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被人们敬重及至敬仰，并不因为他的作品有多大的影响、销量和给读者带来多少愉悦，而在于他和他的作品给人们带来多少这样那样的启示。他的作品给读者的启示愈多、愈深刻，他所受到的敬重就会更大、更久远。在中国，《红楼梦》的故事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红楼梦》为曹雪芹所赢得的后人的尊敬却远远超过《三国演义》之于罗贯中，《水浒传》之于施耐庵。鲁迅今天被人们如此的敬仰，他的作品并没有挨家串户地摆上读者的书架，但鲁迅所赢得的尊敬，是因为他的人格、作品给后人的启示，无人能够比拟。在国外，卡夫卡、马尔克斯以及胡安、鲁尔福等，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在书架上所享受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广泛的阅读，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给我们、给后人带来的前无古人的启示和不可重复的写作意义。
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启示意义的伟大，而不是别的。
今天，我们讨论异国前辈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和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作品中蕴含的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就日本作家而言，无论何样的原因，同样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川端康成，在中国被读者接受的程度要高过他人。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作品，却更有启示性的意义。对今天的中国文学乃至今后长时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将会成为文学银行的一座金库，不断地被我们和后人的写作在贫穷时进行支取和开支。
首先，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文学启示之一是，他如何地把个人的记忆和经验发酵、转化为文学最独特、最广泛的意义。在大江先生的文学中，他个人的记忆、经验最集中的体现，是他作品中屡屡出现的“峡谷村庄”和那一片湿漉漉的“森林”。这“村庄”和“森林”中的人物、命运、气息，哪怕一滴水，一棵草，都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鲁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邮票之乡”。无论是大江先生的早期作品《饲育》，还是后来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及再晚近的《燃烧的绿树》《空翻》《愁容童子》等等，其中所出现的“森林”与“村庄”，都不仅是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存在，而是一个思索者的“灵魂的旧居”。如何把这“灵魂的旧居”在文学中让它构建成为一个“世界”，大江先生用他超常的想象，完成了从“村庄”到“国家”及国家之外的“世界”——“小宇宙”这样一个奇异的通道，使他的个人记忆和经验，最广泛、最大化地获得了文学的意义。这一点，恰恰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一片大的匮乏。在现代文学中，鲁迅打通了他的童年记忆与整个中国现实相联系的那条幽深的通道。沈从文把他湘西的乡村经验在文学中广种广收，使湘西的乡村有了普遍的文学意义。今天，莫言的写作，也同样使个人记忆、经验，有了最大化的文学价值。但这种个性的、个人的“村落记忆”与“村落经验”，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乃至是人类的“村落”，能否包含一些“宇宙意义”，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作品，已经为我们进行了成功的尝试，给我们中国文学的写作提供了蓝本。对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每个有志于伟大的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都将是沙漠与泉水、行者与旅店、拮据的穷人与不须存折即可取款的银行的关系。
就中国文学现状来说，每个作家都不缺少个人记忆与经验，而缺少的是把这种记忆、经验发酵、转化到最大化的能力。个人记忆、个人经验文学意义的最大化，对于个人写作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把他的记忆、经验转化、覆盖为文学的全部意义，但对于文学来说，这种意义的探究和实践却是无边的、无限的。一切的实践都有可能的存在。大江先生的文学，正是在这无边的可能中，实现了“村落→国家→国家外”或说“小宇宙”的沟通，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照耀在幽暗隧道中的阳光。
其次，大江先生的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又一启示是，如何把“国家经历”个人化。这里说的国家经历，和中国文学中常说的“社会经验”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中国文学中的社会经验，有太多的世俗意义。而这里说的国家经验，却是纯粹的、过滤过的民族的经历。中国文学总是太多地在社会经验的泥沼中滚来滚去，拔不出来。而这一点，当我们去阅读和研究大江先生的作品时，我们会不无惊奇地发现，他的作品不仅从最初的《饲育》开始，就从社会经验上升到了“国家经历”，而且，从一开始，就努力把国家经历有机地纳入到了个人情感中，纳入到了个人化的小说叙述中。我们作为大江先生的读者，没有能力全面了解日本的历史，更无法、也没有必要判断“国家经历”在大江文学中的呈现状况，但从阅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伊始，看到鹰四因为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中受挫而回到故乡——森林中躲避个人的精神危机时，就使人感到“国家经历个人化”在大江先生作品中那种不凡的描述。及至他其他的作品中，如《广岛札记》《个人的体验》《空翻》等，“国家经历”在大江的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但所有的“国家经历”，却都是大江先生独特的个人叙述，都是“化”在他小说人物命运中的个人经历。如果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的国家经历被托尔斯泰的小说人物化的话，那么，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作品，则不仅是日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经历的小说人物化，而且是这种国家经历的作者个人化。这一点，对于历史学家也许无关紧要，但对于文学家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立足于本民族写作的大作家，无不需要国家经历作者个人化的写作实践。而愈是能把国家经历、民族经历写作个人化的作家，他的作品就愈能透出大气象的光辉。如《日瓦戈医生》《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正是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提供给我们的两个国家经历、民族经历个人化写作的成功范例。而大江先生的作品，乃至他的整个创作，在这方面又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复杂、更为个人化的写作启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与其说他的全部创作，是他个人灵魂的文学颤抖，不如说是一个国家灵魂在他笔下的文学颤抖。他的这种国家经历个人化、灵魂化的文学实践，比起其他作家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更为令人亲切、亲近、可靠的参照坐标。
第三，大江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再一启示，是他更为个性化的文体意识。或说更为个人化的结构与叙述。中国文学一向缺少文体意识，注重大众叙述。只有大众叙述，才能获得广泛的共鸣。与之相反的最突出的例子，是莫言的《酒国》。《酒国》的结构和叙述的复杂、精妙，在莫言的作品中最具文体的意义。可在读者和论者那里遭到的冷遇，也最具相反的代表意义。但是，在大江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有着极强的文体意识，都有他极其个性化的叙述和结构。中国的研究者，多称大江先生的这种个性化的叙述为大江文学的“迷宫”。但是，如果大江文学中没有这种迷宫式的叙述，毫无疑问，也没有今天的大江文学，没有今天大江文学的意义。无论是大江先生作品中惯常出现的现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的巧妙融合，还是那些无处不在的象征、隐喻、传说、神话的有机运用，哪怕它们在他的小说中，魔方样千变万化，但我们都能感受到“大江文体”的鲜明存在，都能感到这是大江先生“文体迷宫”的构造，都有其绝妙的钥匙与通道。这，就是大江文学的文体意义，是大江的艺术个性。个性，说来易如反掌，但做来却如要一手撑天样艰难。这不仅需要一种意识的坚持，更需要一种创造的才情。好在，中国文学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已经开始有了许多这样的作品，但能否像大江先生那样，用一生的写作在来证明文体的意义，却还需要时间的印证。
我们今天讨论大江文学和大江文学给我们的启示，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比如许多专家谈到的大江文学中的“骑士精神”“边缘人”以及“共同体/根据地/乌托邦”和“村庄/国家/小宇宙”这样的命题等等，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来说，都有极强的、多重的启示意义。但我作为大江先生的一个晚辈作家，需要从世界文学中、亚洲文学一环的大江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一个作家，仅仅根据自己的写作和自己所掌握的中国文学的一些现状，谈这么几点大江文学所给予的启示，显得简单、浅薄，甚至幼稚，但却因为大江文学所带给我的这些写作的启示，代表了我一个异国晚辈的同行，对他国前辈作家由衷的尊重，其中如有失敬之处，请大江先生和在座的专家、老师和朋友们原谅。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