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生于1818年，1907年去世，享年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他是最长寿的一个。乔致庸的一生，历经了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见证了清朝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乔致庸也浓缩了山西商人的一段传奇。
乔家历经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在当地已经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出生于富裕之家的乔致庸，没有前辈那样的生活压力，他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规划人生。年轻时乔致庸的志趣不是经商，而是在他哥哥的影响下一心想为乔家挣个脸面。据说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没有什么成就；二门则出了5个举人，家里已经竖了5个石旗杆；乔致庸所在的三门是做生意的，没有出过一个举人。当年乔致庸的哥哥是这个富裕家庭的一家之主，他不想让弟弟走自己的老路，而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将来如果再能中个进士，就可以大大地光宗耀祖了。早年乔致庸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而且开局不错。乔致庸青年时就已经考中了秀才，正当他力争为三门挣个举人而潜心苦读之际，他唯一的哥哥去世了，在这个家庭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打理这份丰厚的家族生意，他只得丢下学业，弃学经商，成为人数众多且经营有道的晋商中的一员。
乔致庸第一个成就是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基本反映了乔家对包头发展起到的作用。当时包头是一个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当地除了马多以外，其他东西都很缺乏，这就给乔家做生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乔致庸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乔致庸把包头作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后来发展到了北京和天津。乔致庸是一个儒生，很会审时度势，当年左宗棠西征时，乔致庸出了几百万两银子，他也得到了一个优先条件，就是西征大军到达新疆以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军饷，乔致庸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乔致庸第二个成就是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经商时，乔家还没有经营票号业务，当时经营票号的是平遥的日昌升票号，是全国5家票号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但是日昌升票号只有7个分号，他们不与中小商人打交道，一般小商人做生意还必须自己带着银子。清朝时社会并不太平，商路上经常有土匪和乱军出没，商人携带大量银两上路既危险又不方便，而携带票号开出的兑换汇票即便被土匪截获，没有密记是不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的。作为后来者，乔致庸做票号时采取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策略，他从中小商人做起，以数量取胜，客户多了，地域也就扩大了，便于将票号业务做到全国。乔致庸一连开了大德通和大德丰两个票号，在他的经营下，这两个票号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第三个成就是扩建了乔家大院。为了光大门庭，乔致庸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后来，他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乔致庸扩建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民间传说，乔致庸命硬，既克父克母，又克妻克子。乔致庸年幼时就父母双亡，由哥嫂一手抚养成人。他一生娶了六个太太，都是明媒正娶的。乔家有个规矩，就是乔家的男人只能娶妻，不能纳妾。乔致庸前面五个太太先后亡故，他只好死去一个太太再新娶一个，第六任太太都可以做他的孙女了。
参观完了乔家大院，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平遥。平遥位于山西中部的晋中，距离省会城市太原约90公里。平遥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平遥号称有三宝，第一宝是古城墙，第二宝是古城北门外的镇国寺，第三宝是位于城西南的双林寺，古城墙是游客必游的景点之一。
到了平遥，我们请了一位姓张的女导游带着大伙参观古城。在景区入口处，我们坐着电瓶车前往古城南门。下车后步行了约50米，就到了护城河上的一座小桥上。站在桥上观看，发现护城河并不宽，大约3米左右，河底距离地面也不到4米。护城河看起来简单，但却比较“豪华”，因为护城河的河沿、河坡、河底全部是清一色的厚砖砌成的，砖的颜色、大小、厚度与城墙上的砖一样，只是河底干涸，不见一滴水，显得缺少生机。
验票后我们进入了城门，里面是一个较小的城池，可以增强守军的防御能力。当两军对垒时，即便敌军攻破了第一道城门，后面还有主城门可以防御。小城池不大，里面很狭窄，敌军不易展开大规模的兵力进攻，这就可以延缓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上的守军则可以在四周居高临下地放箭和抛掷石头，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态势。
小城池的正中有一条古道，古道的四周被铁栏杆围成了一个长方形。古道是用石砖铺设的，中间还算平整，但两边的石砖已经深陷下去了，各自留下了一条坑道。张导游解释说，清代晚期时的平遥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各个票号经常有马车拉着大批的银子进出城，这两条坑道就是马车压出来的。“这就是当年的马车”，我们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回头一望，果然在左侧看见了两具马车，前面一具是货车，用于运送货物；后面一具是“轿车”，是达官贵人的“坐骑”。
出了小城池，张导游带着我们往左边转了一个弯，前面有一个台阶直通城墙，台阶约有两米宽，中间是斜面的马道，两边是人走的台阶。登上城墙远望，城墙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地面植被稀疏，风吹过后，尘土飞扬；城墙以内则是街道、铺面、市楼密布，基本保持着明清时的风貌。
