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若问名和姓
萍水相逢，若有机缘对话，免不了要有一句“贵姓大名”。也许是在火车上、航船上，两人一生只这一次相逢和对话，就各自天涯海角，永无“再见”的可能——虽然分手时口中都这样祝愿。人离别了，姓名却留在记忆里。姓名有的比较平常，没有多大特色的，容易与时光一同流逝了；有的却不如此。难忘的姓名，真像诗人龚自珍称赏宋翔凤那样：“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好的姓名也有留香的魅力。因此我常想，做小孩童时，父辈师辈给起个好名字，那不但是终生的幸福，而且定会带来好运气。
有友人问过我，说：“据你自己品评，你的名字怎么样？是如何取来的？有奥妙没有？”我答，这可说来话长，如今只略表其一二，以供品味。
我家取名，父亲那一代用“梦”字，家严原讳梦薪，同族弟兄有梦莲、梦兰、梦才……父亲是光绪年末一科的秀才，因为科考上的某一原因，改名（即“榜名”）景颐，就是景慕宋代宗贤周敦颐（茂叔，莲溪）的意思。到我这一辈，族兄们原是单名排“三点水”的字，
如大堂兄周湘，表字春帆；四堂兄周菖（记不清了），表字雨臣；八堂兄周瀛，表字子登（十八学士登瀛洲）；十堂兄周菖，表字月波。我很喜欢这种名字，觉得诗意盎然，人必不俗——果然他们都是音乐书画的天才，风流潇洒。但也由于科考之故（什么故，我就说不上来了），他们都改了双名。下一字排“昌”了，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其中，大多数是从《易经》卦名取来的。这么一来，哲理味浓了，可诗意没有了。
既然排昌字了，于是我这亲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是：震昌、祚昌、泽昌、祜昌、汝昌。我是最幼的，大排行是“十五”，早年间不讲族谊时幼侄辈偶有“十五叔”之称，此语久已不可复闻矣。外姓人则称我“老先生”——那时是少年，“老”是排行最末，“先生”是对男子的美称。
有人也曾疑心我名字是仿效清代名人丁汝昌而取的。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巧合。《诗经》上说：“俾尔寿而康，俾尔炽而昌。”尔即汝也。清代又有一位周寿昌，大约也渊源于此。
丁汝昌字禹廷，是取自《书经》“禹拜昌言”之义。家严为我选一表字，初取“寿康”，后取“禹言”。后来，我觉“禹言”侧重昌字，“汝”无联系，且又与丁氏略同，于是改用“玉言”，取《书经》“王欲玉（玉成）女（汝）”之义。没想到，友朋相戏，遂云“玉言”者，岂非“石头记”乎？可见你“命中注定”诀治红学。
我听了，“颇受启发”。于是就自鸣得意起来：通灵宝玉镌的八个字，就是“莫失莫忘（平声，音王），仙寿恒昌”呀，你看这个昌字多么重要！雪芹选用，倍增声价光彩。
昌者，造字从“日”，故有昌明、昌盛之词，是个吉祥的名字，气象光华。我是喜欢它的，而且，若是从阴阳五行的古哲理来看，贱名真是阴阳调燮，水火既济——因为其中水汽与日光正相辅倚，生机一片。
我给自己的名字找出“种种理由”，以为自颂自夸之词，这实在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老王卖的瓜，不能说自己的瓜苦；我卖的是文，而“文人”是讲究谦虚的，不但不许说自己瓜甜，还要力表其“苦”！此则虽然名字吉祥，职业却未如老王之可以“实事求是”耳。
汝昌——老王——莫失莫忘，一瓜一文，都说味香。
水乡之梦
我生在津沽，其地正在天津老城（卫）与大沽口之间，海河一个大旧弯环处（已裁弯取直）的东南岸，所以我是“饮海河水长大的”一个村童。海河水哺育了我，那水美得很，既不咸，也不苦涩腻。但海河水实际上是什么水呢？
这可说来话长。
乡亲父老口头常语，有两句话：一是“退海地”，二是“九河下梢”。此二语意味深长极了。
退海地者，是说沧海桑田之变，一点儿不虚——这可以追溯到麻姑仙人告诉人们说的那种亿万年的大变迁，“又见东海扬尘矣”！海又在向陆地演化。我出生之地，就曾有远古的“贝壳堤”（海岸遗痕）。
九河下梢者，是说大禹治水，为救华夏生灵，疏导九河，九河之水汇于此处入海。
这也不是“神话”，全系“人史”。黄河几度改道，在宋代还曾由此入海。辽、宋对峙时，这条河叫作“界河”[1]，故“海河”实“界河”之音转[2]。而天津（明永乐年方改此名）本名直沽，直沽除了到“三岔口”才汇入南北运河水之外，其主源却是出自北京！
