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和数学、物理一样，都是一门学科。
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为什么也是一门“学科”？
这个问题很古怪吧？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是人类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可如果历史只是事实的简单罗列，那它不过是把一大堆历史事件钉在一起的资料夹。我们把这厚厚的资料夹读过后，如果没能总结出什么道理来，那就只是记忆了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事实，只是个背书机。这样的历史，怎么能算是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呢？
历史既然是学科，不单单要有事实，还必须得有自己的理论。就像是物理学不能光给学生们罗列实验，还必须总结出各种物理定律来。
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些规律放到哪里都管用，放到谁身上都管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好比宇宙万物都得遵守物理定律一样。
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是人啊！
如果有一种历史理论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意味着，有这么一类历史事件，无论当事人是怎么想的，是雄才大略还是鼠目寸光，是大公无私还是蝇营狗苟，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会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在历史、政治课上，经常听到的“历史的必然性”。
问题是，历史真的存在必然性吗？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都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这一章，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的必然性”。
二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部分，“西周”在前，“东周”在后。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夏、商和西周三朝。在中学课本里，这三个朝代属于“奴隶制社会”，而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漫长的历史，属于“封建制社会”。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现在的学者为了划分方便，后起的名字。
好比我们在讨论一个班级的时候，可以把所有学生按照成绩分成“优等生”“中等生”“落后生”，也可以按照性别分成“男生”“女生”，怎么划分都可以，就看你想以什么角度来分析这群同学了。
我们对历史的划分也是这样，理论上有无数种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众多划分方式中的一种，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社会的思路很有意思，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说白了，就是物资、钱。只要研究好经济问题，就可以把握一个社会的本质。
这么说很有道理。
举个例子：你为什么要听父母的话？为什么家里的大事小情，最后都是爸爸妈妈说了算？
这和武力没有关系。到了高中，男孩子的胳膊差不多就比爸爸粗了，可高中生还是要听父母的话。
这和法律也没有关系。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就是成人了。可是那些年满18岁的大学生，很多事情还是要听家里的安排。
根本原因是经济基础。
上中学的孩子一怒之下不听家长话了，离家出走！好不容易跑出家门，然后去哪儿呢？吃什么？住哪里呢？晃荡了几天，饥寒交迫，最后还是得回家。等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工作了，经济独立了，这个时候家长再强施威严就不好用了——逼急了孩子一生气：我外面租房去住！
经济，在家庭事务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刚才说马克思注重研究经济，更严格的说法，应该说马克思注重的是“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通俗地说有两点：
第一，这个社会的财富都是谁生产的。
第二，这些财富的拥有者是谁。
如果这两者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前者就是被剥削阶级，后者就是剥削阶级。
比如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主要劳动力是农民，最有钱的人是收地租的地主。所以这段历史被中学课本划分为“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
到了近现代，工业发达了，工业生产的财富大过农业，农业生产要全面依赖工业制造出的机械、化肥。在这样的社会里，主要的劳动力是工人，最有钱的人是工厂主和大商人。这样的社会，就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的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顾名思义，就是那些靠资本来赚钱的人。工厂主靠的资本是工厂，大商人靠的资本是金钱。
三
现在来重点说夏、商、西周三朝的“奴隶制社会”。
按照刚才说的思路，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的财富都是奴隶生产的，生产出来的财富都由奴隶主来享受。
如果说一个社会存在奴隶，但是奴隶生产的财富在社会财富里所占的比重不大，那这样的社会就不属于奴隶制社会。
比如清朝电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皇帝下命令，把犯罪的大臣全家“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是清朝北方的边疆。“披甲人”是当时驻守在边疆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除了军事训练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给自己吃。那些倒霉的大臣，就要到黑龙江去给披甲人当奴隶，可以被随便打杀役使，这说明清朝仍旧有奴隶。可是因为整个清朝社会的大部分财富都是普通农民生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清朝是“奴隶制社会”。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丫鬟、家丁地位也近似于奴隶，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甚至可以被打骂致死。但是这些家奴不负责农业生产，整个国家没了他们经济也不会崩溃，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使用家奴的时代就是奴隶社会。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只限于夏、商、西周三朝。
为什么只有这三个朝代是奴隶制社会呢？
首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部落战争频繁。
