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毛子水这位“五四运动”时期活跃的“新青年”学子在提及早已被视为“国学界之泰斗”的章太炎时也认为：“章君虽然有许多地方不免有些‘好古’的毛病，却是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143]那时，毛子水、傅斯年、顾颉刚以及他们的老师胡适正在发起新一轮的“整理国故”运动，他们均非出自章太炎门下，但他们作为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新一代核心文化革新力量，也是在章太炎的“国学”框架上开展自己的中国学术文化再造行动。这更可以表明章太炎及其《国故论衡》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兴起及中国文化认同重建过程中的先锋与典范作用。
事实上，等到“五四新青年”作为文化革新主力在教育界发起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运动时，章太炎仍在以民间讲学的方式继续其“国学”重建事业。与当时梁启超虽在教育界四处活动其实是为了组建“新党”不同，章太炎依然是为了以“实事求是”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创造中国“经学”、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学”等现代中国文化。[144]只是其中所蕴含的“新识”已不能满足“五四新青年”的“思想”需要，章太炎的“国学”教导不得不淡出后者主导的文化革新进程。章太炎本人也因为一直不信任现代学校教育体制，而把本可驻足的教育舞台（尤其是北大），让给了胡适及其追随者构成的新一代文化革新主力。直到1932年（去世前四年），章太炎才肯北上，在北大、北师大等官方教育机构连连讲学，进而又引发其最后几年更奋力的民间讲学，以纠正主流教育界的“风气不正”，使文化革新“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145]
2.“感情苦多”的边缘青年学者及其教育与文学转向
回顾康有为以来的文化革新行动，可以看出，自康有为起，文化革新者就陷入了难以化解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不激进便无以取得大成就，产生大影响；另一方面产生大影响，成为备受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后，又难以静下心来从事文化革新。为了成就大业，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选择发动了在“保守派”、“洋务派”看来十分激进的政治“改良”运动。章太炎离开诂经精舍后，最初曾追随康、梁，但后来转向酝酿更激进的政治“革命”运动，他们的文化革新努力也因此总是被激进政治支配。康、梁直到晚年也未放弃以政治为本业，章太炎则始终不忘其作为清代学术传人必然要担负的学术文化再造使命，并确实为即将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化革新中心舞台的后辈学子创造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树立典范。
胡适及其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于“五四时期”成为中国教育界文化革新主力的后辈学子大多出生于1890年间。鲁迅、钱玄同等章太炎弟子中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力的则多出生于1880年间。与他们相比，1877年出生的王国维显得有些尴尬：夹在章太炎、梁启超和鲁迅、胡适这两代文化革新力量之间，两头都难融入，或者两头都看不上。而自视甚高的王国维也的确闯出了自己的一条文化革新之路，甚至成为与章太炎、梁启超同样重要的另一位现代中国文化开拓者。那么，王国维又是受驱于什么样的文化变革之志呢？他怎么可能突破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主导的激进政治改革格局，开拓一种另类但同样具有现代意义（甚至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化革新与文化认同重建进路？
