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想陶渊明
一
玄想中，乡间小路上的陶渊明戴着斗笠，荷着锄头，愉快地走来，身边是一片葱茏的青绿，远处是朦胧的山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劳动虽辛苦，但自由的劳作又是何等愉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原来可以如此惬意，如此自然，不用刻意去追求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自然的就是合道的，不是你的，苛求只是徒劳。汲汲于名，营营于利，那日子是多么痛苦和违心。人啊，欲望无穷，追求无限，最终不过是两手空空，那些企图兼有权力和智慧的想法也不过是徒劳，而靠权力得来的自由不过是自由的幻影。
二
人要过安心的生活，安心的日子才是幸福的日子。在这世界上，人类一切的努力无非是为了安身和安心。安身很容易，一点水、一点粮就能让人活下来，但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物质，想通过物质找到幸福无异于喝海水解渴。物质的追求如果不化为内心的富足，那不过是精神的贫困。精神的满足才是最终的满足。
陶渊明找到了这种满足，也找到了幸福之本。
他的田园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肉体生存的依托，又是安放灵魂的家园。他走入田园，走入了自然，他的心和自然融为一体。
人，来之于自然，只有和自然融为一体，才能找到真正的安静；在对自然的解读中，才能超越人生的荒谬，走向生命的本真与生活的幸福。走进自然，其实也是走进我们的内心，它让我们发现生命，发现自己；它让我们听见又细又微的灵魂之音，那是生命内在的指引，能让我们真正安心。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三
在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乡土中国，追求人的社会价值似乎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流价值，而这种价值落实到个人头上，在凡俗人生那里无非是升官发财。中国的许多士大夫们，显达的时候就去做官，成为体制内人物；倒霉的时候就做隐士，山居野处，饮风沐雨。
陶渊明早年自然也不能免俗，他在13年间三仕三隐，起起伏伏，一直遭遇两难的选择：依附体制，可以维持生存，在一个面子王国里，也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离开体制，可以找到自由，可在一个势利的社会中离开体制的代价是——瞬间价值归零，这是对人的一种可怕的清算。在这种体制中，人，为了维持生存，就得彻底地撕裂，虽然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但还要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维持着苦难的生命。
其实，每个人都被体制伤害而又在卖力地维护着这种体制。
在去和留之间，陶渊明并不是没有犹豫和痛苦，“心为形役”“身心交病”“自古叹行役（指做官），我今始知之”等，都是他内心最真实的独白。灵与肉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文人身份与政客身份之间的难以兼容，让陶渊明总是处于煎熬之中。
陶渊明的痛苦选择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两难选择。在一个权力高高在上的社会中，文化没有尊严，文化人自然也没有尊严，文化人必须依附于某一个集团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化人总是缺少一种独立，总是想依附什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了本事，就要为权力服务，不然就毫无价值。这种把人的价值和权力捆绑销售的价值观，让文化人都没有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只能依靠权力的赐予，而让人用人格和自由来赎买尊严，获得在体制中的地位和价值认可，其实是得不偿失，因为生命的自由失去了，人就只剩下低层次的生存，而自由度无疑和幸福度有正相关的关系。
陶渊明在痛苦的抉择中最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隐逸但不避世，过凡人的生活。
四
我们的文化看重积极有为，也看重人格修养上的隐逸避世、洁身自好，甚至把后者看得更高，在修齐治平的价值链中，修身是最基本的，而最基本的又往往是最重要的。因为有这种价值取向，所以历史上就不断有人假清高，做隐士，待价而沽，最后道德名利双丰收。这种悖谬的文化逻辑带来荒诞的结果，表面上躲开了名利，离开了体制，最后反倒得以求全。历史上的姜太公、诸葛亮等人莫不如此。
而陶渊明不是这样，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姿态、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只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回归自我，不愿为生活所累，不愿过那种虚伪压抑的生活而已。陶渊明看清了生命的荒诞和无意义，不再执着于悖谬社会的道德义务，而是尽量享受人生的乐趣。他发现了生命，因为他发现了死亡，“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知道生命是不能保存的，应该学会享受；活着不是来受罪的，也不是完成他人赋予我们的道德使命，生命首先属于自己，意义由自己确定。这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在生命被赋予虚幻的意义之后，他发现了生命的无意义，他从内心深处看穿了命运的把戏，洞穿了荒谬人生的悲剧本质，他自觉地把生命的有限和宇宙的无限连通起来，自然也就找到了心灵无限开阔的空间。
