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知为何，这也再难享受了，好像绝了迹。有一年鼓楼举办灯会，过元宵节，报上宣传，我特意赶去——一见之下，原来尽是些小电灯泡的玩意儿，用反光刺目的人造绸绢之类制的，一个转盘，坐立几个绢人子，单摆浮搁，了无意韵，但见电流通时，盘子转动，几个呆板的绢人就那么毫无意味地兜起圈子。我感到索然兴尽，后悔为这个挤车奔波一大阵子。以后也再没有看过。
在海外逛商店时，看见那琳琅满目的形形色色的蜡烛。他们吃晚饭，故意去电灯而点彩烛。圣诞节的烛光炫影，更不可缺少。这不禁又使我十分困惑：西方是电的世界，可是蜡烛仍然魅力未减。在北京，我想买支红烛点点，领略一丝诗词中引人入画的“绛蜡”、“兰膏”、“蜜炬”的意味，却无觅处。
此仅一例，已写了这么长，看来谈情趣也很麻烦，何况再论文人乎？
“对对子”的感触
三十年代之初，我才十多岁，小学尚未毕业，那年四哥读完了天津南开中学，上京投考清华大学，不幸因倾盆大雨误了场，使他一生抱憾。他当时回家就告诉我们：国文试题有对对子，出的是“孙行者”。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事我却忘不掉。今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上，我国一流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撰文论及我们的几部文学史的不足，应该重写，并连带说到学校语文课须教给学生对对子，学做中国传统的诗——这样才能亲切体会赏鉴古代文学杰作名篇的好处何在，才能有深切公允的评价。[11]我读了本刊讨论对对子的文章与季老的建议，心中着实有所感触。
寅恪先生和羡林先生是两位文史宗师，先后辉映。他们之所见略同，大约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应漠然置之而无所思考。寅恪先生已把对对子的意义揭示于人了，我非常赞同他的见解。因为对对子这种传统教学方式，并非只是科举的要求、文人的习气。它产生于中华汉字语文的极大特点，而绝不是人为的无聊的文字游戏（有人把它当作游戏，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我们的语文“天生”具有“对仗性”而且人人运用，天天实践，只是自己不意识自己是在对对子罢了。比如，你说俗话、谚语就离不开对对子。许多成语，其本身都是对子，若列举是举之不尽的。“半斤八两”、“大呼小叫”、“桃红柳绿”、“鸟语花香”、“黑灯瞎火”、“和风丽日”……你能举得完吗？只要你一想，便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每天说的读的听的记的，处处是对子！
“有理的五八，无理的四十”、“八月中秋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人是铁，饭是钢”、“脸上一团火，心里三把刀”……这些也是谁也举不完的。这都是群众百姓的创造，他们怎么了？难道能说他们患了“语文病”？再不然是受了文人墨客的“毒害”？
都不是的。这种喜欢对对子的现象，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汉字的极大特点特色：它单音，但又有声调的变化，现代已将当时复杂的声调简化为“四声”，而对对子的又把四声归纳为平仄[12]。如此简而又简了，可还有人嫌“麻烦”，认为什么都可以不懂也不讲，胡来乱来也是“语文”。那恐怕是不大对头了。
汉字的对仗，是“天生”的，不是人生扭硬造的。“天对地，雨对风，大野对长空。”这种“歌诀”式的“对子示范”，不但显示得清楚，相应的两个字不但义对、音也对，而且你念诵起来，其音调节奏非常之美！除了我们中华汉字语文，未必还有如此优美奇妙的“思想符号”了吧？
对此，岂能一不自知，二不自惜呢？
爱国首先要爱自己的民族文化，而爱文化首先要爱自己的民族语文，爱语文则首先要明白它的优点美处何在。
“洪宪”点滴
“洪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最后一个朝号与“年号”。到而今，除去几位耄耋“老朽”，大约知道它的人已然不多了。