战争会有俘虏，该怎么处置俘虏才会让本族人的利益最大化呢？那个年代可不讲什么人权，也不讲什么同情心，对于俘虏最好的办法就是“物尽其用”，尽最大可能奴役他们，让他们过最差的生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价值。
这就是奴隶。
前几章我们说过，人类从驯化动物中获得各种好处，如果把“驯化”的对象换成人类，这就是奴隶制了。被驯化的动物是能量转换器，被奴役的人类也是——吃进去的是最粗糙的食物，产出的是劳动力和智慧。
前面说过，夏朝是部落联盟。商朝的情况类似，商王也类似于部落盟主。夏、商两朝的君主只是名义上的中华领袖，实际上只能控制本部落，控制不了其他部落。在这两朝中，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所以每个部落都会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
奴隶制是在西周时期慢慢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呢？
原因之一，是周王室对天下的控制能力变强了。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统治的领土面积越大，依赖的官僚系统也就越庞大。这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所能赡养的官僚越多，它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越大。
从夏朝到西周，中间过了好几百年，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升了不少，周王室不再像夏、商那样只能当部落盟主，而是可以真正控制整个中国地区了。从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频繁的部落战争，俘虏战俘的机会变少了。
奴隶制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奴隶制对于奴隶主来说并不划算。奴隶是被迫干活的，他们干活没有积极性，一有机会就会偷懒、破坏生产、逃跑，甚至造反。奴隶主还要拿出很多人力物力监管奴隶，这里外里让奴隶主损失了不少钱。
相反，如果能给奴隶一些物质奖励，事情就好办了。比如给奴隶一些人身权力，告诉奴隶，你好好工作，每个月给我交足了税款后，剩下的钱就都是你的了。这样奴隶们发现，干活不光是为了奴隶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那他不仅不会逃跑，还会加倍努力地多生产、多赚钱。这么一来，奴隶主只赚不赔——反正要奴隶上交多少税款都是奴隶主说了算，奴隶生产得多了，要交的税款也可以相应提高，这样奴隶主也赚得更多了。
这个模式，就是西周开始实行的农奴制。农奴是介于奴隶和农民之间的一种身份，比奴隶好在能有自己的财产，比农民差在人身权利上：农奴仍旧是贵族的私人财产，可以被领主随意买卖。农奴只能种领主的地，他要是想去经商，或者想给别的领主种地，都是不行的。
再到后来，贵族们发现农奴制还是成本太高——农奴是贵族的私人财产，不许自己乱跑，所以贵族还是得雇一群人去看着农奴。贵族们发现，更方便的做法是不占有劳动者人身，而是直接占有土地——反正农业生产离开土地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再后来的贵族们不管农奴给谁打工了，而是霸占着土地，规定谁在我的土地上种田，谁就得给我交地租。这样，贵族就变成了地主。这就是从秦朝开始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模式，也就是平时常说的“封建社会”了[1]。
还记得刚才说的两种人——劳动者和享乐者吗？
古代社会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对于劳动者和享乐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变化：
对于劳动者来说，从奴隶变成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身权利有保障了，甚至还有希望发财买地、读书当官，进入上层社会，自己也有希望变成享乐者。他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享乐者来说，他们不用再花大笔的钱雇人监管奴隶，不用再担心奴隶破坏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单位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变多了，享乐者们能够征收到的财富也多了，享乐者变得更加富有了。
既然从“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变化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有什么理由不实行呢？所以才说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要有些聪明的古人率先发现了这一变化的好处，力排众议、全力实施，天长日久，其他古人见到这么做的好处，自然群起效仿，最后就发生整个社会的变革了。
这个历史趋势，自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四
再讲一下“分封制”。
刚才说过，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划分历史。
“奴隶制社会”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钱怎么分配的问题。
“分封制”是研究社会的政治问题，用通俗的话说，研究的是权力怎么分配的问题。
前面说过，因为人性自私，所以独裁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后代。但是在夏、商时代，社会生产力有限，能赡养的官僚有限，独裁者能直接控制的领土也就有限。所以夏、商时代的独裁者只能管自己本部落的事，其他部落只能适当干涉，细节事务都管不了。这两个王朝的地位还是接近于部落盟主。只是这盟主是世袭的，而不是大家推举的。
等到周朝，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独裁者终于可以控制更大领域了。不过，这个时候生产力还是有限，王室还是不可能赡养全国的官员，地方事务还需要别人来全权负责。派谁去管理呢？周王想来想去，还是亲戚最信得过，于是周王把天下的领土都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就像分家一样把天下给分了。
直到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地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全中国都是“周”这个家族的私产[2]，周王是整个大家族的家长[3]。
周朝的这个模式，叫作“分封制”[4]。这个名字很好理解，就是把天下给“分”了嘛。
分封制和大家族分家很像。
好比说，有一个家族占了一处大宅院。宅院太大了，一个人管理不过来，于是家长就把这个宅院分成若干个小宅子，以小家庭为单位把这些宅子一套套分了出去：弟弟家一套，侄子家一套，等等。
这样的家族，家长和小家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家长最有威信，是所有小家庭里说话最管用的，整个家族里有什么大事，都得听家长的。
但另一方面，宅子既然已经分给小家庭了，那这些宅子就是人家的私宅。人家私宅里的事务，只要不牵扯到其他家庭，那就是人家的私事，家长没有理由去管。
这就好比说，今天有一户人家想要迁祖坟，这是全家族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必须找家族里的人商量，由家长来定夺。反过来说，一个家族的家长就算再厉害，甚至于可以指派小辈来他们家帮个忙干个活，但你也不能随便进小辈的家里，上人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因为那是人家的私宅，你家长没权力进去。
