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身边既有的“人才”，包括门人与朋友，又不让他放弃政事专心学术，就这样，梁启超直到晚年也无法跳出功利激进的政治变革漩涡。1926年，转赴清华国学院任教的他得知“北伐”进展时，政治激情再度膨胀，竟把“儒家哲学”课程改成了“我的政治主张”。及至第二年，不得不考虑再次赴日避难时，还不忘鼓励清华学子“多多参与政治活动”。还好，梁启超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固然仍要被政治牵引，但也让他体会到了学术之乐。一些晚辈见了，甚至觉得这位引领时代“进步”的革新领袖其实是个单纯学者，但说其“忘情于政治活动”的“世人”其实是“非能知梁氏者也”。[125]
不过，当时晚辈看到的终究是梁启超晚年面相，今人可能遗憾“任公在学术上的造诣本甚深湛，如果他民国元年归国时即从事讲学教育工作，其贡献何止如此。”[126]尤其是看到他晚年已开始大力研究“中国文化史”，并提出“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等文化革新原则，[127]更是容易对梁启超早年未能按此原则专心从事文化革新感到可惜。奈何木已成舟，怎能苛求梁启超付出更多行动。何况他已做的够多：不仅以一己之力推动了1898年以来的政治变革，而且让时人增强了对于文学、史学以及教育等文化领域的重视与认同，并切实贡献了以“国家”、“新民”为基本框架的文化革新范式，尽管他总体上没有走出将文化教育当作激进政治改革工具的功利主义文化革新轨道。
至此，该把目光转向章太炎了。梁启超是新一代“改良派”的杰出代表，而在“革命派”中，年龄、表现方面皆与梁启超旗鼓相当的人当属章太炎。事实上，如果讲师承背景，章太炎还要胜出一筹。章太炎出自曾国藩、俞樾一系，堪称拥有当时最优越的“文化资本”，而梁启超当初只是“布衣书生”康有为的弟子。提及这点背景差异，是想说明章太炎作为清末教育界名门之后，不仅必须承担一定的文化革新重任，而且其成绩和历史变革影响也不应输于梁启超，清末教育界也因为有这两大杰出后辈的登场，得以新生出许多精彩的文化转向与文化重建故事，乃至在整个历史变革进程中都可以看到年轻一代读书人的力量。
1888年，当“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时，21岁的章太炎则在“旁理诸子史传，始有著述之志。”[128]
两年后，即1890年，章太炎来到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在俞樾的调教下，他开始“以文字学为基础”，“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角度刻苦探究中国学术文化遗产。1891、1892年间，章太炎便完成《膏兰室札记》四册，其中尽是其解读《列子》《管子》《墨子》《庄子》等先秦诸子著作，《诗经》《尚书》《周礼》等儒家典籍以及《史记》《后汉书》《晋书》等史籍之后拿出的“考释驳乱之作”。[129]
将孔子以外的“先秦诸子”和魏晋历史文化列为训诂对象，仅这一点就表明章太炎年轻时的学术视野便已大幅突破清代以来以儒家经学为主的考据学。若一直努力下去的话，章太炎自然有可能超越其师俞樾，开辟新考据学。不仅如此，24岁的他还接触到当时教育界最前沿的传统学术文化革新动向，即当时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康有为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从此知道一种正在兴起的说法，即儒家典籍有“今文”和“古文”两种版本之分，所谓更近孔子本意的“古文经”系汉代刘歆伪造。[130]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的新说法，这意味着，只要他继续钻研，不仅可以光大俞樾一系的考据学，或许还能纠正康氏为抬高其影响、表达自家改革意志而推出的“今文经学”，为清末教育界及新一代学子开辟一条以更严谨的史实考证为基础的经学文化再造之路。这其实也是俞樾的期望。
俞樾也不认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还曾当面冷斥“公车上书”爆得大名、来诂经精舍拜访的康有为。俞樾希望弟子能站出来，以严谨扎实的考证功夫来阻止传统经学朝康有为的激进方向演进，将中国学术文化扳回到戴震、阮元等几代学人好不容易才确立起来的稳健轨道。但此后几年恶劣时局造成的学术畸变却将俞樾的希望彻底扑灭了。作为弟子的章太炎也没能抵御激烈时局变化给自己的学术生活带来的强大冲击。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剧烈刺激下，章太炎开始参加政治变革活动。
更令俞樾费解的是，为了尽快获取参与政治变革途径，章太炎竟然“寄会费银十六元”加入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接着他又打算去上海，加入康有为参与其中的《时务报》，并为此于1896年离开了诂经精舍，令“俞先生颇不怿”。[131]两年后，俞樾为即将被激进政治运动终结的诂经精舍写了那首欲哭无泪的长诗。章太炎的离去是否加剧了他当时的痛苦心情，这里不得而知，但章太炎其实并未忘却恩师的学术期望，只是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他实在难以安心推进俞樾一系的几代学人开创的学术文化事业，而加入康有为阵营也是一时的无奈之举，因为甲午前后，那是他唯一能找到的政治变革捷径。
1898年春，急于寻找变革之路的章太炎甚至“跑到武昌，谒张之洞”，结果不仅没有施展一腔抱负，反而被张之洞认为有“欺君犯上”之嫌。当年的“戊戌变法”流产后，章太炎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得远走台湾避风。此时，章太炎仍留恋“改良”。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集团丧权辱国，让章太炎思想产生剧烈震动，他不再抱“改良”幻想。第二年，章太炎便积极与“革命”势力联络，因此再度被清政府通缉。1902年，章太炎到日本避难，结识了“革命派”核心领袖孙中山先生，思想由此日益转向“排满”、“革命”。
羁日期间，章太炎曾率先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著作。三个月后回国，还与梁启超以书信探讨如何编撰《中国通史》。1903年起，章太炎转赴上海，在中国教育会赞助的爱国学社任教。中国教育会发起人是蔡元培，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皆为当时重要的“革命”团体，意在通过教育培植“革命”力量。[132]章太炎似乎觉得这种办法实在太慢，没多久，他便在《苏报》公开署名，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同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仅与康、梁“改良派”彻底决裂，还等于是以准备赴死的极端方式来推动“革命”进程（事后经多方斡旋，本要被就地处决的章太炎被改判为入狱三年）。提及这些政治实践，是为了说明章太炎、梁启超这两位新起巨子不仅无法在文化领域形成旨趣一致的革新努力，反而都被清末剧烈历史变革进程引上了激进政治之路，只不过一个仍想依靠“大清”政体，一个则铁定要彻底推翻“大清”来重建政体。
