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蔡朝阳已经有八年了，坐下来认认真真聊天的记忆却一次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我到处宣称，阿啃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识蔡朝阳时，他叫阿啃1919，简称阿啃。关于“阿啃”这一网名的由来，知情人曾经爆料过一个有关青春啊、梦想啊、敦煌啊之类的故事。我想那时他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在我们窘迫贫乏的日常生活中，他叫蔡朝阳；在网络空间里，他叫阿啃。十年前的网络文化与现在的很是不同，人们按照兴趣集结在各种较为封闭的专业论坛之内。对于文艺青年而言，那时的网络提供了一种建造纯粹的心灵空间，以对抗和疏离日常生活的机会。这可以看作一段群体性的精神隐居。其中积累的大量心灵内容成为当今很多作者、批评者、公民社会实践者最重要的精神养料——在褒义和贬义上都是如此。多年后如果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也许会发现，完全不为日常生活环境所知所容的“匿名的思想者”正是网络技术在21世纪初的中国造就的最有趣的文化现象。
2004年我和阿啃认识时，他的名声已经从网络空间溢出到现实世界了。我没有问过他是否在这一过程中遇到过麻烦，但在我认识的人中，他几乎是最好地实现了这两个世界的衔接的人。我记得初次去绍兴，阿啃的饭桌上就有各色人等同时就座，包括绍兴某报的编辑、某大学的教师、隔壁某中学的什么领导，还有阿啃的大学同学及后来的虫妈，一帮人操着普通话、绍兴话或诸暨话。“朝阳”“蔡老师”“阿啃”，各种称呼在饭桌上滚来滚去。阿老师谈笑风生，完全没有应接不暇的意思。我当时深为震撼，不知道阿老师怎么应付得了这样多声部的车轮大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还只是开始。我最近一次去绍兴，阿老师已经找到了一张可以坐下20人的方桌，一堆书评人和政评人占据了桌子的两角，聊得水深火热；两个大学教师挤在一边讨论报销发票的事；书店老板和网站老板在窃窃私语。好像这一切都不关阿老师什么事，他把菜虫的班主任也请来了，在一片嘈杂中悠然自得地讨论虫虫的入学问题。
我蹭过阿老师很多次饭，每次阿老师都一边和虫虫玩，一边和虫妈开玩笑，一边招呼朋友，一边认识朋友带来的朋友。他和很多读书人不一样，极少在饭桌上长篇大论地讲道理、谈心得，但是桌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话，阿啃听到了。我常常听到别人说，去了绍兴，和阿啃谈了什么什么问题。或者看到别人在文章里回忆某年某月与阿啃的某次谈话，使他的某个想法清晰了、确信了、得到印证了。我总是想，那八成又是去宣教了一番并吃了阿啃一顿。对于很多处于“荒原狼”时期的求索者而言，阿啃那里有一种生活的气味，但这种气味并不消解精神追求，它只是温暖而牢靠地集结在周围，帮助那些在精神的强风中迷失道路的人重新找到真实感。
简单地说，阿啃是一个真正的支持者。这个世界这么吵，有能力想的人不愿意听，愿意听的人不懂得思考。但是阿啃，他体验和思考的深度不输于任何人，却愿意给你付饭钱，听你说话，寻求你逻辑的合理性。对我自己来说，这些年来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有迂回曲折的行进、不断循环的自我否定，但在我对自己失望透顶时，却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阿老师会不会对我觉得失望。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持或此或彼的判断，用一种绝对的理念来裁定人，不管这种理念看起来多么正确。有时我用阿老师那种满不在乎、随时都在走神的神情看待我眼前的困境，就觉得它可以接受了，暂时不能解释的，也许以后就解释得清了。
说实话，用一种正确的绝对理念来裁定人，这种想法哪怕对我和阿老师都曾经是极具诱惑性的。我们曾一度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因为同情心是对的，因为公正是对的，因为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们有关”，我们就不知道，当正喝着咖啡听着民谣，脚边堆了三个购物袋，晚上还约了一桌好饭，而远方传来叹息和哭喊时，这一切应不应该立刻停下来。我们当然知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因此有一段时间，阿老师每次看完诸如《夹边沟记事》那样的书，或听完种种“现代夹边沟”的故事，就无限纠结，最后他给自己定了罪——“我们生活在江浙是有原罪的”。其意思是说，我们只顾着自己的幸福无视了他人的苦难与病痛，因此是有罪的。同样的意思，我在为《一滴泪》写的书评里也表达过。
有趣的是，正是那些从地狱中走出来的当事人把我们从危险的偏执中解救了出来。我们见到了沈泽宜等一堆老头老太，他们亲口告诉我们，对幸福、文雅、有尊严的生活的个人体验，是抵御糟糕时势的可靠资源，是校准思想之弦的尺度。而且幸福根本不是咖啡馆、民谣演出、购物袋这些像俄罗斯方块一样从天而降的东西，它是一种绝对的命令，要求我们用一切触手可及的材料来进行建设。这时候我才知道，幸福并不是躺着被一艘船运到美国的意思，它不是享受，而是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必须努力去完成的一项责任。
