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渴望亲近又无法亲近的无奈和落寞是海外华裔流散者共同的生存之体验。身份焦虑愈来愈多成为华裔作家创作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那些经典中所体现的“边缘情境”也就自然进入了华裔作家视域或华裔文学文本中。背井离乡、身份飘零、举目无亲、万般无奈、凄凄惶惶或多或少会体验到某种情绪沮丧——即所谓的“边缘情境”。这一概念是指人类生存的一种状态，源自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指人们既有的标准与认同、既定的生存意义遭到新环境的质疑或否定，而又无法融入新环境，从而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注：转引自吕红：《追索与建构：论海外华人文学的身份认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页。）。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表述就是：“无家可归，思想精神和情感个体都在流亡。家园是一个不真实的意想，可以回归，只是总是走在回家的途中。”（注：转引自吕红：《追索与建构：论海外华人文学的身份认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0页。）
作为华人的后代，故国文化是他们在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诱因，也是他们植根异国的文化依托与精神财富。因为有关中华文化的记忆随着母亲的故事、随着唐人街的一些习俗已春雨般无声地浸润着他们的内心，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精神上无法分割的元素，给他们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和文化资源，成了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依附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完整的其机体。亲近与疏离、认同与拒绝、骄傲与屈辱等复杂的情感在他们的中国叙事中矛盾着呈现。身为边缘化的弱势族裔，他们借记忆、传说、想象等方式创建故国形象，试图在主流文化中保留自我的声音。但以迎合西方读者期待视野为目标的写作诉求，又迫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以“他者”眼光审视故国。因此中国形象便在美国华裔作家的文本中不断被建构、解构与重构，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其中既可以观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绵延，又可以观察到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与曲解，这种异态与变形折射的是美国华裔作家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以及自身文化属性的追问。华裔作家挥之不去的国家意识是在弱国子民的政治语境下催生的，有关故国的想象也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呈现一种基于想象的发现自我的态势。作为想象的客体，中国这一不断变化的文本，在作家想象的过程中，被不断丰富与完善。因此，故国想象在作家的言语中，不仅使叙述者了解了自我，也完善了故国本身。
总之，寄人篱下的彷徨，文化身份的寻索无不以其充满流亡、放逐意识，孤独、陌生的异域感和通过回忆故土的书写或有关故土文化的书写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了美国华裔作家个体现实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双轴。如魏兰所说：“在现实的层面上，对于远离故土、无母国生活经验的华裔来说，挪用宽泛的‘中国神话’不失为一种文化策略，是华裔文学从现实与心灵上自我建构的一个页面。”（注：魏兰：《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中的男性主体意识——从赵健秀的“关羽情结”谈起》，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2页。）
第二节 “文化飞地”与“林勃状态”
（一）“文化飞地”
“文化飞地”（cultural enclaves）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而诞生，一波一波的拓殖、移民和族群流散的浪潮打破了人类单一的文化地理空间，有着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族群在西方帝国中心形成了无数规模不一、层次复杂的生存空间，其所具有的诗学功能在后殖民时代特别引人注目。生活在文化飞地中的人们，大多是出于现实生存压力而被迫迁徙，或为追求独立的批判意识而自愿放逐的移民族群或人群。从国籍上说，他们属于某个所移居国；从文化上说，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集体记忆和宗教信仰；从情感上说，他们更愿意认同本族文化，尽管它存在于遥远的本土或碎片化的传说中。这种自相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文化身份危机。而本书所讨论的“文化飞地”是指华人移民在其聚集地自发形成的一个独立于美国主流社会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中美文化冲突造成的独特的物理、心理空间，也是华裔流散者本能地在陌生环境中寻求自身安全、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保持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种空间形象。