1897年，当梁启超、严复、黄遵宪、汪康年等各路改革派纷纷办学、办报以宣传“变法”时，王国维才20岁，尚在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又一次遭遇落第。这一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直言列强瓜分近在咫尺，若不变法必将亡国。王国维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册”，从此“非常关心时事，倾向新学”。和当初章太炎的情形一样，“关心时事、倾向新学”的王国维也选择了去“改良派”那里寻求新路。第二年2月，22岁的王国维在同学许家惺的帮助下来到上海，在汪康年主办，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主笔的《时务报》社担任书记。[146]不久，康、梁终于赢得光绪帝的支持，开始实施“维新改革”。
可以说，王国维一开始其实也有强烈的政治改革意志。只不过，相比于康、梁等先锋人物早就能以办学、办报、上书等惹眼方式释放政治改革意志，王国维作为一名边缘青年学子，无论其有多么强烈的政治改革意志，都只能将它落实为一般意义的“关心时事，倾向新学”，而且这些一般意义的行动还得要有前辈改革先锋提携才可能做出来。来上海之前，他曾想在家乡海宁办一师范学堂，以成“莫大之功德”，所请说之人也“颇以为然”，但却“未肯竭力设法”。[147]可见，对于放弃科举、试图成就“大功德”的边缘青年王国维而言，前辈是否提携很重要。
来上海后，他所接触到的前辈人物便是汪康年。1860年出生的汪康年比王国维大十七岁，与康有为同辈。虽然其新、旧学术造诣在当时都算不上一流，但却拥有相当雄厚的政治背景。早在1890年他便在张之洞手下担任幕僚，得以在全国官员士人中拓展关系。六年后，他来到上海，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对于汪康年，张之洞曾认为他“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148]前半句或许有欠公允，后半句倒是如实点出了汪康年的过人之处。交际办事能力极高的汪康年可以在张之洞集团和康、梁“改良派”之间来往穿梭自如，尽管关系复杂，压力不断，却仍能嫁接各方势力，把《时务报》办成声势浩大的“变法”宣传阵地。对此，见势不妙的张之洞也只能公开批评，暗中拉拢，却无法完全操纵汪康年的“变法”意志与行动。[149]
到王国维加入时，《时务报》已成为“戊戌变法期间最重要的刊物”。[150]如果王国维能被汪康年看中，便极有可能跻身当时激进变革运动的前沿地带。而王国维也大有机会接近汪康年，因为除了承担“书记兼校对”等工作外，王国维还要替汪康年“写信、作文、翻译”。然而本来就与汪康年无甚关系的王国维如何能赢得汪康年的重视？
来报社一个月后，王国维想去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位于《时务报》报社隔壁）学习“新学”，于是向顶头上司汪康年提出申请。后者虽然同意了，却不提供任何支持。王国维非得忙完报社繁重事务，才能赶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课后又无时间自习，以至学业很难有进步。[151]
他写信给同学许家惺，诉苦之余，还“指斥馆方蓄意给他刁难”。情况是否如此，这里不得而知。不过，王国维倒是赢得了东文学社创办人罗振玉的极力欣赏。后者派人到汪康年那说情，要报社安排一更有利于王国维学习的职位（翻译日文报纸文电供《时务报》采用）。汪康年依旧只是口头答应，之后不仅没有兑现，反而给王国维多加派了“校书”任务，而且薪水不变。[152]罗振玉出面也无济于事，这更说明王国维实在难以赢得汪康年的重视与支持。
如张之洞所提醒的那样，汪康年是个“讲经济”的活动家。王国维向往“新学”对汪康年而言没有何显著“经济”利益。王国维提出申请时，汪康年正和另一主办人黄遵宪以及“爆得大名”的主笔梁启超为争夺《时务报》的控制权而忙得不可开交。而汪康年一向认为“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153]这场“内讧”背后还有康有为以及张之洞、陈宝箴等地方大员在发挥牵引作用，籍籍无名的边缘青年王国维怎么可能成为汪康年的“座上宾”。另一位“主笔”章太炎倒是汪康年器重之人，但也无法阻止梁启超改变报社初衷，频繁宣传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气得章太炎只能大骂其为“病狂语”。[154]“为康党所闻”后，“康党”前来与章太炎“斗辩”，“至挥拳”。[155]
章太炎与康、梁一系“挥拳”相斗发生于1897年4月。之后，性格刚烈的章太炎便“愤而离开《时务报》，另在杭州编辑《经世报》”。[156]
1898年2月王国维加入《时务报》时，几派之间的“内讧”比章太炎辞职时还要厉害。入社不久王国维曾有机会“谒见康有为”，[157]但无论康有为一系，还是汪康年一系，王国维都无缘成为其中重要人物。而他又不像章太炎能以激烈方式表达不满与冷遇，然后一走了之。晚到且经济贫乏、又无背景关系的王国维只能暗自忍受来自报社的一切，吃力地往返于报社与东文学社之间，向理解帮助他的自身处境也很难的同学许家惺倾诉失意与痛苦。
