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同文馆建立以来的现代中国教育史至“辛亥革命”时期又将翻开新的一页。所谓新一页，并不是说“辛亥革命”前各类旨趣不同、对中国教育影响也不一的文化革新力量都不存在了，而是指中国教育将迎来新一代文化革新力量。在新一页里，张之洞、俞樾等传统“中学”文化的捍卫者均已过世，但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积累多年的势力仍健在，仍能发挥文化作用。不过，中国教育会出现何种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实践，以及什么样的革新实践将成为新时期教育界重建文化认同的主流方式，显然将主要由新起一代决定。新起一代的表现因此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传统体制崩溃、人心更为离乱的历史境遇中，新起一代能拿出什么样的文化再造表现，对几无现代文化可言、同时传统“中学”认同又已丧失的中国教育来说，意义更是重大。
新起一代意识到了自身的文化革新责任。尽管他们会因为文化经历、思想性格上存在差异而呈现出明显分流，彼此之间的文化乃至势力较量也很激烈，但在革新志向上，新起一代还是自觉达成了某种与以往不同的一致性：相比前辈主流革新人物常常将激进政治变革视为本业，在新起一代中，无论中心人物，还是边缘人物，都可以找到以学术文化与教育作为本业的杰出代表。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发起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重建中国文化，也许是章太炎、梁启超那辈人就已提出的理想，[253]但新起一代才真正是自觉以“文艺复兴”为本业的一代。本章即以胡适、钱穆为中心，考察“文艺复兴”一代的学术文化与课程革新实践，揭示在时局更为离乱的历史进程中，新起一代又发起了哪些文化重建与课程改革运动，其文化重建与课程改革行动又试图使中国教育转向什么样的现代文化。
1.现代学术职业主义的兴起与学科课程体制的建立
鉴于是以“文艺复兴”来描绘新起一代的努力，就得从191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讲起。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其历史意义却十分重要——对几无现代文化可言、同时传统“中学”认同又已丧失的中国教育而言。这一年元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康白情等北京大学学生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办成北大历史上第一份学生期刊。期刊的名字是由徐彦之刻意选定，叫“The Renaissance”，在外语系就读的罗家伦斟酌之后，将它翻译为“新潮”。[254]
罗家伦做过一番考证，他了解到“Ronaissanco是欧洲十五世纪一个时代。其时正当黑暗时代之后。教权盛行，人民没有思想自由的余地。……有一班希腊学者从Byzantiue逃到意大利小城里来讲希腊自由思想的学问”，最初历史学家将十五世纪的这一自由学术运动称作“The Revival of Learning”，“中国人就从‘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字面上，将他译作‘文艺复兴’。罗家伦觉得，英文叫法与中文译词都‘不很妥当’，认为英文还是称作Renaissance好，中文译词则是‘新潮’好，因为这两个词都很能凸显十五世纪的那班学者所讲的学问思想并不是同从前希腊的学问思想一个样子，而是用希腊的学问思想做门径，从最新的方面走”。[255]
傅斯年是这群北大学子的领袖，他以及“新潮社”同学所憧憬的事业也是“从最新的方面走”，他们想像欧洲十五世纪的一班学者一样，在中国造成一场“学问思想”革新运动。但本章仍习惯性地称他们为“文艺复兴”一代，则是因为“新潮”一词有些过于笼统，显不出到底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从事革新实验。他们的“顾问”胡适也喜欢用“文艺复兴”来界定他自己和傅斯年等人的文化转向与文化革新事业。言外之意，这里没将他们称为“新潮”一代，是因为他们本意是要在文化教育领域成就一番新事业，重振早已凋敝的中国文化，并使之跻身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而不是将政治变革或其他变革作为目的。
尽管五个月后，傅斯年及“新潮社”同学因为“巴黎和约”的强烈刺激走到了大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仅是一时高涨的政治激情，随后他们又自觉回到了文化领域。在《新潮》发刊词中，傅斯年说得甚为清楚，他们很想十年之后，“今日之大学”能成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虽然当时他们“学业浅陋”，但至少可以努力做两件事：“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为此，又必须先让“国人”思考以下“四事”：
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思潮界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欲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256]
再回看一下1902年2月，梁启超独立门户创办《新民丛报》时，向教育界推介了什么样的“第一责任”。对此，前一章已做过描述，梁启超推出了一套“新民”政治教育学，首要目的是动员教育界理解、支持其政治改革大业。即使梁启超提倡新小说、新史学等“新学术”，亦是为了“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然后有新国”。[257]二十年后，梁启超才反劝自己“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专精于一两点，则于将来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258]而正如前一章所述，梁启超到最后也未能脱离政治，在自己开辟的诸多学术领域“专精一两点”。当然，这里不是要厚此薄彼，若没有梁氏一番政治教育学动员，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或许就会少掉一股重要动力。这里的对比只是为了表明，到傅斯年及其老师胡适一代登台时，建构现代文化开始成为教育界的首要变革议题。
此即本章所谓“现代学术职业主义”在教育界的兴起，其基本内涵正是指从傅斯年、胡适这一代人（1890年代出生）开始，出现许多以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为本业的革新团体，而不再像梁启超、章太炎那样将政治作为本业。以傅斯年为例，虽然他在快毕业时，突然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事后他便立即转向事前就已确立的学术教育理想，并代表“新潮社”对外宣称：“就我们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259]之后，他便前往欧洲，学习“世界文化之流”。抵达欧洲后，他还不忘叮嘱“新潮社”二十几位同仁恪守以下几点：“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260]