分封制也是类似的情况。
分封制里的周王就类似于家族的家长，周王分封的诸侯类似于家族里的小家庭。周王可以要求诸侯进贡财物，可以要求诸侯出兵帮助自己抵御外敌，可以仲裁诸侯之间的大事，但是诸侯领地内的事务，周王就不能染指了。诸侯领地内的所有军政大权、任免官员、处罚罪犯等事务，都是诸侯自己决定的，周王不能随便干涉。你想去人家地里征个税，或者随便索要一块领土过来，这些都不行。
既然诸侯的权力和土地都是他的私产，那么诸侯死后，他的后代可以继承这些私产。诸侯也有权力把这些私产再用同样的方式分封给他手下的亲戚、大臣。
这就是“分封制”[5]。
正因为领土、地位是可以继承的，所以才有了“贵族”这个阶级。
什么叫“贵族”呢？
所谓“族”，有“家族”、“族群”的意思。一个人掌握了权力，如果这个权力不能让子孙继承，那他手中的权力就只属于他个人，而不属于他的家族。那他就只能算是一时的权贵，还称不上是“贵族”。
在分封制下，财富和权力都可以世袭，这种情况下才容易出现贵族。周朝以后，中国不再有大规模的分封制，除了少量皇族外，普通官员不能继承父辈的权力，“贵族”这个阶级也就消失了。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贵族，具体的情况我们到那时再讲。
注释：
[1]要注意，我们课本中的“封建社会”和学术界惯常使用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意思。学术界的一般习惯，是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当做“分封制社会”（后面会讲到）的意思。按照学术界一般观点，我国的历史朝代是这么划分的：夏朝是否存在存疑，商朝是部落联盟，周朝是“封建社会”。从秦朝到清朝是“君主集权的郡县制社会”。我们在学习、考试的时候当然要以课本的说法为准，但是在阅读其他著作的时候，应当注意到两种说法的不同。
[2]周王室姓“姬”，所以严格说应该是“姬家族”。
[3]周王室为了笼络其他部落，也封了少数的异姓诸侯。
[4]商代和商代之前的政权已经采用了分封制。只是那时的分封制度还不完善，规模不大。
[5]这里只能描写大致的情况。理论上，天下都是周王一人的私产，周王室有权干涉诸侯的事务、指挥诸侯军队，也有权收回诸侯的领土。但因为各诸侯国高度自治，周朝后期王室已经没有能力去干涉了。
五
对于国王来说，分封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
我们说过，独裁者巴不得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分封制只是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家族的私产，而不是国王个人的私产。
分封制的坏处是，国王既然无法干涉诸侯领地内的事务，也就没法阻止诸侯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有一天诸侯比国王更强大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听国王的话呢？话说周王室其实也不傻，刚开始分封诸国的时候，规定各地的兵权都掌握在周王室的手里，没有周王室的命令，诸侯不能随意调动军队。但军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需要用钱粮来供养，需要百姓来服役。周王室直辖的领土有限，只能供养中央军。地方军队必须由诸侯国供养。久而久之，这些军队也就变成了诸侯国的私人部队，周王室的指挥权就名存实亡了。
有一个成语故事叫“烽火戏诸侯”。
烽火是古人在遇到外敌入侵时用来报警的一种工具。长城的烽火台，用的就是这种报警系统。“烽火戏诸侯”说的是西周的时候，周幽王为了取悦妃子，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命人点起烽火。诸侯见了烽火匆忙派兵来保护周王，结果军队到了京城，却没有见到敌人，乱作一团，妃子这才难得一笑。这是一个类似“狼来了”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不难猜到：后来真的敌人来了，周幽王再点烽火，就没有诸侯来帮助他啦。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来自于《史记》，不过，这则故事多半是杜撰的，历史上并没有这回事。但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分封制下国王的困境——诸侯相对独立于国王，如果国王把诸侯惹毛了，诸侯在国王受到威胁的时候甚至可以不发兵保护国王。
这样的国家，怎么能稳定呢？
从国王的立场讲，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自己能直接管理全国每一寸领土、每一个臣民，把全天下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的私产，这才是最合适的。
前面说过，独裁者要想直接统治远离首都的土地，就必须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互相监督；要想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又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周朝因为生产力太低，所以不得不把国家分封给亲戚。
但只要经济发展到能供养庞大官僚的程度，独裁者肯定就会抛弃分封制了。自从周朝以后，中国的各朝各代都没有采用大规模的分封制，而是改成了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全国的每一个郡县，所有的地方官，皇帝都有权力任免。
这个制度我们非常熟悉：中央有一个朝廷，朝廷往下是州、县等等一级一级的地方官员。全国所有的土地都直属于朝廷，全国的税收、官员任免、军队调遣也都是朝廷说了算。
社会制度从夏、商的“部落联盟”，到周朝的“分封制”，再到周以后的“郡县制”，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独裁者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能赡养的官员越来越多，独裁者有能力直接管辖的领土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就随之发生了以上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克思主义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趋乐避苦”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一个人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尽全力扩大它。一般来说，这个“利益”指的是“经济利益”。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同，决定了人们要去争夺的利益不同，所能采用的手段不同，社会的形态也就不同了。
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呢？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每当生产力发生大的变化，社会制度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些不愿意进行变化的人，都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被淘汰了。就好比周朝末年那些不愿意放弃奴隶的奴隶主们，他们土地的生产力不如新兴的地主，很快就会在战争中被消灭了。
这样的历史大势，个人怎么能阻止得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