“洪宪”是袁世凯的创造。袁氏乃清末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我的故乡向南走二三十里就是“小站”，产稻名驰寰宇——“小站练兵”，是讲民国史者所不能省略的一章。站本是“兵站”，有大小之分，小站也不止一个。但今日的“小站”，已成史地专名，不再具有泛义。
文人的习气，称袁世凯为“袁项城”，以籍贯为名号也。民间则呼为“袁大头”。
“袁大头”的绰号，取义似乎有二：其一是袁公生来头确很大。二是因为袁的头像铸入银圆，而当时流通过的银币[13]有三种：一是“洋钱”——此名也就兴于那时的外国所制的银币，上铸洋人之像。二是“龙洋”，此乃光绪年代“改良”所制银币，仍用大清国标团龙为记。三是“袁大头”，即此号之由来与盛行也。
袁公做了大总统，仍不惬怀，遂有称帝之雄心壮志。他的宏愿并不止于“想象”，而是“付诸实施”的。他终于“登基”[14]了。这个新朝，就是“洪宪”。
“余生也晚”，绝不能冒充“民国史家”，所知所闻，至为有限，本文所记，不是采自书册文献，也非“道听途说”，是几个点滴——却系亲切经历。
我二十二岁结婚，那时的中等人家嫁女还得讲“陪送”，即须陪上一批物品陈设，箱笼衣饰等俱全；我之岳家所“陪”的，中有一套茶具，托盘、壶、杯，杯是“盖碗”。这套佳瓷的每件之底圈上皆有朱笔书写（烧就）的四个字，曰“洪宪年制”。
我“认识”洪宪，是由此为始的。
我到京郊燕京大学读书时，与张伯驹先生因词学、“红学”而过从，以至结为深交。他居住校西的“承泽园”，康熙时果亲王之郊园也。入园所见，迎面是一座小楼，上层住的是画家秦仲文，下层则是袁大公子克文的居处（皆张先生供给生活）。袁克文时是独孤一人，满室是德文书，是位翻译家——如“洪宪”传位的话，他身为“太子”，当为第二代皇帝。我见他时，萧然一儒素也，很少下楼散步，难于觌面。
燕大遭日军封闭，抗战胜利后我方重返燕园。记得一位新生初到，身材魁梧，人皆指与我：“他是袁世凯的后人（但不详为哪一支）。”同学们传说：他在历史课堂上，当讲到袁氏史迹时，他站起来为“家祖”辩护，说与事实不符——因未亲闻，今已说之不清了。张先生与另一公子至交，即风流文采的袁寒云（他二人是当时“四公子”之两名流），著有《塞上草》词集，能串京戏，成为一绝。
张先生向我说过的袁氏逸闻只限两点：一是袁公姬妾多，案上一个瓷罐装的是鹿茸粉，他随时开罐抓一把粉吃……张先生幼时过年贺节到袁府行过礼，其余并不多有来往，故所知并不甚多。有一次与袁公之子开玩笑：“你是皇八子——幸亏令尊是皇帝，倘若原是封王，你岂非‘王八子’乎？”此张先生于五十年代到敝屋（东城无量大人胡同）亲口告诉我的，相与腾笑。
大约六十年代，当时北京旧书店十分丰富，常去之处熟识了，可到“内库”检书。一次，在隆福寺街修绠堂，在一堆残书中忽见老照片，看时确认是“洪宪”时众“大臣”陪祀天坛的摄影。我很惊奇，原来洪宪朝的君臣，服装是头戴“平天冠”，身着长袍，大掩襟，腰系丝绦，足蹬薄底官靴——是乃有意地“反清”，这打扮是要“恢复”“汉衣冠”也。
至今后悔——当时残物太多，收不胜收，也没那么多闲钱；如此珍罕之照片，不拿它当回事——其实店里若知我欲存，也就送我了（本无价目可言）。
讲历史是一件难事，我一向深知其中甘苦曲折、真伪风影，往往去事实远甚；妄论是不自揣量的。目下影视，“王朝”走红，历史学家一言不发，我岂敢多呼。聊记所知，略资谈笑而已。
注释
[1]界，古音jài。j、h二音常对转，如偈、喝二字之音即其理也。
[2]到元代，已无对峙交界，故忌“界河”之名，改称“海河”了。
[3]虚岁，当时的习惯说法，后文同此。
[4]这种土匪是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消灭的，所以华北沦陷时仍然肆虐于一方。
[5]管人的舍监。
[6]即不团作图形的发面馒头类。
[7]本名瀛，字紫登、子登，号爱庐、耐庐，工书能画，才气豪迈。
[8]科举时书生赴考的俗语。
[9]他已是教师，但与我是“同辈”，我隔六年才又回校“当学生”。
[10]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学者。
[11]以上是大意，是我凭记忆的一种“转述”。
[12]阴、阳平是平声，上、去、入是仄声。
[13]银币重“七钱二分”。每枚叫作“壹圆”，俗语则谓之“一块钱”。
[14]基，是俗写，本应作“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