他不像屈原那样执着、天真、理想主义，也不像庄子那样睿智、通达、冷眼旁观；他不是执着于人生，也不是逃避开人生，而是回归人生，与生活讲和，与命运讲和，与自己的内心讲和。他把田园植入自己的内心，而他自己就是一片平静、自然、多姿多彩的田园。
五
陶渊明是幸福的，因为他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就像热带鱼找到了温暖的水域。因为幸福是内外如一，是一种心灵和谐喜乐的感受，它不需要什么客观的标准。
陶渊明回归田园，实际上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靠权力来支撑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强制众生、扭曲人性的属性。陶渊明离开体制正是对没有灵魂、只有压抑和约束的专制政体的否定，也是对生命的最高价值——自由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正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全面否定——成功，可以不依托外界而有内在的标准。人，可以不显达，但不能不高贵。
在传统价值体系中，个人的“成功”更多是指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社会影响力的强弱等，所以，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个性自由，就得离开体制，而离开体制就等于抛开了功名利禄。陶渊明看穿了功名的虚幻本质，不愿为了虚无牺牲掉鲜活的生命，不愿意牺牲尊严，出卖自由，扭曲个性。
中国社会向来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社会的特点就是以人在社会排序中的等级来评价人的价值。其实，我们往往忽视了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三重身份：自然身份、社会身份和人格身份。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往往以人的社会身份来评价人的一切，而淡化乃至忽视人的自然身份和人格身份。在这三种身份中，自然身份无高低贵贱之分，人格身份是至高的判断，而它更多是内化的，只有社会身份最靠不住，但它又最强大，最具影响力，因而也最有欺骗性，因为社会由人构成，只有人才会形成一个观念的世界，而观念世界则是对真实世界的扭曲，观念虽然不可靠，但它是利益世界的直观反映，在一个崇尚实际的世界里，利益法则就是最高的法则。
陶渊明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无疑是放弃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利益，他只满足于过简单的生活，而简单的生活更近于哲人的生活。
生命的发展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在世俗社会中，我们看到的芸芸众生，更多地选择了向外发展，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追求在社会上有所建树，追求外在的价值认可，然后获得生存的保障。没有内在强大的人格，是经受不住外在诱惑的。
陶渊明最终战胜了外在的诱惑，走向了心灵的召唤。
六
中国传统人格大都带有外化形的权威人格与奴隶人格，这种人格是以外在评价来左右自己的行动，定位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要说陶渊明有传统的外化人格特征，那么他走的也是一条中间道路，他不愿意像藤蔓那样希望攀爬一棵大树而找到虚浮软弱的“尊严”，也不愿意像主人胯下的驴子那样为了一把活命的口粮而对主人的凶暴忍气吞声，他不想做谁的工具，他要做自己的主人。他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内化型的贵族人格，这种人格特征是以内在的道德律来约束自己、评价自己的，它追求的是内在与外在的平衡，这种评价带有一种信仰的特征——只求自己内在的认可，不求凡俗外在的认可。这是一种真正强大的人格，这种人格特征让陶渊明找到了生命的自由。
是的，只有超越功利世界与观念世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七
陶渊明把田园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否定。因为作品是作家的心灵镜像，又是社会的反面镜像，美好自由的田园正好是现实丑恶颠倒的反照。
