界》是在张之洞的赞助下才得以创办，但张仍被批判）。在王国维看来，张之洞及其附和者之所以容易将“哲学”视为“有害之学”、“无益之学”，都是因为“不知哲学之性质”。王国维的立场非常坚定：他“非欲使人人成为哲学家，……但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180]
担任主编后（1904年2月），王国维又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其中，王国维不仅将孔子的核心教育精神界定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而且希望教育界能够超越各类世俗功利观念，从“哲学”层面思考教育问题，使教育改革不再局限于追求政治功利目标，而是积极应对比政治变革更为“根本”的国人“审美趣味”缺失问题：
“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181]
王国维推崇“哲学”，热诚希望教育界多一些“哲学”的“审美趣味”，还把孔子描述成中国“审美教育”的原典，这些学术表达——相比于翻译别国教育制度与教育学说——才真正是王国维期望的“教育学”实践，即创造一种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显然也可以称为“哲学”，一种以“审美教育”为宗旨的“哲学”。但说它是教育学也好，哲学也好，它都是当时教育界所没有的新文化。而王国维之所以能有此文化贡献，正是因为他深刻理解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
按王国维的理解，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皆是纯粹的哲学家，其哲学不含任何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认识、安顿人的理性、情感与意志，进而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至于康德、叔本华各自的哲学大义，王国维的理解同样深刻。他认为康德使叔本华明白了，“吾人所知之物，决非物之自身，……吾人之观念而已”，所以叔本华提出“世界者，吾人之观念也。”但叔本华又能超越康德，使哲学不再被康德预设的“概念”束缚，重新回到“我之自身”，即“我”的“直观”、“经验”与“意志”。[182]
今天来看王国维1903年以来逐渐成形的上述德国哲学理解，我们或许会觉得这都是常识，不至于有多出彩，但蔡元培1923年的一番梳理很值得参考。蔡先生从严复开始考察“中国人”接触西方哲学的历史，然后指出，在“德国哲学”这一块，“介绍”者是“海宁王国维”，并认为王国维的介绍“很能扼要”，同时“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人所能及”。[183]蔡先生的评论可谓公允，只可惜来得太迟。王国维醉心于康德尤其是叔本华哲学的那几年里，几乎未得到任何来自外界的理解，甚至“本社”其他寥寥几位同人也未响应，只看到他一个人不断在《教育世界》撰文，展示他对哲学非“同人所能及”的领悟。
他还于1905年批评严复虽有译介之功，但其哲学“兴味”却“不存于纯粹哲学”，“所以不能感动吾国的思想界”；至于“蒙西洋学说”的康有为，则把“学问上之事业”和“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其后跟上的各“杂志”创办者“本不知学问为何物，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184]这些评论已显得悲愤不已，因为对教育界影响大的恰恰是严复、康有为等人制造的“哲学”。接着，王国维再次抗议张之洞将“哲学”从课程表中清除出去。[185]抗议之余，王国维还尝试用康德等人的哲学框架来梳理中国传统思想，看看中国过去到底有何“哲学”，[186]但这些后续努力同样是多年以后才有人理解——即使后人认可再多，也不能改变王国维当时的孤独与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