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委任的测候员
1938年8月，“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中日正式开战一年多，抗日的烽火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处处燃烧之际，李整武从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了，取得国立清华大学文凭，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李整武大学毕业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贵州省建设厅气象所测候员。别看这“测候员”不是什么官职，但它却是由盖有贵州省政府大印、省政府主席正式委任的职位，可见它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工作岗位。
李整武的具体工作任务是，气象记录、统计分析、仪器管理和物理学教学（或许是对气象所人员的培训任务）等。
李整武在气象所拿到了第一份薪水，这毕竟是他人生中通过劳动获得的“第一桶金”。他认真地完成各项工作，并戏称测候员的工作是“法天象地游戏世界”。正由于他对工作有愉快的心态，工作认真负责，各项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因此，得到上司的好评。
在贵州工作期间，李整武每每思念起恋人孙湘时，更是不能忘却他们所约定的奋斗目标：出国深造，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为科学强国做一点大的事情。
喜结良缘与初为人父
在那战火纷飞的1940年2月，在大学校园里被公认的浙江才子李整武和江苏美女孙湘，在抗日战争的隆隆枪炮声中，才子佳人喜结良缘，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同年6月，李整武辞去了贵州省建设厅气象所测候员的职位。
那年8月，新婚燕尔的李整武孙湘夫妇辗转来到大后方的四川省重庆市，李整武受聘于被迫内迁重庆的江苏医学院任助教，他的具体工作是物理、数学教学和实验室安排管理，开始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对于李整武和孙湘夫妇而言，这是错误的。因为在他们进入婚姻殿堂前，就议定了他们此生共同奋斗的路线和目标，所以，婚姻对李整武和孙湘而言，是沿着议定的共同路线，向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夫唱妇随，比翼双飞，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开始。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李整武与孙湘的婚后生活难免遭遇坎坷曲折，但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他们的结合堪称绝配，他们用精彩的一生证明了此言不虚。
1941年7月13日，李整武与孙湘简陋的家中传出喜讯——他们的女儿在重庆北碚出生了！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李整武和孙湘沉浸在甜甜的幸福中。
然而，“养儿方知娘辛苦”，尤其在硝烟弥漫的时代，还未等李整武和孙湘幸福的笑纹完全展开，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就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他们的家安在李整武工作的重庆北碚，他们的女儿就取名李漱碚。当时孙湘在远离重庆市区属重庆管辖的一个十分边远的白沙镇教书。那时交通不便，又受战乱影响，虽说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但日伪特务活动猖狂，重庆市区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不时传来特务暗杀抗日志士的枪声。孙湘带着女儿小漱碚住在她偏远的工作地，不仅要喂养、照料女儿的生活，还时刻挂念丈夫的生命安危，为此，她常常从噩梦中惊醒，真是寝食难安。然而，最让孙湘和李整武寝食难安的是女儿的健康。孙湘一边教书一边养育小漱碚，很是辛苦。孙湘做学问、教书育人，是专家，得心应手，但养育婴幼儿，让幼小的女儿健康成长，她却成了真正的“门外汉”。女儿日夜哭闹、女儿生病发烧，她常常束手无策……女儿的健康成了李整武和孙湘生活中最大的心病。
聪明过人、思维缜密的李整武深知，要强的孙湘因带不好小漱碚而内心愧疚和痛苦，他不想再让深爱的妻子承受心灵的煎熬，决心自己来带小漱碚。说服妻子后，李整武把小漱碚带回了北碚，请了一位和善勤快的中年保姆专门负责女儿的吃、喝、拉、撒、睡。李整武又买来婴儿喂养方面的书籍，认真研究后，亲自为小漱碚购买奶粉、白糖、衣服、玩具等必需品，并慢慢规范女儿的日常行为，逐渐形成规律。说也奇怪，在李整武的精心安排呵护和保姆的细心照顾下，小漱碚慢慢适应了父亲安排的有规律生活，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健康地成长起来……
年过古稀的李漱碚现今都还清晰地记得，父亲让她抱着饼干筒，坐在重庆北碚的小山坡上吃小饼干的幸福童年。
副教授的留学梦
小漱碚的健康成长使李整武和孙湘夫妇精神大好，他们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工作中。1942年26岁的李整武，除了继续在重庆江苏医学院教书外，还开始兼任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助教，主要从事物理和数学教学。
1944年8月，28岁的李整武受聘担任复旦大学（重庆）讲师，继续从事物理、数学教学工作。
