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大仲马移葬先贤祠
——当代法兰西文化观察随笔之一
世界的头条文学新闻
有一条世界性的文学大新闻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如果在当时就发表议论，那就是作时事评论，而作时事评论似乎是电视台、报纸评论员的专务。但事过一年，如果表述表述看法，那就只是文化思考的事了，而在当今世界上，多元的、多视角的文化思考，正是21世纪世界丰富多彩性最应该有的、最正常不过的表现形态，怎么多也是不过分的，中国的文化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了。
这条消息当时在全世界显然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远比某位作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要轰动许多，因为从巴黎发射出来的电波，使全世界在荧屏上看到了如此隆重的画面：法国巴黎举世闻名的先贤祠里灯火通明，大仲马的灵柩由6名共和国卫队士兵肩负，移入了祠内，陪送的有共和国的总统、总理、政府大员以及各界名流，盛大的场面足以使人一生难忘。而盛典中对大仲马的崇高评价则使人耳目一新，如称大仲马如同江河般浩大的文学业绩，“展开了一个永恒、多虑、战斗、英勇与优雅的法兰西的画卷”，等等。
这显然是一个政府行为，而且是精心策划、出手漂亮、效应巨大的政府行为，是当代世界中政府文化运作的一次杰作。首先，它靠大仲马这个在全球闻名遐迩的声望，再次提示并强化法兰西在世人心目中世界文化大国的声誉与地位。其次，它通过将大仲马“挪个窝”，从他的故乡移葬到先贤祠，宣示了一种颇有新意的文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尽管尚未以理论语言有明确的表述，但已经使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感觉，我们对它姑且暂以“通俗文学崇尚”一词名之，它是否会像麦当劳在当代饮食文化中那样标志的快餐时尚，在文学中将引导“通俗文学美崇拜”虽然不敢过早断言，但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当局已经非常成功、非常戏剧性地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见解与专业水平。
而且，令人赞叹的是，如此全球范围的轰动效应竟如此轻巧、如此低成本就取得了。若要争取推出本民族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要经历若干年的历程；若要在本国举办一次世界性的文化大会，也要费许多人力财力。比较起来，此举要简单得多，省劲得多，将一口棺木从东北部的一个外省移运到巴黎，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想必花钱是甚少的。除此之外，此举还开辟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要知道在法国没有葬进先贤祠的文学伟人还多着呢，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乔治·桑……如果过两年就来这么一次迁葬，移葬的对象资源如此丰厚，全球轰动性的文学新闻就得由法国来垄断了。
这么说来，此举确实绝顶聪明。
试与前人共比高
然而，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之后，当一个作家成为全世界都认知的公共人物之后，在这种文化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这个作家的态度与定位以及给他什么待遇、什么评判，往往不可避免会引起各方面的议论与思考，这是精神文化领域里的常态与定律。大仲马移葬先贤祠，引起了议论纷纷就是如此。
说实在的，这个消息一传来，在对法国文化与大仲马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的人士中，首先引起的是惊奇与纳闷，坦率地说，我个人就是纳闷者之一。
我们知道，先贤祠中原先所供奉的都是曾经对法国历史发展起过极其重大影响与作用的人物，别的领域且不论，就以法兰西从来都引以自豪的文学领域而言，所供奉的五位作家，不仅都有辉煌的文学成就，而且都在法兰西民族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第一位伏尔泰，他是18世纪启蒙文学中的巨擘，其哲理小说至今仍魅力长存、兴味盎然，令千千万万读者着迷，在当时，他是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中的精神领袖，在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起了统帅的作用。他战略思想超前，当时就发明了类似边区根据地的斗争方式，身居于法国与瑞士的边境费尔奈，从这里对官方与教会频频发出猛烈的抨击，叫对方抓不着他，拿他无可奈何，他由此享有至尊的权威的地位，整个欧洲的进步人士尊称他为“费尔奈教长”，纷纷到这个小地方来向他朝拜。
第二位卢梭，他是在精神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理论准备的思想伟人，他的《社会契约论》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基础，直接写进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他关于政治、社会与教育方面的多种论著在全世界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既高扬着激昂精神又充满了诗情意趣，而在严酷的自我分析上更有足以惊世骇俗的《忏悔录》，至今仍是自传文学中首屈一指的经典，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士必备的案头书。
第三位雨果，他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都算是一位大师，他是法兰西文学中唯一称得上“民族诗人”的诗人，他是西方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名副其实的领袖，他是小说中最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代表，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大概是在全球拥有最广大读者的法国小说。他还长期投入了反专制独裁的斗争，在法国19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他长达几十年之间，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主义、一种人格、一种决心的象征。
第四位左拉，他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主潮自然主义不争的巨匠与领袖，其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作为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规模宏大，是文学史上后人几乎难以超越的王屋山、太行山。他所代表的思潮流派影响遍及全世界，还延伸到了20世纪，同样，他也是他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敢于伸张正义，以个人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抗，在法国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第五位马尔罗，他是20世纪雄浑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悲怆人生哲理的大思想家，其文学影响与思想影响曾经不可一世。他同时也是欧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西与***斗争时代风云中的一只勇猛高翔的雄鹰，真正驾驶着战斗机在空中拼搏，其作为轰轰烈烈，其功勋卓绝不朽。二战后，他又是法国政治中戴高乐主义的核心人物，在长期国务部长的任期里，对法国文化建设起了极为重要、极为出色的作用。
