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〇后”的想法
沈昌文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是个十足的“三〇后”。我具有“三〇后”的种种特色。
像我这种“三〇后”，最痛恨的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目睹那时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蒋经国、王云五……在我们那时的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长大以后参加出版工作，不久就碰到胡适思想批判。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做责任编辑。但眼看批判他的文集一本一本出来，相信这胡某肯定是个大坏人。那套书的编辑刘大哥，中午共餐时常给我讲些故事，让我长些知识，是我的一位恩师。一天他说起这套书要改用三联名义出书，我听了莫名其妙，不知上面究竟有什么意图。因为那时用三联名义出的书都是低人一头的。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慢慢懂得，对事情要全面分析。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过去认定的坏人坏事都变成好人好事，但好者未必一切都好，坏者不是一切都坏，都要一一具体分析。
我说过，帮我具体认识王云五功过的是俞晓群。我退休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编印“新世纪万有文库”，便使我好好地学习一下王云五。我于是懂得，五十年代金灿然前辈他们把“一划二垂三点捺”改为“划一垂二点捺三”，有其高明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晓群兄现在把对民国出版史的研究逐步扩大，他这位“五〇后”的这种研究路径我非常欢迎。
还顺便说说，俞晓群现在关于出版史研究的种种构想，我以为都根源于他在二〇一二年说过的一句话：“文化是出版的终极目的。”为这句名言，我这“三〇后”甘愿当他这“五〇后”的“粉丝”。
二〇一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