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美国出生、成长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后裔，美国华裔作家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确立了西化的价值观并通过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获得一定社会地位，但他们却发现自我理想的达成并不能使他们摆脱失根人的窘境，浮萍飘零般的双重异乡感始终缠绕着他们。如萨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流亡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让人心里总是惦记着，但经历起来却是非常痛苦。它是人与故乡，自我与其真正家园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注：Said，Edwar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P，2000.p.173.）这恰如其分地描摹了美国华裔作家文化上的无法皈依和矛盾情结。他们渴望拥有完全的“美国性”，却无法割裂对故国家园的眷恋，无法绕开对它的向往与想象。他们试图通过族裔内外的寻找以获得真正的“家园”归属感，以摆脱令其迷茫的中间地带，但却同时受到非此即彼的两种文化势力的排挤而无法获取单一的、明确的存在根基。因此，作为被双重或多重文化分裂的主体，华裔作家独特的身份经历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由文化认同危机引发的身份焦虑渗透到作品机理中，成了全球化时代独有的且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第一节 边缘情境与故土情结
从美国华人移民史中可以看出，美国华人/华裔的身份问题从他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存在了。先是没有公民资格，有了公民资格后又得不到完整的公民权。从19世纪初开始移民美国起，华人/华裔遭受的排斥和歧视就没有停止过。20世纪，虽然华人到美国已有一个多世纪，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种族的原因，他们一直被视为异己，被置于社会边缘位置。20世纪70年代的学校调查显示，美国长期漠视亚裔的存在历史，从小学至大学期间的美国历史与社会学教科书中，仅有少数教材包含亚洲史，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未提及亚裔在美国的历史，而在那些确实包含亚洲或亚裔的教材中，展现的也是几百年前的历史或者是亚裔的刻板形象。除了作家和哲学家，西方的旅行家和电影制片人等都言承、深化和发展了这种刻板化中国的传统。这些对中国刻板化的描述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片面认知，使他们形成固定的、难以动摇的思维定式，固化的表征模式成为他们言说和书写中国可以遵循的传统，吻合了后殖民理论思潮的开山鼻祖萨义德先生所提出的“东方主义”：“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东方可以被制作成或驯化成为‘东方的’。”（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总之，中国形象就这样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被纳入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他们以不对称、不对等的交往方式来构建和塑造中国，并有意识地将其“定型化”或“标签化”，并在一代代的文本叙事中流传和固化。
他们世代相传的言说和书写中国的传统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认知，使他们逐渐在其内心深处构筑了一道理解和接纳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屏障，拒绝去理解和认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和不断积极进取的、丰满、多元的中国人。即使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坚持“美国是一个白人种族的国家，美国人是白人”的狭隘观点；大多数美国人也认为，华裔就是中国人，他们本来就应该认同亚洲文化，即使他们出生并成长在美国。所以，“华裔美国人”在充满敌意的美国社会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被排除、被拒绝和不被认同的命运，这使他们与生俱来就有着强烈的身份焦虑感，注定体验着无所归属的无奈和落寞。
用来记录和表述美国华裔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的华裔文学就此应运而生，如同身份问题自从美国华人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伴随其左右一样，种族、性别、文化、身份始终是美国华裔文学探讨的主题。抒发对被排斥和歧视的愤慨、表达对“美国人”身份的渴望和焦虑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眷恋等已经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书写“传统”，每个华裔作家甚至是享有盛誉的华裔作家都在这一“传统”下做出了自己别具特色的探索。他们在美国社会所体验的无奈和落寞是海外华裔流散者共同的生命之体验。本书重点探讨的美国华裔作家也无一例外地表述着身份的冲突和断裂给他们所带来的极大哀伤。他们先天的身份“错位”和后天文化认同的缺失所带来的归属感的缺失与“无根”的命运在其作品中得到细致入微的阐释，其失根的哀伤与情愁亦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但越是这种身份的分裂和不确定，对身份统一和认同的强烈追问与诉求就越是强烈，文化身份的建构就越是艰难和复杂。富有声望的美国华裔作家刘裔昌、赵健秀、汤亭亭、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等对这种由身份的矛盾带来的命运之跌宕和边缘之体验进行了精雕细刻的再现。
刘裔昌的《父亲和光荣的后代》以自传体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和父亲两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全书共33章，每章标题都以“父亲”开头。刘裔昌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作风相当美国化，由此赢得美国社会的尊重，这他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够美国化就能够被美国社会被接纳，于是，他处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叛逆。在刘裔昌看来，他对美国的熟悉程度远比中国高，“我成了活生生的美国历史百科全书，我清楚地知道美国人曾采取的每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知道其中血淋淋的、虚虚实实的每一个细节”（注：Lowe，Pardee.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New York：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Inc.，1943.p.132.）。尽管作者花重笔描述了刘裔昌对中国文化的叛逆和对美国文化的拥抱，但读者会发现在文本叙事中同样充斥着美国对他的不公和排挤。在中学时代，他和白人同学一起外出寻找暑期工作，唯有他屡遭闭门羹。此外，美国斯坦福与哈佛的精英教育未能改变刘裔昌的华人身份，他在求职时仍然屡屡受挫，只能从事一些与中国和亚洲人有关的工作。直到他供职于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为参观“二战”时举办的金门国际博览会的美国旅游者当向导，刘裔昌才在美国找到一个并非完全美国化的位置。这是一个有违“我”的初衷却又“恰如其分”的位置，在美国白人社会，他被定位在一个既有美国化、又不乏中国化的地方，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踩到了既让他喜欢又令他惆怅的落脚地。从刘裔昌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管窥华人想成为美国人和能够成为美国人之间的鸿距以及华人想完全摆脱华裔族性的徒劳无功。
