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一种“谬托知己”
2006年2月，张中行先生去世，享年97岁。如仔细回望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应能看出，这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的一本《负暄琐话》，198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仅几千册，未作任何炒作，但因内容扎实独特，“文格奇高”，像滚雪球一般，影响越来越大，到90年代初，张中行俨然已是天下皆知的人物。随后的读书随笔、学者散文在全国各类报刊风行，多少都与张中行的“风起青萍”有关。他并非独创了一种文格，而是接通了当代与现代的联系，把五四以后的一种优美文学传统带回了文坛。有一位自负的德国汉学家大肆指责中国作品，但他熟悉的也就是几部长篇和部分新诗，他不知道中国文学的格局与西方有不同，中国自古就是散文大国，离开了对散文的研读，是写不出像样的文学史的。同理，如跳开了张中行，就无法全面了解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可是在他逝世后，大报小报到处在说的，多是他当年和女作家杨沫同居与分手的事，也有的给他冠以一顶时髦的“国学大师”的高帽然后再说琐屑的八卦，真正讨论他后期重要文学贡献的并不多，这是很可悲哀的。
2010年1月29日，美国作家塞林格去世，享年91岁。塞林格当然更是非同小可的，不仅美国文学，他还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不仅文学，当代思想史也同样绕不开他。然而看近期的报道，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印象？如果问一个不了解他的人，他会告诉说：这是个长期不愿与外界接触的人，写过一本含有很多脏话的书，书很畅销，他有过情人，据说很好色……如此而已。这与我们报道的娱乐化倾向有关，也与报道的陈陈相因有关，而对他的价值作深入探讨的报道，可说很少很少。这就更令人悲哀了。
鲁迅曾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我们的新闻报道虽未托言生前知交之类，但把各类逝者均视同娱乐圈中人，惯以自己娱乐八卦的心态发掘花边新闻，借以填充版面迎合读者，而全然不顾对方更本真的方面，这是否也属“谬托知己”？
二、一部什么样的书
塞林格作品不多，最重要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从文学史上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有三个坐标式的人物，即陀斯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和塞林格。他们不走非写实的、变形的路子，写法上可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相延续，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渐渐分道扬镳，概言之，就是有一种日益浓重的“厌恶”渗透于全部作品。也许可以说这些作品有不同程度的“病态”，但在它们出现之后，再去看传统的文学，却的确能读出一点贵族式的虚饰和不踏实来。如借用“起承转合”来说这一流派，陀斯妥耶夫斯基是“起”，纳博科夫的早期创作（二战前）就是“承”（很可惜，他的主要贡献多为后来那本《洛丽塔》所掩），而塞林格则是“转”。到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反复遭禁后终于登上经典的宝座，这一派的文学才真正在世界文学史上站稳脚跟。虽然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也是“批判”的，但它们对世界和人生总体上还是乐观的；现代派作家却不再具有这种乐观，他们更多的是茫然和绝望的心态，他们的否定动摇了传统价值观的根基。
在当代思想史上，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也是个坐标式的人物。不妨参看一本曾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美国学者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是评述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演变的专著，由哲学界前辈洪谦推荐，经汪子嵩审定后，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此书的总论部分，专门有一节论述塞林格（当时译作萨令格和《裸麦中的捕捉者》）。因为他的小说写出了二战后的青少年“不能够委身于成功和幸福等传统价值”的现实，这在当时已是无可回避的时代病，“他们识破了他们的长辈的伪善，但自己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对之委身的东西”。这部情节平淡的小说会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小说初版半月内即再版五次，平均三天一版），正因为它代表了一代美国青少年的心声。这么多年来，它的影响始终巨大，这也是其他文学名著无法相比的。