总而言之，这五位不仅文学成就盖世，皆堪称一时的泰斗，一代的宗师，而且对法兰西国家建有功勋，上升到了民族历史领域的高度，他们之得以进入法兰西这个最高的庙堂受到供奉，完全是几个世纪来民族历史的评估结果、认定结果，体现着整个一个民族在历史评价上精心而令人信服的平衡感与深思熟虑。
与以上这几位先入祠者相比，大仲马显然是稍逊一筹，他之所以入先贤祠，无疑出现了一次落差。
作为文学家，大仲马的确很有名，他的长篇小说《三剑客》在全球都称得上是闻名遐迩，已经不止一次被搬上银幕与荧屏，让全世界的人看得到法国剑客那种忠义、勇敢、潇洒与多情。法国人的风趣魅力广为世界所知，相当一部分得归功于这本小说，（当然别忘了，还有电影电视的编导、演员、舞美、灯光……）他的《基督山伯爵》写出了近代社会中一个善恶报应传奇的故事，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他作品的数量惊人，仅以历史题材居多的小说就有500卷以上，而剧本则有将近90个之多，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他的亮点与辉煌，对他青睐有加，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纯文学的质疑
但是，众所周知，大仲马在文学史上，在历代读者的心目中，从来都是定格为通俗作家，他以历史题材写作的小说数量众多，都不能说是历史小说，而只是历史传奇、历史演义、历史戏说之类的玩意儿，与法国文学中像尤瑟纳尔的《阿德里安回忆录》这样富有历史内涵与历史哲理的作品，不是一回事。因为：其一，它们在历史真实上经不起推敲，甚至往往只是根据逸闻野史，大加附会想象的结果；其二，谈不上有任何历史哲理与历史的真知灼见，作者甚至对这方面毫无兴趣。总之，大仲马只求把故事写得热闹好看，如果要作一个类比的话，那就不妨说他的历史小说颇像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包公案》《七侠五义》之类的东西。同样，大仲马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基督山伯爵》，也难以与司汤达、巴尔扎克那些描写19世纪现实生活的杰作媲美，缺乏那种对现实关系深刻的理解、洞察与真切、有力的描绘，而仅以传奇式故事与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因而在真实、深度与含义上远为逊色，如果也作一类比的话，大仲马的这类作品则颇像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同样也属于通俗文学畅销书的范畴。
毋庸讳言，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区别差异问题、层次级别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大仲马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本来就不是要制作什么严肃文学作品，本来就没有要进入文学的大雅之堂的奢望，他是为当时兴起的报纸连载专栏写作，而这种文学制作与文学运营，显而易见更直接，也更多地是为了商业运营。报纸靠味道浓烈的连载专栏扩大销售量，专栏作家靠连载而来钱容易、收入丰厚，大仲马成为当时百万巨富，不仅拥有豪宅山庄，而且还拥有私人剧院，实与此种文学制作、文学运营有关，在这种前提下，在这种方式中，文学写作中的艺术追求与商业驱动，二者各占多少比重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可说道说道，虽然文学创作一般都是作家个体进行的精神劳动，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劳役”，但在大仲马这里也开始变了样，他不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单打独拼，靠透支自己的脑力与体魄来铸造一部部作品，而是俨然像一个班主，一个工作室的头，一个作坊老板，指挥着若干个写手制作出一期又一期连载，一本又一本畅销书，而在他的写作班子中，就有一个历史教师，他名叫奥古斯特·马盖。
各得其所，似乎可以说是万物应有的正常而合理的秩序。大仲马去世后，自得其所安静地躺在自己家乡的故土中，作为一个仍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家，享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千千万万，一茬又一茬爱看故事的读者对他的赞赏与喜爱；作为一个获得了文学畅销巨大成功的制作人，拥有着文学市场上的崇高声誉。而今他被挪到一个陌生的寝地，一个他从来就不准备进入的殿堂，今后，他固然要享有这个殿堂带给他的光圈，但也永远摆脱不了严酷的历史带给他的若干质疑，这些质疑多多少少会蕴藏着戳脊梁骨的意味。
质疑一，以文学成就而言，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以纯文学的艺术追求而言，以作品所显示的思想力量与意境而言，以作品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认识意义与思想意识的社会作用而言，排列在大仲马之前的法国作家大有人在，名列前茅的就有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加缪，而且好几位就葬在巴黎，巴尔扎克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司汤达在蒙马尔特公墓，萨特在蒙巴纳斯公墓，要把他们改葬迁入先贤祠，实在是太方便了。
质疑二，的确，大仲马的名声太大太大，他的小说流传太广太广，拥有读者之多，无疑要超过严肃文学中一些地位高、成就大的作家，这似乎是他被请入先贤祠的最大理由，但这个理由也受到了再明显不过的挑战，像他这样流传广，受众多的作家世界上是不少见的，如果按此标准，创造了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以《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代表作闻名全球的克丽斯蒂，以及销售量已达2.5亿册的《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岂不都该作为宗师泰斗供奉在文学殿堂之上？至少，岂不都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质疑三，满纸泪水与心血，从来都是作家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至极境界，写作的纯个人性、纯个性化是文学创作的特质与标志，可大仲马却把个性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变成写作班子、工作室与写手们的事，却又并不妨碍他把全部创作劳动都归于他本人纯个性化的署名之下，这就颇像一些领导人靠秘书班子出版文选，总统靠写手捉笔，长官雇学人写博士论文谋取学位。如果说政治人物的文章、报告、文选本来就那么回事，人们都见怪不怪的话，那么对于文学大师来说，写手、创作班子、工作室的参与，就未免是一件难为情的事了。毫无疑问，大仲马这条软肋因他入供先贤祠而更显得触目刺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