水火不相容的立场差异及坚持，让章太炎成就了一番梁启超无法企及的传奇政治伟业。仅仅“革命元勋”这一地位（据许寿裳言，影响仅次于“国父”孙中山）[133]，似乎就可以胜过“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梁启超。更不要说梁启超在段祺瑞手下做“财务部长”都做不安稳，章太炎则是连段祺瑞的上司袁世凯都要大骂——面对章太炎的政治地位、影响力和不羁个性，袁世凯不仅讨好不成，还得委屈优待。[134]然而政治终归不是学术，纵使书写再多政治传奇故事，也不能以之代替学术文化创造，尤其是那种能够为现代中国教育提供“新文化”认同的学术文化创造，更是难以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代替。失去原有文化认同的现代中国教育能以什么样的“新文化”来重建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一难题仍得依靠学术文化创造本身来解决。
和梁启超一样，章太炎其实也很清楚政治行动解决不了文化问题。即以两人均看重的史学为例，章太炎也希望能破除“为帝王资政”的旧史学，为新一代学子创造以“国家”为本的“新史学”（即《中国通史》计划），并且章太炎也提出了十分明确、颇具现代意义的再造路径，即一方面考察“典志”制度，“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另一方面重写“纪传”，“以鼓舞民气”。[135]但这一史学再造构想终究被政治革命实践搁置了。直到1936年去世，章太炎也未拿出以制度“进化衰微”史和“民族精神”史为基本线索的《中国通史》，现代中国教育在史学文化方面能有什么样的建构与认同，仍需等待后一代人的努力。
还好，学术文化终究是章太炎心头一大挥之不去的牵挂。作为康有为之后中国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革新先锋之一，章太炎虽然总被清末以来的激进政治变革进程卷入，并因此进一步加剧他当时以激进政治变革为本的文化革新努力，但他仍为教育界后辈开辟了诸多值得珍视的学术文化革新领域与路径。例如他在诂经精舍时期的学术革新实践，便可以拓宽后辈的“国学”视野，使后辈不再局限于只是在狭窄的儒家“经学”领域展开探索，而大可以在先秦以来的一切历史文化积累中寻找中国文化革新之路。像鲁迅、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两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手之所以能大胆打破“孔家店”，将各种非儒学文化作为“新文化”创造的资源，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接受了章太炎的先锋教导与启发。
再比如，他的看家学术本领——字义训诂、音韵考证等，他把语言文字学作为文化革新的基础，也为后辈学子提供了一条更为严谨踏实的文化革新之路（相比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今文经学）。而后辈们也确实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发起了方言研究、“国语统一”等语言学运动，从而为发展“新教育”、“新文化”奠定了新的共通语言基础。[136]这些都是章太炎为教育界做出的文化革新贡献[137]，尽管如其弟子鲁迅所言，章太炎“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138]
就章太炎的学术文化贡献而言，最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在诸多局部领域的实践与业绩，而是为重建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开拓性努力。章太炎在俞樾门下时，便已突破清代经学，将考据范围扩大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为创造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开辟了广阔空间。此后，章太炎的重心逐渐转向“革命”。不过“不忘讲学”的他总会将余力用于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1906年6月，章太炎再度赴日避难。两个月后他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会”，正式以“国学”一词来界定自己的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缔造计划。“国学讲习会”不是一个稳定的现代学术文化创造与教育机制，因为章太炎作为“革命的首席发言人”，必须继续发表政治革命言论，故而无法专心从事学术创造与传授，但此后五年（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才回国），章太炎时断时续的“讲学”却是康有为之后中国教育界“最重要”的一次学术文化认同重建努力，[139]丧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认同的现代中国教育也因此得以形成一种广被后辈学子认同的“国故学”文化。
这一“国故学”文化成品正是1910年出版的讲义结集《国故论衡》，其中章太炎不仅为后辈学子确立了三大中国学术文化创造领域，即“小学”、“文学”和“诸子学”，而且要求每一领域的文化创造都必须先不计较“有用与否”，只是追求“实事求是之学”，并在此基础上“兼合新识”（“新学”），如此方称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为此，章太炎还曾提醒后辈学子：不可像“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那样，“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更不可像康有为等人那样，虽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却是为了“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140]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的《国故概论》没有被“教育部”定为新文化典范，而章太炎也不希望依靠“教育部”推动文化转型，因为他自东京讲学起就坚信“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141]。这一民间立场让章太炎总是拒绝进入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他的三科“国学”即“小学”、“文学”和“诸子学”也无法被放入现代学科课程体系，然而这些教育体制疏离均未妨碍他的文化影响，因为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周树人等当时一群即将在现代中国教育中心舞台担任文化革新主力的后辈学子均是他的学生，他也因此成为谁都无法否认的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开山祖师，《国故论衡》则堪称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首出的一部杰作”。[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