三、塞林格的当下意义
本来，一个大人物离世，正是历史留赠我们的反思契机。对于塞林格，并不是要炒文学史的冷饭，也不是炒30年前《理想的冲突》的冷饭，而是可同时反思当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们对传统的文学深感厌倦和不满时，便张开手臂欢迎现代主义；正如需要更换全身衣服的人，必须使自己赤裸起来一样；但人不能永远赤裸，赤裸而绝望的现代主义也不会永远统治文坛。”塞林格名著问世已近60载，文学史家为何不能借此契机，好好探寻“起承转合”的“合”呢？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还不免有些隔，那现在，霍尔顿式的情绪则几乎无处不在。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律师倒不错，我想……你干的全是大赚其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买汽车以及喝马丁尼酒和装扮成大人物。再者，即使你确实四处走动搭救人们的生命等等，你怎么会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真的想要搭救人们的生命，还是因为你真正想要的是当一个了不起的律师，在法庭上，当讨厌的审判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亲热地拍你的背，向你道贺，记者们和大家……你怎么会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困难的是，你不会知道。
这种对于人生目的和价值观的追问，在此间，是不是越来越迫近了？我们已无法逃避这样的追问！那么，为何不能借此契机，认真面对年轻一代的价值观的探寻？
从张中行到塞林格，本文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前辈的文化人？在和他们告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现在媒体报道一窝蜂转向娱乐化，却淡忘了许多迫切而重要的话题。如果主流媒体不是牙牙学语地跟在网络后面说几句“妈妈叫你回家吃饭”，那它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至少，我想，能够做好上述塞林格话题的媒体，它在当下，将是无可取代的，它一定不会很快消亡。
写于2010年2月
·附
张中行印象
前不久，遇见武汉的一位女诗人兼女学者，畅谈甚欢洽。偶尔谈起张中行，她竟浑然不知，使我大觉诧异。事后，忆起当时的诧异，不免自笑。看来，我迷张中行已迷到如此地步，竟有点“开谈不说张中行，读尽诗书也枉然”似的。其实张中行不过是张中行，无非在一个地方出版社出了两本印行仅止几千册的书，在印数也不太高的《读书》杂志里辟了个专栏而已。注意的人注意了，不注意者自然多得多。毕竟现在还没像当初“普及样板戏”那样，开展过任何普及张中行的活动。
我与张中行从无交往，更未谋面（或者说，只从照片上谋过他的面），因而是谈不上有何印象的。如今要写的这篇“印象”，纯属文字印象，读后感罢了。
但我以为，与张中行还是有些缘分。自从在《读书》上读到他这名字和作品起，总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待听说他长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挂职，顿觉恍然大悟，赶紧移开书橱玻璃，抽出那套三卷本的《古代散文选》，果然，在主要编纂人的名字中，赫然列着张中行！
这套《古代散文选》，堪称我的患难之交。十年内乱，无书可读之际，这三卷中的中卷，是家中硕果仅存的藏书，曾给我以莫大的慰藉。我那时爱不释手，边读边抄（尝深信“读书不如抄书”之说），将书中的原作连同注释都背得滚瓜烂熟。我的那一点点古文修养，有一半得之于此书（另一半得自那本由同学处借来而赖着不还、破旧不堪的民国版今注今译本《古文观止》）。读到后来，对此书的编注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那一篇篇不过数百字的“题解”与“作者介绍”，怎么竟会写得如此简洁隽永，可说是难得的美文，拿来与所选的散文相比也不至逊色到哪里去。于是不由自主地流连选家的名字，将隋树森、张中行、王泗原这些人名深深地印入脑中了。
前年夏秋之交，我曾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选编一本《当代散文选析》。初时兴趣不高，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在开始着手写“简析”的时候，蓦地记起从前在心境枯寂时读到的《古代散文选》，眼前顿时一亮，一种无形的感召力开始升腾起来。过后，我写那一篇篇不过数百字的简析，真正调动了自己的心力，精心布局，惨淡经营。我觉得面前竖着一道高得无比的标尺，我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现在，这本拙编竟也印成了。望着那精美的烫塑的封面，暗暗想道，不管怎么说，在编撰这本小书时，我是将张中行当作自己的楷模的，我应该寄一本书给我的这位先生……
张中行的业绩自然不限于编过许多像《古代散文选》那样的书，他还出过《文言与白话》、《作文杂谈》、《禅外说禅》、《佛教与中国文学》等十来种著述。但真正在读书界造成影响的，还是近几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其中的许多文章由《读书》杂志逐期发表，于是引出了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张迷”。