那时傅斯年23岁。大约四年前，即1915年7月29日，一位年仅17岁、名叫叶企孙的清华学子在上海家中接到同学刘树慵的来信，内容是讨论在清华同级学子中发起成立“科学社”。两天后，叶企孙回信说道：
沪上酷热之后，继以风灾，房屋船货损伤甚钜，环观邻省，如两广、如湘赣，屡有水患，岂天祸华夏、而使民生日困；抑国政不纲、而致阴阳乖谬。实则二说皆非也。水患濒仍，由于森林不讲，疏通乏术。森林不讲，则河岸不固，而水道易迁；疏通乏术，则治水适以增水势。然欲讲求森林、疏通二端，非资科学不为功。[261]
不要说“天祸”一类的传统教条，连近人所谓“国政”都不如“科学”重要，正是这一想法让叶企孙、刘树慵商定，凡入社清华学子都必须同意并自觉遵守以下六条“训言”，分别为：“1.不谈宗教；2.不谈政治；3.宗旨忌远；4.议论忌高；5.切实求学；6.切实做事”。至于“本会研究之范围”则包括“1.算学；2.物理；3.化学；4.生理；5.生物学；6.地文；7.应用工业；8.科学史。”[262]
八年后，叶企孙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如何在清华发展现代科学，以及他在物理、天文、应用光学等领域作出的“大师”级科学教育贡献与人才培养成绩（“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多是其弟子），[263]都不是本书主题。这里提及他早期的一些活动，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从叶企孙、傅斯年及胡适等18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登台起，中国教育界兴起了非常明显的“现代学术职业主义”转向。尽管各种激进的政治社会变革诉求依旧猛烈，并且势力还在加强，但在乱局中，这一显著的现代学术意志也在壮大，中国教育界即因此可以收获诸多史无前例的现代文化与教育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之所以用“现代学术职业主义”来概括胡适、傅斯年及叶企孙等新起一代的事业倾向或理想，除了他们确实一登场就比章、梁等前辈更能自觉区分学术教育与政治，还得益于“新文化社会史”研究提供的理论启示，其中首先需要提起的便是艾尔曼（Benjamin A.Elman）。作为清代学术文化史领域公认的西方权威学者之一，早在1984年，艾尔曼便开始尝试用社会学界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概念来考察清代考据学，认为彼时考据学家已组成不再依靠体制、专以学术为业的职业团体。[264]之后，艾尔曼又考察了晚清“常州今文学派”如何依靠自己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来不断推进学术事业发展和扩大影响。[265]
艾尔曼前后，亦有许多学者考察在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活动的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职业团体，如商会、工会、律师、教授等。[266]这些研究同样有助于从理论上提醒相关学者不要忽视从职业或职业团体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教育与文化转型。然而，这里只用“职业主义”一词，则是考虑到胡适、傅斯年这一代虽然形成了十分强烈的以现代学术和教育为本业的追求或信仰，但事实上却不可能发展成西方社会学定义的“独立”或“自由职业”团体。[267]不过，即使只是一种追求或信仰，也大不同于此前以政治变革为本的革新意志与行动。“五四”以来中国教育界的显著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努力就来源于这种坚定的现代学术追求。
由此也不能忘却1898年以来陆续登场的诸多前辈打下的基础。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风云人物虽是以政治为本业，但在传播激进政治文化之余，他们也曾为新起一代开辟诸多“新学术”领域，即使相对孤独落寞的王国维，也能以自己的学术教育实践，让新一代学人对哲学、文学和考古等新学术产生兴趣，并为新一代提供了诸多新学研究的典范框架。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就曾特别留意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还在《新潮》创刊号上撰写评论，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及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厂（应为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268]
当然，就为新起一代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事业打下基础而言，贡献最大的前辈或许还不是以上三人，而更可能是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比章太炎大一岁，比梁启超大五岁）。其实，如方家所提示，何止对胡适、傅斯年等新起一代，甚至对整个现代中国教育史，蔡先生都堪称“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人。[269]因此必须对其为新起一代具体做了什么贡献做些揭示。前文在考察章太炎时，曾提到1903年他在中国教育会赞助主办的爱国学社任教。事实上，蔡元培比章太炎更早成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革命人物中，蔡元培的旧功名也最高。1892年，蔡元培殿试中二甲进士，与张元济、屠敬山等一起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270]可谓集深厚新旧资格于一身。
戊戌变法时，蔡元培也曾被康、梁“改良派”动员，但蔡元培拒绝了。在蔡先生看来，“中国这么大，积弊这么深”，“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扭转过来，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不足以当大事”。蔡元培认为必须“在根本上从培育人才入手”，因此他决定“还是回家乡办学堂”。[271]1898年底，蔡元培受绍兴知府邀请，主持中西学堂。在蔡元培主持下，中西学堂除教“国文、经书、历史”等“我国旧学”外，还设英文、法文、日文、哲学、算学、物理等“新学”课程，[272]绍兴中西学堂堪称晚清最早一批进行现代教育与课程改革实验的地方学校。教员杜亚泉、马水臣、马湄莼、胡道南等“可谓极一时之选”，学生则有蒋梦麟、王烈君、沈光烈等可寄厚望的后辈英才。[273]
蒋梦麟记得，他接触“西方知识”，即是从中西学堂开始。他还以当事人身份肯定蔡元培开设“西洋学科”，“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新尝试”。[274]努力发展“新学”教育正是蔡元培办学本意，他甚至还想把中西学堂改名为“养新精舍”，近乎只高举“新学”，但绍兴当局未同意。不久，康、梁“戊戌变法”失败，清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打击“维新”势力，结果连校名原有的“西”字都被拿掉，改为“绍兴府学堂”。[275]清廷之方寸大乱且严禁民间进步革新诉求，由此可见一斑。蔡元培及诸多跟随趋新的绍兴教员与学子，则被清廷一系列逆民意的“上谕”逐渐逼上“革命”之路，清末历史进程也因此被上下相煎、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