众所周知，对于美国华裔流散群体来说，“文化飞地”的具象指的是唐人街（China town），或译为中国城、华埠等。唐人街的出现是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后果，而并非是出于华人自愿。“淘金热”以后，美国的排华浪潮（Anti-Chinese Movement）愈演愈烈，到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的出台与实施达到顶峰。华人为了维护在美国的生存权利和自身利益，自发建起了唐人街，形成了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聚居地。从19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的唐人街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在唐人街，人们可以不用讲英语，直接用普通话、广东话交流，有几十种中文报纸可供阅读，城内商店出售各种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商品。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周敏教授指出，“唐人街是法律上的排斥华人，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社会偏见这三者综合的产物”（注：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8页。）。唐人街“既是实际的物理空间，有土地范围、生活范围、活动范围，也是一个抽象的心理空间、意识空间、价值空间，其显著特点是自外于周边环境，形成一个悬浮在当地文化环境中的异质文化岛”（注：梅晓云：《奈保尔笔下“哈奴曼大宅”的社会文化分析》，《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第67页。）。对于流散于美国的华人而言，生活在文化飞地之中，不仅享有身体上的安全感，更多的是提供给他们一种“家”的归属感和确认自己身份的依据。因为“唐人街提供了一种延续于移民国的生存方式，意味着华人移民族群的一种自我构建方式”（注：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页。）。“唐人街在其历史的变迁中，已经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而且还是一个文化上的空间，一个精神上的依托。”（注：陈涵平：《北美新华文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唐人街在美国华裔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成为诸多美国华裔小说文本中频繁出现的母题。
当中国移民踏上美国这块土地时，他们憧憬着未来，渴望忘掉以前的苦难和心灵上的创伤，开始全新的生活。但是在新的国度，作为异乡人，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身份，在新的环境中又找不到应有的位置。他们被排斥在外，生活在美国的文化之中却并不属于其中。如印裔英国作家拉什迪（Rushdie）所描述流散者困境时说的：“他失去了他的定位，他进入了一个异域语言，他发现自己周围人的社会习俗和准则都不同于自己，有时甚至还冒犯自己。”（注：Rushdie，Salman.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London：Grant Books，1992.p.278.）不友善的外部环境使他们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之艰辛，精神上的悬置更让他们痛苦不堪，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只能退缩到“文化飞地”中。
在汤亭亭《女勇士》中，母亲勇兰怀着天堂般的向往移民到美国，但在美国的实际生活使她经历了极大的精神落差。在美国她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她可以“搬着100磅重的得克萨斯大米上楼下楼，她可以在洗衣房从早晨六点半干到半夜……夜深人静，我们似乎回到了洗衣作坊，母亲坐在橘黄色的板箱上，把脏衣服分拣成一大堆一大堆的……”（注：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除了艰苦的劳作给她带来身体上的疲倦，精神上她还深切体会到不适应文化移位所带来的煎熬。因为从文化意义上分析，她不过是一个寄宿于美国的短暂逗留者而已，她的日常生活、习俗、情感取向、内心渴求、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均根植于自己熟识的中国文化。她在美国的生活就是一个使自己边缘化和陌生化的痛苦过程，因为支撑她精神和情感内涵的所有因素都消失殆尽。难怪勇兰在总结她的生存状态改变后对女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你不会明白我来到美国后有多么失落”（注：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所以说，母亲们一方面从不尽如人意、让人不满的祖国逃离出来，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生存的基本和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他们便被迫选择蜗居于唐人街，固守故国的文化传统习俗。他们在“异帮”土地上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从而开始抵触美国文化，成了“身在异乡，心向故里”的流散者。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中的母亲茹灵，一位在“北京人”遗址附近的仙心村中出生、成长的女性，在家国尽失的万般无奈之下，她选择了逃离，几经辗转到达美国。为了逃避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中国，客居异乡是茹灵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尽管生存空间或地理环境的改变给她带来了安定的、物质上相对丰富的生活，她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解脱，而是承受着作为移民彷徨在东西两个世界精神上无法皈依的痛楚。因为人是文化的，他从一生下来就与自己的民族建立了一种血缘的亲情纽带，民族和种族的文化印记将始终是其自我意识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移民这样的跨界行为断裂了他们与故土的联系，将他们悬置在东西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心灵却不曾移植过。在异质文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他们更多体会到的是不适、困惑与沧桑，固守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了很多人的唯一选择。所以面对美国文化，茹灵不是去积极地适应，而是消极地回避，选择退居于心灵深处的那片“异质文化岛”中，在美国文化的包围中坚持中国文化。茹灵一直都有说中文的习惯，而她的英语却是破碎、断裂的，是她在香港当保姆时学的，来美国多年，茹灵的英语无论发音还是词汇都毫无改进；茹灵坚持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直到露丝6岁时才给她做了第一次美国饭；茹灵不顾女儿的反对，硬向女儿灌输中国的逻辑和思想，教女儿写毛笔字，茹灵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在美国社会中是无足轻重的，但至少在中国文化的飞地之中，她可以找到一种熟悉的归属感，进而确认自己，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她永远不会是“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