寂寞支撑了5个月后，即1898年7月，王国维因为严重“脚疾”无法正常工作和求学，只得回到家乡海宁修养。之前，他再次写信给许家惺，其中说道：
数月以来，馆中之事，事变百出，此事甚长，非将来面谈不能罄。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壘奇特之才，而于学术异同之际意见极深，稍有不合，即成水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私见之难泯，盖如此也。
……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158]
入社之初，“政府”犹如列强“宰割”的“圈牢羊豕”便让“关心时事”的王国维悲愤不已，[159]几个月下来，又亲身看到，整日叫嚣“变法”救世的“近世士大夫”自身“民质”都“未进”，都是从“私见”出发，以至水火不容，这更是让王国维感到绝望，所谓“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但看到朝廷有变法征兆，他又升起“振厉之意”。[160]
不仅如此，无缘跻身政治变革中心地带的王国维甚至还在另外开辟途径。这一途径便是“教育”。前文便已提过，王国维来上海前，曾想在家乡海宁创办师范学校，只是所托之人并未出力。《时务报》工作期间，他仍未放弃。为此，他还曾托汪康年给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即杭州太守林迪臣带去求助信，希望这位曾创办求是书院的地方高官能帮他在家乡创办师范学堂。不知林迪臣看了求助信后有何反应，但直到即将离开报社，王国维也未收到回复，让王国维直叹此事“谅不能成”。[161]这可以说是王国维“乡试”不成后最初的“教育转向”，只不过它始终只是个想法，实际王国维未能拿出多少实在的“教育转向”行动。
回家治病的几个月里，“长女殇”、“戊戌变法”突然夭折、“六君子被斩”等事件的发生，让本就寂寞失意的王国维更感悲苦。等到12月脚疾治愈重回上海时，《时务报》已解散，王国维再度面临身心不安的窘境。多亏罗振玉及时伸出援手，王国维才得以在东文学社安下身来，继续追求“新学”。其时，梁启超已远走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以延续其政治事业。章太炎则转赴台湾，并在那里寻找政治变革新路。留在大陆的汪康年也未改变政治变革之志，更加活跃地与各派势力保持密切交往，他“甚至将目光投向民间的秘密社会”，试图组建新的“相爱”的政治群体来解决时局问题。[162]
走投无路的王国维只能接受罗振玉的帮助，委身于东文学社。相比于声势不断高涨的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王国维的这一处境使其显得更加边缘化，但王国维也因此摆脱了《时务报》以来的激进政治变革运动影响以及为争夺变革领导权而爆发的复杂人事纠纷，从而可以相对安静地追求“新学”。这一点对王国维的个人成长来说十分重要，对重建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认同而言，同样值得重视。因为当章太炎、梁启超、汪康年等清末最杰出的人才在世纪转折之际仍号召教育界把激进政治改革作为首要关注时，王国维离开《时务报》之后的选择却将会为长期被激进政治文化支配的中国教育改革贡献一份不同凡响的学术文化努力，虽然边缘处境决定了他的学术文化创造不可能抑制激进政治文化在教育界的强大影响，更不可能使学术文化创造成为教育界主流的文化认同重建方式。
直至蔡元培及胡适等新一代文化革新力量出场主持教育界，学术文化创造才取代政治文化实践，成为教育界主流的文化认同重建方式。不过，王国维正是这一重要文化转向的先驱行动者。问题就在于，王国维离开《时务报》的激进政治文化实践之后，究竟为教育界贡献了什么样的学术文化创造，他如何解决“中学”被认为“无用”之后的文化认同危机？当然，本文还在这里如此发问，只是为了重申本书核心议题。实际上，22岁的王国维离开《时务报》时，自身尚无任何“新学”文化基础来应对当时的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重建问题。即使之后他开始研读康德哲学，也是“苦其不可解”，[163]自然谈不上能为中国教育贡献什么现代文化。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王国维通过潜心攻读“新学”，解决了自身的现代学术文化基础欠缺问题，他的教育转向也因此由当初仅仅是个想法，变成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文化实践——他没能成为海宁师范学校的创办者，但却成了当时教育界难得的一位真正以学术文化再造为本的现代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