北京古时（尤其西北郊），遍地是伏泉，随处涌出——故有一地得“万泉庄”之名。此万泉甘露，汇为河流，由京城西北门（德胜门）入城，是为御河（包括北、中、南三海）。御河由城东南角出城，是为通汇（惠）河。通汇河经过多座闸桥（地高下降数丈）至通州，始名潞河。通州至天津，又名白河。白河方是海河的主源。
这么一讲，我自幼喝的海河水，其实是神皋禹甸、“帝里皇州”这块大宝地（风水地）的甘泉玉水流到我家门前的不同寻常的水啊！
九河下梢，是民间口语，若在文词，则是“百川之尾闾”。“九”非实数死义，古以九为最多的代表数也。尾闾乃一个生命体的“下部”排泄之部位；移在地理上讲，就是百川入海的最低洼之势。所以当地父老也有一个“经验论”：这地方的人家，财富易积而不久即归消完荡尽——没有百年的“世业”与“名门”。
我看这是有道理的：九河挟八方的泥沙俱下，淤垫甚剧，这就带来了“宝”，也带来了污秽。是以此地的“人物”风土，情况十分之“杂”。
退海地，古语谓之“海滨斥卤之区”，就是盐碱地，寸草不生。可是此种土壤一经引河（淡水）灌溉，即变为十分肥沃的良田，岂止“生桑”而已，驰名海宇的“小站稻”，实即由此而生。
小站者，袁世凯练兵时所设许多大站、小站之一站也，然后来已转为一个地点的专名，其他站名皆不彰，或归消失。但“小站稻”者，又转为泛词，即今津沽（市东南区）一带开发的水田，皆名米良种的产地。因此，这儿的民户（相对而言）是富庶的，极贫者甚少。鱼米之乡，几乎绝大多数人家是能吃这种饭的，这与内陆的真正农村迥然不同，没有十分困苦的景象与实况。
这儿遍地是小河、小溪、小汊（积水塘），很多古老的干涸小水道遗迹也多得很。有水之处，芳草碧芦，菜畦绿树，一望无际。这与江南的“小桥流水”或水巷高桥的风格，自然不必强牵硬比，可是自然环境之美，令我总是想念而神往。
这么好的条件，理应大出人才吧？谁知不然。依我的观察体会，此地的人禀赋资质很高明，到处有之，可只是难成大器，差不多都是失学失教，早废早亡……
此为何故？很简单：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无人重视，亦无有力者为之倡导发扬。这就是最可惜的一个“要害”，想起来我就感慨叹息。
我絮絮而讲述这些，读者会感兴趣吗？怕是未必。但我的用意是：肯来读此拙著的诸君，总要“了解”一下我这个人，而“了解”的第一层，就是明白我所以为我者（形成了我这样的人），原来是在此种样式的“时空”、“风水”之中出生而长大的，我怎么也“脱离”不了那一切的“组构”与“陶冶”呀！
诗曰：
碧海红桑系我思，旧时风土几人题。
而今水涸缘何故？芦荻帆樯只梦知。
向学慕学
对学问有特别的爱好，必然也属于天性的范围——少年时当然还没有这么一个清晰的理念，此乃日后所悟。少年“治学”，从何开始？说来可笑，也可痛。
可痛者，那是日寇侵华沦陷时的事，燕京大学被封，自己不受敌伪的招编，自隐于暗室。其文化活动只限于与顾随先生通讯，唱和诗词，隐喻我们极为深刻的爱国抗日心怀。这种可痛也包含着可愧：不能积极地去做抗日的工作。可笑者，如此条件，一无目标，二无根底，三无师承，四无学友，五无书籍……一个弱冠之人，硬要摸索学问，这岂非世上最为可笑之事？
怎么开头的呢？是从语言文字为始入之途，全似盲人行路，只凭“感觉”在那里“摸”，在那里“碰”。缘由也许是从识字问义而萌生了对日常俗语方言的兴趣。
说来也有“奇迹”：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我颇有收获。例如，那时妇女人人要做针线活儿，常听的“女红（ɡōnɡ）”，术语就有（纪音）“逢”、“连”、“砌（qī）”、“敲”、“聊”……种种讲述针法的话，可是十之八九不会写，不知是哪个字。心里“过不去”，觉得如此重要的字都不识不知，如何还自称“读书人”？于是下功夫，自去寻索。
谁知老天不负苦心人，我将那最觉发音奇特的“敲”、“聊”，都找着了本字（今皆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悟到：所谓“俗话”，实皆古语，本字本义，分明不爽，只是历久人已不明，或竟以他字代替，或音转字讹，迷失与混乱者甚多，却并非不可“收拾”，下点功夫就能有所创获。
不但单字，词语亦然。例如，天津人爱说的表述时间的话，就有不少是古语今讹（或今迷）。如大家都把昨日叫作“夜拉格”；把上年叫作“年四格”。心中纳闷，不知何字何义。及多读诗词，不时可见“夜来”与“年时”，乃悟此即乡语的古源。此悟是否？直到后来果然在唐宋词中发现了“夜来个”、“年时个”，自信完全证实了我自己的假设不误。于是大为欣喜，也明白了那省掉的“个”字是因为诗词字数有定限。此种例子尚多。
这就是我“治学”的萌芽或雏形。
这看似幼稚简单，很多人却不能理解到此。而且这对我日后也有很大作用，比如我研究诗词是“本行”中重要一环，凡读古人之作，在欣赏其艺术韵味境界时，还会注意诗人的选字铸词，体会古人对汉字的功夫，绝非今人所能及。
