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92]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述所以作《天官书》云：“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以为星气之占多涉迷信，虽有时而验，却非正经之术。且自古以来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司马迁修史，《淮南衡山列传》书淮南王刘安信星气占候而聚兵谋反，终至自刭国除，《儒林列传》记董仲舒言灾异而下吏，皆为信禨祥者戒。上引文言“五星见伏有时，赢缩有度，不宜为占；天之客气，亦有大运，不宜为占”，再明占候不可凭信。[93]另一方面，正如种种迷信所显现出来的，人具有预知命运的本能要求，这种要求可抑制而不可使消失；只要“天”仍被视为人世成败福祸的主宰，无论天意如何难测，人都不可能停止揣测天意，也就不太可能对“天”的异常表现视若无睹。天官之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归本于人事。所谓“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皆是观天象之大变而思人事之未足，禨祥之味少而慎惕之意多。[94]司马迁“凡天变，过度乃占”的说法，即是承此而言，故其后即转论人事，以修德、修政、修救为主，修禳最后，又谓“正下无之”。司马迁由论天官而申明人事之重，与他对卜筮之道的看法类似，都是出于理智上对天意幽微的认识，以为人事可为而天意不可为，故特重人事一端。正如郝敬论《天官书》云：“舍其弥者卑者，问其高远者，是谓不知命。”[95]所谓知命，即是知可为者。天人分际、成败之由的问题，只能从人事上求解。“人事”之则，近于前述司马迁“两合”之说所谓“人道”，具有某种非主观色彩，乃是与成败具有某种规律性联系的可验于实践的行动规则。由于“天道”之说已不可信，行动与成败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用人类理性予以把握的现实问题。把握行动与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经验理性，是一种审慎的实践智慧。在所有知识门类中，历史是最有助于获得这种实践智慧的。人类生活就像一个圆圈一样，其中的片断会不时再现，重复它们自己。[96]“人事之对待，安危存亡祸福利害，亦演变而无穷”；[97]原始而察终，就能在特定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建立一种经不断重复验证的有效的因果联系，用以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由此得以在人的理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解释成败福祸之源。此即《书》教“疏通知远”（《礼记·经解》）之道，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基本思路。上引文曰：“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此句画龙点睛，一部《天官书》于此而毕。所谓“天官备矣”，犹言天人之际备矣。[98]在人类历史经验中深察“天机”，“终始古今，深观时变”，亦能达于天人之际，“通古今”于是成为“究天人”的基本途径。疏通过往，然后知成败福祸流转之道，从而达于“天人之际”。古治史者皆知此意。《汉书·艺文志》叙“道家”云：“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指史官长于贯通古今、总结成败祸福之道。东汉荀悦编《汉纪》，列“通古今”为立典五志之一，云：“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也”（《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可见司马迁借“通古今”而“究天人”，不过循古治史之道。
中国人自古富于政治兴趣，[99]。以为事之大者无过于政事，成败之极无过于治乱。这由“天子”之称、“天命”之说也可见一斑。在究天人之际而明成败福祸之源的探求中，政事同样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董仲舒论“天人相与之际”，即是指政事而言：“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00]以“天人相与”论成败之际，正是董氏天人感应主张的体现。在“天人相与之际”，治乱自有“天”通过灾害、怪异予以警示，故董氏著《灾异之记》，专以指点政事。[101]如前所见，司马迁述卜筮、天官，也多从政事上讲。在他而言，天人分际的问题同样首先是一个治政问题。[102]唯其不信“天道”，不占灾异，而以“终始古今，深观时变”论定天人之际，治乱之由就只能通过考察历史经验而得以澄清、说明——这从其责项羽“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史记·项羽本纪·赞》）亦可略见。通古今而明治乱成败之由，以古代治理经验为当前政事的参照，古已有之。秦置博士“掌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其职为“古今史事待问和古籍典守”，[103]亦参议典礼政事。[104]汉武时公孙弘请补博士弟子，也以“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为儒者入仕职分（《史记·儒林列传·序》），更可见在古人，明天人、通古今与政事相关。不过，由于司马迁不以传统天人感应信仰下的“天人分际”为准，而在天人相隔的认识基础上提出重究“天人之际”的任务，“通古今”的意义就变得更为突出了。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中，“本纪”如“经”，[105]总领全书，是帝王史，也是政治史。十二本纪，始于黄帝，终于汉武，过往治政中的一切兴衰治乱，无不包揽，政治历史的变迁轨迹由之了然；在此基础上，其他部分如表、世家、列传，更详主要政治事件的首尾，更明其因果，因此更助本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效。从时间跨度看，《史记》所述在当时宜为“终始古今”的最完整的资料根据。通过描述过去时代的治乱盛衰，洞悉其根源所在，明了政事所以成及所以败，可借以指导当前治政：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司马贞《史记索隐》释曰：“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借鉴”。