明朝初年，平遥开始修建城墙，明、清两代都有补修和修葺，但城墙基本上还是明初的原貌和构造。平遥城墙总周长6.4公里，墙高约12米，有古城门六道，东西各二道，南北各一道。鸟瞰平遥古城，形同一只欲行未动的乌龟，故民间对平遥有“龟城”之说。城池南门为龟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两两相对，形似龟爪前伸。
导游领着我们在城墙顶上行走着，城墙顶宽约3米多，墙上筑有垛口，战时守军隐藏在垛口处观察敌情，或用弓箭、刀枪攻击敌人。城墙上有砖木结构的城楼，它既是瞭望所，又是守城将领的指挥部，还可以当作射击的据点。
从城墙上下来就步入了平遥城内，张导游带着我们参观“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票号位于平遥古城西大街38号，大门临街，门面不大，看上去也很普通，大门的上方自右而左有“日升昌记”四个大字，右边自上而下标有“中国票号博物馆”。
据说“日升昌”原来是平遥李大全取名为“西裕成”字号做颜料生意的商铺，在北京设有分号。一次，一个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客商需要把一大笔银子带回平遥，为了安全和方便，他把银子交给了西裕成的北京分号，北京的分号写了字据，客商回到平遥后凭字据在西裕成总号领到了银子。消息传开后，许多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客商纷纷要求西裕成帮他们捎带银两，西裕成老板李大全和大掌柜雷履泰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在清道光三年（1823年）征募股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专营借款、汇兑业务，从中抽取佣金。升的繁体字为上日下升，日升昌便可读为“日日升，升日日”，为生意蒸蒸日上之意。由于票号业务越做越大，且利润丰厚，李大全就把西裕成颜料商铺改成了“日升昌”票号。此后，“日升昌”在中国很多省份先后设立了分支机构。19世纪40年代，“日升昌”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由此，雷履泰就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创始人，“日升昌”则成为中国民族银行的发祥地。
“日升昌”是一座晋中民居和商铺相结合的建筑，既体现了晋中民居的建筑水平，又兼顾了这栋房屋的使用功能。“日升昌”总共有21栋建筑，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
进入“日升昌”的大门，迎面就是票号前院，中间是一个堂院，四面是5间房，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阁楼，下层为铺面。票号前院分一进院和二进院，一进院设柜房，对外营业；二进院设信房和账房，用于内部经营和管理。正对大门的一间房类似于今天的VIP室，用于接待大客户，里面设有躺椅和茶具，掌柜与大客户躺下来边喝茶边洽谈生意。
在票号的营业柜房内，有一个地下金库入口，入口处有一个活动的木板，木板盖上后，平时上面放着一个小茶几，旁边各放一个座椅，供客户休息用。谁也不会想到，茶几的下面就是金库的入口，这也印证了“越是最热闹的地方越安全”这句老话。
“日升昌”的主要入口处在西大街，这里是客商进出联系和办理汇兑业务的场所。在后街东郭家巷内还有一个入口处，其门洞设计为拱券状，上置垂花门罩。这里有一条狭长的通道直通南跨院，路面可行马车，票号货运马车可以驶往院内。
从“日升昌”出来，一种失落感涌上了心头。当年“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李大全和雷履泰具有一种“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他们从一次银子“甲地存放乙地支取”偶然事件中看到了商机，创办了“日升昌”票号，由此带动了票号业的一度繁荣。然而，当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出现的时候，李大全和雷履泰的后辈们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妄图躺在前辈们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结果与商业银行失之交臂，最终使山西的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初，清政府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北洋大臣袁世凯、户部尚书鹿钟霖等先后邀请山西的票号加入股份，并恳请他们出人参与组建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参股，但实行独裁制的山西票号总部毫无远见，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大清户部银行的组建，坐失了机缘，也失去了将票号升格为商业银行的最后机会。山西票号诞生于晋商的独具慧眼、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败于自己的目光短浅、畏缩不前，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们在平遥古城内的最后一站是参观平遥县衙。平遥县衙位于平遥古城中心，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在元至正六年（1346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平遥县衙为我国现有保存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也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县衙。
步入衙署大门内，迎面就看到了仪门，中间是一个堂院，两厢为赋役房。赋役房共有12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让人心生疑问。据光绪八年（1882年）版《平遥县志》载，赋役房每侧5间共有10间，此处多出2间，原来是平遥县有关部门在复修赋役房时多修了2间，既然是修复，就应该尊重历史，有关部门为何不从历史记载中认真求证呢？
仪门也就是礼仪之门，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贱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因此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仪门有中、东、西三个门，中门平时关闭，只有知县在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可从两门出入，但是在提审、押解犯人时必须走“鬼门”。
穿过了仪门，就到了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边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明镜高悬”匾额，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官台是权威的象征，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的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