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老师的“万言书”
寻找真正的教师
读了杨老师的“万言书”，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最后仍怀希望。
先说“喜”，就是我的感动和欣慰。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教师”，而且总有收获；每有发现，必欣然为文。在《做教师真难，真好》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两本书里，我总结了十位“真正的教师”的教育思想与经验，他们分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南京、福州这样的省城和湖北县城与农村。最近，我又连写了两篇文章，写南海之滨深圳的马小平老师和四川边地小城的李国斌老师所做的教育实验。现在，我又在西安古城发现了杨老师。所有这些发现恐怕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反映了当下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现象的：在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地带到边远地区，都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师”，他们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绝对量却不小，作用和影响更不可忽视。
在我看来，真正的教师的出现，这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些真正的教师所遭遇的困境，也在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教育和改革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杨老师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在讨论“杨林柯现象”时，应该有一个全国教育的大视野，而不能只局限于西安这一个地区。
我之所以把“杨老师们”称为“真正的教师”，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体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良知，而且体现了我们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杨老师的理解里，“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他的教育信念与追求是“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他的教育有一个基本贯穿线，就是“一切为学生的生命成长负责”，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教师”的最重要的标准与标志。而且这样的教育理念和自觉追求，是完全符合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的——我更愿意把它叫作“立人的教育”。
杨老师所要倾心培育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的人才，也是国家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老师们”把这样的教育信念和理想融化到日常细微的教学工作之中，“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精心组织好每一个班级活动，不期待奇迹发生，只要求有微小的变化，移步而换形，潜移而默化，不苛求立竿见影，一切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因此，我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平凡的教学活动，悄然无声地改变着学生，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中国的教育，我称之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参见拙作：《他在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的“静悄悄的变革”——读李国斌〈我的学生我的班〉》）
杨老师还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这些年大家把语文教育越说越复杂，弄得一线教师无所适从。现在就需要回到常识：所谓语文教学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带领着学生读书、写作、思考，打好基础，养成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体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现在我在杨老师的教学中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自觉努力。杨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是语文老师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杨老师说，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甚至上厕所、晚上泡脚都在阅读。他每年阅读量绝不少于1000万字，写读书笔记8~10万字。这是杨老师的“万言书”让我最为感动之处。我想，如果多有这样的嗜书如命的老师，我们的语文教学将呈现出怎样一个可观的局面啊！
一个自愿自觉的改革者
杨老师是一位中年教师，这也是我的一个关注重点。我对中年这一代有过这样的观察：他们上大学期间，或直接受到80年代的启蒙主义教育，或在90年代还感受到启蒙主义的余光，因此，他们多少还保留着教育的理想主义；但他们加入中学语文教师队伍后，又直接承受着日趋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和诱惑，因此，这一代教师的分化是最为严重的，有的迎合而高升，被应试体制培养成接班人，有的消沉了。然而，也还有人在艰难中坚守，杨老师大概就是这样的坚守者，他们在当下中国教育体制内，既事实上支撑着整个的教育，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内心的焦虑、煎熬，恐怕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难体味的，因此，他们也是最需要理解与支持的。（参见拙作：《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王雷〈战战兢兢的讲台〉序》）
而我最为看重的，是杨老师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内在生命的需要。杨老师说：“教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别无选择，只希望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延续一下我的生命”，“我不想满足于无意义生存，总想给这社会留下点什么”，也“为自己的生命做些什么”。因此，对杨老师来说，认真教书和进行教育实验，不是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而是“我需要”；不是为了“让他人满意”，而是要“自己满意”。我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这有其合理性，因为教育从来就是国家行为；但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的支撑和制约，就会带来一切依靠行政指令和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像杨老师这样的发自内心的改革意愿和行为，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杨老师这样的真正的教师，自愿自觉的改革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中国教育和改革的动力、依靠对象和骨干力量。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杨林柯现象”，就是真正的教师却被视为教育的“异端”“不识时务者”，家长上告，领导谈话，处于被排斥与孤立的尴尬境地，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就谈到了马老师的遭遇：他被许多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按应试教育的一套教学，他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最后泣不成声。（曾鸣《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南方周末》2012年2月9日）我读到这一幕时，心都凉了，感到阵阵刺痛。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他说，观察中国的事情“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看来，这样的历史在今天依然在继续。教育改革的动力被当作阻力，教育的依靠对象成了被忽视、指责乃至打压的对象，这无异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自噬”与“自杀”。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手来摧毁好不容易形成的民族教育的筋骨和脊梁啊！这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这就是我的“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