[106]《史记》所以述三千多年兴亡史，正在于以史为鉴，“提供一种没有人能积累的替代的经验”，[107]由这种经验而推知当代存亡所在。这种借鉴明显是训诫性质的：历史经验提供判断当前行动的参照，而非绝对标准；古今帝王异务，要以成功为准，“志古所以自镜，非必返古”。[108]司马迁论汉得天统，曾曰“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史记·高祖本纪·赞》）。过去的经验固有其指导作用，但行动是具体的、情境性的，每一时代都继承了上一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其特殊性，这就要求依据当前的情势作出相应的反应，即承敝而求变通。据此可明，司马迁既讲“终始古今”，又讲“深观时变”，实以为古今未必尽同，当因时为变，故愿古为今用。[109]古今之际既然有变，从前所论的“通古今之义（论）”，[110]在司马迁自然就演而为“通古今之变”了。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为其通过叙述史事而发表的一家言定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实则表明他修史的目的在澄清治乱成败本源，探明为治之道。这一点，《报任安书》其实已言之甚明：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先述其“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著述目标，再以一句“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复说明。从表达结构上看，二者显然同义，均指出司马迁一家言旨在申明成败治乱之理，为治政者提供借鉴。[111]事实上，古人著书言治，而自许以究天人、通古今的，非止司马氏一家。《淮南子·要略》自言其书云：“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前此则分论墨子、晏子、管子、申子、商鞅等诸家为治之效，以为对照。可知“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有求治之意，此意更可为《淮南子·要略》他文所证：“故著书二十篇（指《淮南子》，《要略》篇除外），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综言之，如学者所论，《史记》实“务治之书”。[112]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自言“继《春秋》”而著《史记》，对任安则不再托以《春秋》，而明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二说皆归本于“治”，不过是一事两说。且在汉人看来，《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有天有人；事取鲁史而意在当世，有古有今。故当时有以天人、古今论《春秋》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董仲舒《天人三策》）考虑到《春秋》在西汉时的地位，司马迁以究天人、通古今比于“继《春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无论如何，究天人、通古今在当时的语境中可有“治”的意思，而司马迁也认为《春秋》“长于治人”，“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互指。这从章学诚论《春秋》亦可稍见：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答客问上》）
此处径以司马迁自许《史记》之语评论《春秋》。不仅暗示《史记》与《春秋》的特殊联系，更可见“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原非二事。司马迁的一家言，以“治”为核心，其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不与“继《春秋》”之说相悖，而从另一侧面强调了《史记》继《春秋》而言“治”的意图。并且，究天人、通古今的说法还表明，司马迁的一家言以揭明治乱成败之理为务，旨在古为今用，为现实治政服务。结合《史记》对汉武治政的诸多批评，《史记》之言“治”，亦可谓拨乱反正。这与司马迁对《春秋》“拨乱世反之正”（《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认识定位完全一致，当视为《史记》之继《春秋》的目的所在。[113]故《太史公自序》示“继《春秋》”之志的同时，又云“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直接表明通过发表一家言以补六艺言“治”之缺漏未备的决心。[114]司马迁之一家言，志在承继《春秋》，意在拨乱世反之于正。但是，《史记》之拨乱反正与《春秋》之拨乱反正究竟有何关系，仍未可确定，故“继《春秋》”的本义仍隐而不明。只有辨清《史记》拨乱反正的基本思路，才可明了司马迁之一家言是在何种意义上“继《春秋》”而意图拨乱反正的，从而在根本上澄清“继《春秋》”说的实质所在。
注释
[1]《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2]参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及第一章注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3]从当时的学术争鸣和治政实践看，《春秋》显然是汉武所置五经博士传授的五种经典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4]关于汉人对《春秋》的看法和信仰，学者颇多论述，本书不赘。
[5]《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特别留意获麟事件的意义及其与孔子作《春秋》的关系。
[6]此问题可参本书页8注2。
[7]《史记·太史公自序》述作《儒林列传》曰：“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史记注补正》释曰：“伤武帝不能依古崇庠序，以兴教化，而儒术反变为文辞之学也。史序多微文，不敢斥指。……皆辞若褒美而义存讥刺也”（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前揭，页154）。又，方苞释此传传旨同此（参刘季高点校，《方苞集》（上）卷二《又书儒林传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53—54）。
[8]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