我不知道这两本“琐话”在出版征订时，是放在哪一类里的。以我的眼光看，这其实是两部随笔散文的结集，文风略近于周作人。似不如知堂先生润厚，但却更讲求简约。——这大概是长期与叶圣陶共事，受了叶老主张的影响吧。在《负暄续话》中，张中行就引过叶老的话：“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的确，要在张中行的“琐话”中删去一两个字，实在是有点难的。
两本“琐话”，从篇目看，除了如《〈洛阳伽蓝记〉里的一点牢骚》、《由吴起起的东拉西扯》这类读书札记，和《集句》、《脸谱》、《物价》、《风雨》这类漫谈文学与人生的随笔小品外，大多是回忆性散文。而张中行笔下最见精彩的，也正是对现代中国许多著名大知识分子的充满温情与真知灼见的回忆。经他专文写到的，有章太炎、辜鸿铭、胡适之、周作人、梁漱溟、熊十力、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宗白华、朱光潜、孙楷第、张东荪等等。单看这些人名就会明白，只要与他们有过亲身的交往，如实地写出，词达而已，就有价值。但张中行不只凭借这些，他的回忆不仅在于材料的价值，更展示着一个文章家的独有的魅力。
魅力何在？就我的印象而言，首先在于人情的练达。张中行是真能体味这些大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对于他们的情感、个性、癖好，以至于某种性格上的缺憾，他都投以理解、宽容以至同情的目光，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一种深邃的人情味。如《柳如是》一文中写到的陈寅恪，作者从陈寅恪书稿的名称——《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上，看出柳如是的一首调为《金明池》、题为“咏寒柳”的词的影响；又从陈寅恪晚年的巨著《柳如是别传》缘起于一粒得自“半野堂”的红豆，点出了这位当代大学者对于300年前的才女柳如是的满腹相思之情。也许有人以为这种相思之情属于病态，张中行却十分坦率地说了四个字：“我见犹怜。”前人对柳如是有所爱有所颂，多强调她那政治性的“复明大志”，张中行却明白地说，他“对于不管复明大志而犹怜的诸位，包括自己在内，是一贯起于怜悯而归结为谅解的”。——他的文章之所以毫无方巾气，同他的这种真诚，同他人品之中的内在的多情，怕是难以分割的吧。
魅力之二，在于识见。张中行论人，常能一针见血，令人恍然骇然。比如论俞平伯，他拈出一个“才”字，认为俞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天地不作美，有才就难于尽其才。”又如论梁漱溟，说他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近于写对话集的柏拉图，或者再加一点点堂吉诃德”，“可敬，也可怜”。最妙的是论及周作人散文的语言特色，短短几句，真如老吏断案，精当无比：“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语），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每每读到这样的段落，我总忍不住拍案叫绝。
魅力之三，在于文辞。张中行文辞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内容十分丰饶而落笔极为简洁，常简洁到一句句子仅三两个字，含意却是峰回路转，腾挪跌宕，令人目不暇接。这样的文风也并非绝无仅有，我所崇敬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爱使用这种简洁到有点随便的句式；我所深爱的俞平伯的散文，也常出现令人目不暇接的跳荡的句法。但这二者如此巧妙地遇合，在文章中运用得如此普遍，如此自觉而自然，也便形成了张中行独立的风格。我想，假如不是从一个相当高的地方俯视自己所要写的东西，那是决然做不到这种驾轻就熟般的简洁的。
张中行不过是张中行，但从内心里说，我真愿意有更多的朋友，能从他的文章中获得丰饶的意趣。
草于1991年初春
说来惭愧，此文提及的《当代散文选析》，很早就出版了，但我却一直不曾真的寄呈中行先生——虽说我早已从朋友那里抄来了他在北京的住址。其原因，总还是自惭形秽的心理在作怪吧。又过二三年，拙著《解读周作人》也出版了，这才大着胆子将书寄去。不久即得到他的回信，笔迹硬朗有力，犹如铁笔划出来的一般。信不长，但颇有分量，并不是那种客套的话，对我鼓励甚大。再以后，我接编《文汇读书周报》的“书人茶话”版，赴京组稿，兴冲冲来到德胜门外他的新居，这才见到了这位满腹诗书而又充满人生情趣的老人。那天谈得很愉快，我提出要他一幅字，他满口答应。回沪不久，字就寄到了，是一首五绝：
面壁谁相问，凭栏我自知。
家园仍有梦，况是月明时。
我看了，十分喜爱，马上请人装裱起来，挂在了床头。我曾去信问：“这是谁的诗句？”但不等他回复，又赶紧寄去一信，请他别回答了，我已猜出了作者是谁。试想，如此执著于面壁苦思和凭栏畅想，并因此而使自己漫长的人生变得极为充实却又极为孤独；这样一个超拔的人，竟又分外执著于世俗的人生，在月明之夜，心中还会飘漾起或许堪称绮丽的梦……这不是中行先生，又是谁呢？
补记于1995年深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