后来我读到苏轼的诗“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那时他从杭州移官密州，时值大旱蝗灾，太守绕着城墙找野菜吃，而捡回的婴儿尸体竟比野菜还多。在疮痍满目的土地上，他也写“洒泪循城拾弃孩”这样的诗，但他显然超出了一般诗歌传统的路径，既不再等待一个理想时代的到来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也不在内心世界中构造出一个疏离于现实的理想王国。苏轼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建构能力，以不同的叙事，来重新扭转现实的砖头木屑，为死气沉沉的时代赋予活力。
把阿老师比作苏东坡一般来说不大恰当，但李清照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可见苏轼也常常走神，恰如阿老师一般。阿老师把原罪的问题撇下不谈时，也慢慢开始了建构现实的活动。他觉得绍兴没有足够的书店，就去和同样爱书的人聊，然后大家一起在绍兴开一家书店；他觉得周云蓬的歌好，就去和周云蓬打交道，请他到绍兴来住；后来，连象形字假日学校都开出来了。几年前我的小师姐去绍兴工作时，说那里是文化沙漠，但现在，在中国还能找到比绍兴更有文化的小城吗？
不管是书店、民谣演出还是假日学校，阿老师的梦想都来自他内在的精神世界，并且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共鸣，但他有勇气把精神世界里的事物拿到现实中来试验，也有勇气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往。他和工厂主谈、和政府官员谈、和七大姑八大姨谈，不管他们的背景和阶层，而是将其当作活生生的人。在这种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对峙中，将人板结在阶层、背景中的黏合剂融化了，人还原出最普通的愿望、最真诚的诉求。这些书店、学校、演出能在绍兴长期地存在下去，正因为它们不是出于某个英雄的偏执幻想，而是来源于许多个体对自己诉求的勇敢认知。
阿老师用一种最省力的办法来干预世界，那就是不把自己当作英雄，并且把所有人都当作人。但显然这不是谁都喜欢的。阿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某年他被《时代周报》选为“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虽然因为报刊检查制度，榜单一天后就夭折了，但影响毕竟已经扩散出去。绍兴某报记者打电话去采访他，张口就是“您是蔡老师吗？听说您入选了感动中国100人”。面对这样诡异的采访，阿老师哭笑不得，编个理由把记者支吾走了。这个故事的可笑性在于，对于那个记者而言，是思想独立的充满活力的人，还是现行体制下的苦情牺牲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期待存在着某个人成为他的代表者，代表他生活，代表他思考，而他只需要像看肥皂剧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定时感动就行。
糟糕的是，阿老师一点都不配合。他把麦兜当作偶像，偷吃菜虫的饼干，不断幻想等什么时候可以再也不用看书写字，只需成天打游戏。不知道这样的“胸无大志”击退了多少前来寻求偶像的人。造神运动还需要一种可以在人前表演的专注和孤独，可是阿老师从不给予别人观看他表演的机会。他所有公开的写作和私下的言谈中，很少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喟。他从不试图去扮演一个悲剧英雄，不许诺去承担他人的梦想，他从不把自己的力量变成让别人自惭形秽的东西，不享受别人的自我贬抑和对他的依附。所有试图逃避自己的人在阿老师面前都无机可乘，因此在我认识的思想者中，阿老师可能是崇拜者最少，而“闺蜜”最多的一个。
和阿老师在一起，感觉总是很好。他开着他的漂亮车子，里面装着菜虫、虫妈、巧克力、民谣唱片，兴高采烈地来来去去。他简明而诚恳地和你谈一个又一个计划，仿佛天然相信你听得懂、做得到。每次和阿啃见面，看到他和朋友们在绍兴所做的事业，就觉得对世界多了一份信任。每次和阿啃分别，虽然总要遗憾来去匆匆，但他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却使我的脚步也轻快起来。
有一年冬天在杭州开组稿会，主持人讲了很多关于教育理想、社会责任的严肃问题，可是阿老师不但姗姗来迟，而且坐下来就开始东张西望，脸上浮现出只有商场里孵空调老头才会有的茫然表情，令我怀疑他是被虫妈扔在了购物中心门口，实在闲极无聊才来开会的，可这并不妨碍进入专业问题讨论时他的严肃和准确。在会场、学校、报纸、网络，及其他所有的公共空间中，阿老师都以活泼的生命展现，而不曾凝固为某种理念的象征。
我总是想，如果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公正、自由的世界真有到来的一天，等我们不需要同仇敌忾的阶层阵营、不需要惺惺相惜的话语阵营时，我还愿意让谁做我的朋友呢？大概就是阿啃这样的人吧。
黄晓丹
东南大学副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