李整武在大学教育教学的道路上，凭着他的才智和学识，一步一个台阶，进步很快。到1945年，即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年，29岁的李整武已升任迁回上海的交通大学的副教授，还是从事物理和数学教学。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被赶出中国，李整武曾就读的西南联大宣布解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其他被迫内迁的大学都逐步迁回了昔日的校园，李整武月薪也随着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步步攀升，已到月薪200多元，并已举家迁到大都市上海。他的家庭、经济和事业都是令人羡慕的，凭他的学识、认真和勤奋，升任教授的日子也不会太远。
怀有远大理想的李整武并没有小富即安，他没有忘记与孙湘婚前议定的共同奋斗的路线与目标，留学深造的梦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绕着。
李整武想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事是由他的母校国立清华大学承办的，他不禁一阵兴奋。
对于庚子赔款奖学金，美国作家张纯如在《蚕丝——钱学森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庚子赔款奖学金一直是中国最高等的奖学金。正如一位得奖者说，获得这一奖学金比此后在美国获得的马歇尔、罗德和富布三项著名奖学金加在一起更令人激动。事实确是如此，虽从一开始，肇始于战乱的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就笼罩着中美双方勾心斗角的阴云。”
“庚子赔款”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以消灭义和团为借口攻打北平后，强迫腐朽的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向外国侵略者的赔款。这笔赔款连本带息总数达10亿两白银，其中美国连本带息分到4600万美元，是美国索赔金额的两倍。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决定把多出来的钱归还中国。但归还的方式是，将这些钱建立一个基金，作为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奖学金。而清政府希望拿这笔钱用来建设铁路、开矿或从事金融投资。而美国则想通过奖学金培养一批受过美国教育有影响力的未来领袖人物，“在知识和精神上对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加以控制”。
经过4年的拉锯战，终因这笔钱在美国人的腰包里，清政府只好让步。庚子赔款奖学金终于在1909年设立。中国负责留学生的选拔和训练，并将每年筛选出的优秀人选送至美国。所有这些工作都由清华大学完成。到了美国之后，留学生由设在美国的中国协会接管。这个协会专门负责管理奖学金获得者在美国的生活和发放奖学金。
项目开始时，中国每个省份根据该省所出赔款比例享有相应的名额。高中生在最后一年参加选拔考试，获胜者进入清华大学就读培训两年，然后前往美国完成余下的学业。
开初，美国人认为该项目大获成功。庚子赔款奖学金培养了众多中国教育界和政治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第一批奖学金获得者包括中国第一所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始人，中国近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1918年康奈尔大学），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18年哈佛大学）以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驻美大使的胡适。
然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之后，中国政府重新调整了项目名额分配方式，以解决国家存亡之际对科学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改革后的考试只面向每所大学数学和科学分数排名前4名的毕业生。新的规定意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并支持全中国最有天分的学生，让他们迅速掌握美国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尽快回国，建设中国的国防工业。
奖学金项目设立时，美国政府是想以此长期控制中国；而改革后，中国政府的意图是用最优秀的人才学回美国的科学技术，以建设强大的中国国防工业达到强国的目的。难怪美国作家张纯如有“一开始，肇始于战乱的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就笼罩着中美双方勾心斗角的阴云！”
应当正视，要获得改革后的庚子赔款奖学金是难上加难了。
李整武从小就是攻克难题的专家，大学时是国立清华大学有名的才子，现在已身为交通大学副教授，对于去竞争用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美国的名额，他信心十足。
果然，1946年9月，交通大学不满30岁的副教授李整武如愿考上了教育部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将攻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物理专业博士，终于圆了他多年出国深造的留学梦，开启了他人生科学强国梦的留学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