而这种内心的平静，通过他的诗作平静地反映出来，许多作品流露出他内心的悲凉、寂寞与孤独。这样，作品就成了他诠释与对抗寂寞的手段。毕竟，在一个固化的观念世界，要寻找别样的世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心智代价的，没有相当的承受能力是一天也快活不起来的，但我们在陶渊明的诗中看到的是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有滋有味地活着，等候生命千年的到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他洞穿了生命的荒诞本质和生活的无聊常态。与其在荒诞的现实里愤世嫉俗，不如尽情享受当下的种种趣味与快乐。与其无聊地活着，不如寻找快乐；生命之美不过是过程之美。在意义的追索中，他不断地和自己对话，做自己的朋友，最后带来心灵的升华，凝结出纯净的文字。
把泥沙吞进肚里，把甘泉留给世界。这，就是陶渊明。
走笔文人
一天早上突然接到陕南文友冯君打来的电话，寒暄一阵后，他突然问我“当官了没？”这已经是许多人对我的发问了，他们觉得许多当年不怎么样的人现在都发迹腾达了，而我就这样“背时”地甘心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是否有点不思进取。
是啊，在一个面子王国里，读了一点书的人大都乐于当官，不当官好像很没面子，一位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奴隶的法官情结”。
威权时代的文化遗存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似乎权力就代表了一种价值和尊严。畏惧权力也是小民心态的集中反映。可怜的人们，总是把一个人的成功与权力挂起钩来，好像一个人不当官就是在当下混“背”了，好像当了官才是“成功”。问者也许无恶意，但我还是觉得一股凉气透彻脊背。
我早就给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定位，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健康快乐地活着，不枉此生就行了。而冯君的话，不由得引发了我对文人的思考。
文人自古好做官，因为“学而优则仕”嘛，我学得这么好，文名满天下，干吗不给我官做！不给我官做就骂娘，说朝政如何黑暗，黑白颠倒，忠奸不分；或者说我如何爱国，忠于王权，怎么不用我，反而流放我、贬谪我；更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酸葡萄文字。中国文学史上有多少诗文都是这一类的玩意儿。大抵因为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不平则鸣吧。可那些可爱的文人们什么时候认清过自己，看清过世道，皇帝哪里是因为你文章好，才让你做官的。文章和治国又有多大的关系，文人治国往往是文人误国。再想一想，又有多少位子是因为你有本事才让你上的，因为权力和优秀往往是一对天敌，历史上有多少能人志士都是在皇权稳定之后被杀的，能人大都被当作过河的石头，然后被一脚踢开，任汹涌的激流淹没，“卸磨杀驴”的事情太多了，“任人唯贤”只能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李敖曾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中国文人的五大毛病——一则拙于谋生，二则急于用世，三则昧于尽忠，四则清于真知，五则疏于自省，可谓击中文人的要害。
文人大都可怜，遭际往往坎坷，可悲的是文人不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反倒认为老天要“降大任于斯人”，才让自己受苦，所以往往以“君子固穷”自我麻醉，甚至连杜甫也写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诗句，好像坦途与顺境写不出好文章。
当然，文人的可怜不仅仅指对社会认识的天真，更主要的是指精神上的孤独。文人往往都是一些最先醒来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最先醒来，看见昏黑的现实和愚昧麻木的众生，所以不免孤独；因为最先触摸到自由的边界，所以不免痛苦。
文人又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想入非非总会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一些安慰，就像沙漠中的阴凉，虽可给生命带来慰藉，却不能改变整个沙漠的荒寒，这种现实的局促与尴尬难免让文人忧国忧民或愤世嫉俗。
文人报国大都体现在言论上。“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好像有天大的本事，可不要说给他百万兵，给他三个人可能都领导不好。文人就这么点能耐，只能通过自己的笔来完成对社会的参与或改造。
看看整个中国文学史，到处充满着文人一厢情愿的自慰。因为靠文字为生的人在现实中大都是弱者，他们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更难以改变现实的苦难，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文章里。
从《窦娥冤》结尾的大团圆到《促织》中作者议论的“天将以酬长厚者”，从《孔雀东南飞》里鸳鸯“仰头相向鸣”的转世爱情到“三言二拍”里的因果报应……充满了文人惩恶扬善的理想。还是“骨头最硬”的鲁迅最有血性，他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其实，鲁迅在现实斗争中是清醒的“摇旗呐喊派”，往往采用“壕堑战”和“游击战”，从来不正面出击，像许褚那样蛮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