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中的黄玉雪自幼成长于唐人街的传统中国家庭，最先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小就培养了温顺的中国传统女性品德。当她步入美国主流社会时，追求个性发展的美国思想迎面扑来，她内心开始受到两种文化差异的撞击。她怀揣着美国梦，大胆地追求梦想并坚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但在就业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挫折和坎坷，加上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使她的思想显得非常混乱，很多次，她不能走出宿命论的阴影。在她坚信人生不仅仅是遗传带给她的定数的信念下，她尽其所能，最终赢得了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华人形象，进而被誉为“少数族裔代表”。这种模范称号可以视为美国排外的另一种机制，如美国亚裔研究学者周敏在接受联合日报的采访时所说：“‘模范’其实是另外一种排外的机制，把你放到另外一个边缘，不过不是底层的。但是主流社会还没有把我们当作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设成模范是给其他少数族群看。”（注：引自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ace2face/pages1/face2face110410.shtml.）
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塑造了第五代华裔惠特曼·阿新这一人物形象。除了一张无法改变的华人面孔，单就教育、出生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言，惠特曼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华人文化的痕迹。他热爱和平，反对越战，反对传统和主流价值观，过着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留长发，大胡子，说一口美语俚语，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伯克利大学英语系，却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吸毒，逃避现实，梦想建立自己的美国梨园戏社，却不得不“生活在军事化——工业化——教育化的统一体中”，如美国著名媒体人、作家安·施赖伯（Le Ann Schreiber）于1989年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这样说：“惠特曼是美国人，是和杰克·凯鲁亚克、詹姆斯·鲍德温、艾伦·金斯堡还有沃尔特·惠特曼一样的美国人……问题是如果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人？一个看唐老鸭和《生活》杂志长大的人为什么在他的同胞们的眼中如此怪异，像谜一样不可理解？在美国长大的第一代人就已经失去了中国特征，还要经过几代人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注：转引自孙冬苗：《“他者”的解构与“自我之歌”的唱响——从东方主义的视角解读〈孙行者〉中的惠特曼·阿新形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34页。）惠特曼·阿新是一个叛逆的美国嬉皮士，他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体现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文化特征，他理所当然地应视为美国人，然而他的华人面孔让他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他者”，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排挤，边缘化的处境也就成了他必然的归宿。
雷祖威的小说同样描写了华裔族群在美国以白人为主流的文化圈内的生存状况，在代表作《爱的痛苦》中，雷祖威曾经坦言他写作的目的：“亚裔美国人依然处于边缘。我深感我得从那些边缘的角度创作，传达边缘人物的经历。”（注：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总序）——《爱的痛苦》，雷祖威著，吴宝康、王轶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在他的《爱的痛苦》短篇小说集中，成年男主角总是愿意选择白种女子作为性伴侣，如《爱的痛苦》中阿维与曼迪、德博拉，《触礁的爱情》中的巴迪与米里亚姆、库基的关系，《生日》中华莱士与弗兰克前妻之间的同居关系等。这些华人男性在性选择上往往都倾向于选择白人女性，这也是他们对主流文化的一种选择，然而这种跨越种族的两性选择最终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他们的关系往往都无法得到长久的维持。也就是说华人男性希望能与白人女性一起构建属于自己的“家”，然而最终这种跨越种族的“家”以破碎的结局收场。从他们不幸的经历我们能够看到，新一代的华裔在不断努力重塑自身价值，希望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接受，然而他们仍然在主流文化圈外苦苦徘徊。他们否定老一辈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又无法真正在异国得到认同，可以说，华裔族群是一群被不断拉扯的人，在不同的文化观中努力尝试寻找自我定位，在享受爱的时候也承担着相应的精神上的痛苦。
其他华裔作家，如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等人的作品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由于身份的模棱两可而引发的华裔边缘处境。谭恩美的《喜福会》是围绕四对华裔母女的冲突而展开的。母亲们身处美国，但怀有强烈的异乡之感，想借助打麻将的方式减少些孤寂感。女儿们却不理解母亲打牌背后的含义，对此颇为不满；女儿们对母亲所讲的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故事不感兴趣、漠不关心，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自己与她们的母亲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母亲的故事对她们毫无意义、毫无用处。女儿许露丝在骨子里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美国人，但却遭遇她的白人丈夫特德家人的警戒和排斥，他们甚至认为露丝的华裔身份会阻碍特德的职业发展。这样，竭力放弃本族文化而一味迎合美国文化，不仅无法弥补自身由于种族血缘带来的自卑感，而且也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和分裂。《接骨师之女》也以母女关系为线索展开对此主题的探讨。在女儿杨露丝的眼中，母亲是中国破旧、落后文化的化身，她的努力和奋斗就是为了摆脱母亲观念的影响，摆脱华裔身份的困扰和中华文化的标签，从而跻身美国主流社会，拥有真正的美国性。但她的白人男朋友亚特对她所表现的华裔女性的温良和顺从的厌倦、他家人对她所表现出来的礼节性的客气、对亚特美国前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慷慨，让杨露丝痛苦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体貌特征不可避免地引发被边缘化的命运，自己拥抱美国性的热情被无情地冷落。任碧莲的小说《莫娜在希望之乡》也同样刻画了中国血统给主人公拉尔夫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带来的不平等的待遇，被边缘化的处境使他们的经历充满了坎坷和磨难。总之，无论如何抗争，他们也逃脱不了在美国生活的边缘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