“读书先识字”——治学更要识字。汉字一大宝库，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每个字都带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因此，我总劝青年学子，如欲走学术之路，务必先对文字训诂多下功夫，不然就无根底可言——常说的“文盲”，其实是“字盲”。今之自居为“知识分子”者，一核实际，“字盲”占了惊人的多数！
咬文嚼字，重要之至。
诗曰：
治学方知识字难，几多古语在民间。
小童也拟从兹始，旧训新词可尽安？
少年书剑在津门
故乡是一部读不厌的书。那页页行行，写着我和俦侣们的青春——它经历的路程，它焕发的风华，它遭受的苦难，它含蕴的情怀。
我大排行第十五，小排行第五，都居末。幼子是最受疼爱的，生性又腼腆，怕见生人，又怯弱斯文，因此家里舍不得早点送去上学。入小学，已经九岁了[3]。小学岁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一是反侵略，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小学生游行；二是闹兵荒，什么奉军呀，杂牌呀，败兵窜来，必然占驻学校，一停课就是多少天、几个月，也不知多少次了；三是逃土匪，那匪是以小站为中心的绑票匪[4]，以手枪为主要凶器，围攻村镇，绑架勒索，有时也害人命——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只敢欺侮同胞，不敢抵抗日寇，反而闻风即遁。有一年，我就因“逃难”而借读于别处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我自己已说不清小学到底是怎么对对付付、七断八续地上完了的。
我考进初中，已经是十五岁了。这中学是河北大经路东侧的觉民初中。这个学校是河北省的先生们办的，所以天津卫的阔子弟罕见，而以文安、徐水、河间、献县、沧、景、盐，以至京东诸县的“外地”学生为多。这就是说，它的风气必然是朴实无华，还带点“村”气，可是正派，规规矩矩，扎扎实实。毛病是太死，只让学生读死书，不知其他。校规极严，学生们见了“老管儿”[5]如避猫鼠儿的一般。到校外去必须请假获准才行，不然，擅出校门一步则记大过一次——三次开除不赦。
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少年，可闷得慌，实在难受了，到“大门洞”内站站望望——这不算“出校”的。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他们的大刀队是有名的，足令敌人闻风丧胆。我很爱看练大刀的，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穗”，十分有气象。一个一个的壮士，远远望去，只见都是红面大汉，威风凛凛，真像三国周郎营中，皆熊虎之士也！
小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这些印迹。自己那时候对一切大事虽然说不太清，但也分明意识到，大刀练得越勤，那风云形势也就逼得越紧了。
觉民三年，我的“文学事业”已经发端。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当然那是很幼稚可笑的），而且开始写“文章”，竟获一家报纸发表。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
毕业了，要升学，决定考南开。南开和觉民可就大大不同了，一切都两样得很。
我小时有颖慧之誉，记忆力特别好，读过的课本再不要温习，都能一字不差；从小学直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榜，铁定是第一名。因此很受老师、同学的青睐，真是另眼相待。同学们还善意地给我一些美好的“外号”。可是考南开中学，录取榜上名列第二，当时心里真觉得是“奇耻大辱”。但这对我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名次，精神志趣逐步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文化领域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