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冯至先生110周年冥诞
冯至先生生于1905年，卒于1993年，几乎是整个20世纪的见证者。尽管这个世纪可能是历史上最动荡、最复杂的世纪，这位杰出诗人和严谨学者还是成为我们领域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他在20世纪至少有过三次辉煌：20年代以《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甚至被鲁迅誉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50年代随着第一部论著《杜甫传》的出版和北大西语系主任资格的获得，步入学术殿堂，而且跻身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列，并成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同时还被中宣部任命为《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的编写负责人；80年代由于又一部学术力作《论歌德》的问世，成为我国德语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泰斗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学术界，一个人值不值得人们怀念，除了他在事业上的硬件以外，还要看他在精神人格和学者人格方面的软件有没有留下一些闪光的东西。我颇荣幸，当初出于仰慕，选择了德语专业，有幸直接接受他的教导；后来又一起来到外国文学所，始终直接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直到他逝世。可以说，在他的所有学生中，我是与他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机会最多也是受益最大的一个。作为学者和老师，冯至先生生前在我心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发生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当时北大在“要用党校标准办大学”的口号蛊惑下，在西语系掀起了一股“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个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德语专业的五个年级的一百多位师生集中在民主楼楼上的一间大教室里，大家几乎一致提出要以歌德为批判重点，因为歌德年轻时就欣然去朝廷做大官，不惜与王公贵族为伍，而且恩格斯也说他有“渺小”的一面。这时站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冯至先生表现出一丝难言的苦衷，但大家都在眼睁睁地等待着他回答。最后冯先生不得不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如果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伤害民族感情”六个字掷地有声，大家心灵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会场上久久鸦雀无声。冯先生鼓励大家提别的作家，但个个目瞪口呆。这个由冯先生亲自主持的大批判动员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结果，英语专业和法语专业都有了重点批判对象，只有我们德语专业没有对象。后来我一直想，冯先生作为全系的主要负责人，给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泼了这么大的一瓢冷水，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在大会上的这一勇敢行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当时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一个有力的阻击，不仅维护了德国古典文学的尊严，保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而且也维护了北京大学在德国人民面前的固有形象，尤其重要的是给我们这些根基还很浅的青年学子上了一堂“什么是科学态度”的深刻一课。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学风问题上，冯至先生还给我的记忆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90年代初，我在编一部论文集，邀请多人分别撰写十几位现代主义作家，每篇三四万字。其中里尔克这一篇，我想非冯至先生莫属。但开始他不大肯答应。于是我以激将法激励他。我说：“您是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国外的您抓了顶尖儿的诗人歌德，国内的您抓了顶尖儿的诗人杜甫，这是您学术战略上的横向平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古代的您抓了最大的，现代的您抓的里尔克在德语诗人中也是最大的，这是纵向的协调。只是您关于里尔克写得还不够多，如能通过这篇长文充实一下，这对后辈也是一种欣慰。”结果他答应了。但截稿时冯先生未能交稿。于是我给他宽限三个月又三个月。最后我去要稿时，他却抱歉地说：“叶廷芳，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我听了十分震惊，觉得这位老先生真了不起，居然在后辈面前摧毁自己的权威形象。我便宽慰他，说：“现代派的作品看不懂是常事，但研究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是了。”他马上反驳说：“诗这东西主要靠个人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先生这样执着于严格要求自己，这使我内心深为感动。这是前辈学者对后辈的最有力的言传身教。在尔后的学术生涯中，他的这段话时时都在警策着我。
冯至先生这种可贵的学风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处处表现出来。不求多，不求快，但求精。例如《杜甫传》和《论歌德》这两部力作，写的是两位世界级大家，但都是薄薄的，每本十几万字。他送我《论歌德》的时候，我在表示高兴和感谢之余，建议他能够再写一本。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写那么多有什么好，这些就够了！”的确，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达60年，写出了他对生命全过程的体验。冯至写歌德，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前后也花了40年，也融入了他一生的体验。正如歌德关于他所写的《塔索》所说的：这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也可以说，冯至的《论歌德》是他用骨肉锻造出来的，是他用毕生的精血凝成的，读起来的时候，与其说是理论的阐述，毋宁说是与歌德进行生存体验的心灵交流。这样的著作确实不能多写，否则，是在“制造”篇幅了！
作为教师，冯至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诲人不倦的师长。这方面我也有个难忘的感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冯先生遵照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指示，从我们这个年级的四个语种中挑选出一部分文学爱好者成立“文学专门化班”。冯先生除了从哲学系和中文系分别调来了朱光潜和钱学熙两位教授给我们开设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课，他自己还亲自教我们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期间最使我难忘的，是他指导我们翻译的情景。当时的《世界文学》为了让我们练练译笔，约我们文学班翻译两篇难度不太大的文章。我们抽了三四个人承担，译好后送给冯先生过目。我们以为经过我们自己互译互校，问题总不会很大吧。但发下来一看，我们傻了：满篇都是密密麻麻修改过的红字！不仅如此，他还用了整整两个晚上，亲自到民主楼的教室里来，非常耐心和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译不行，那个字那样译才对，等等，态度极为诚恳与和蔼。我们感到，他真的在用自己的心血来培养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他也是有问必答，从不拒绝的。“文革”后期从干校回来后，我看了几本德文书，那时离他很近，仅隔一条马路，我一遇到语言上的问题，就去他家里问他。那时没有电话，直接就去敲门，他从未感到厌烦，而且看到我在抓紧学习，感到很高兴，有问必答。有的问题一时没有查到，过后查到了，他也要用纸头写下来，然后设法交给你。
冯先生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在时代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他总是想竭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情，对一般青年学生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像冯先生这样一向生活比较优裕的老教授来说，相对地讲要艰苦得多。但是他总是以身作则，几乎每次都争取参加。尤其是1960年的冬天，他随我们那个班的五年级毕业班，去十三陵农村待了半年之久！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而且那个冬天特别寒冷，最低达到零下20摄氏度。回来后他却风趣地对我们说：“这次下去好比减肥运动，我的裤腰带松了三个扣眼，我的体重减轻了20斤。”
仅就上述点滴回忆，冯至先生作为诗人、学者和教育家这三种身份都是非常合格的。在浮躁风弥漫的今天，我们缅怀冯至先生这种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和一丝不苟的诲人不倦精神，是格外有意义的。
襟怀坦荡的翻译大师
对于人文学界来说，今秋（2009年）真是个灾难的季节：继两位大师——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离开我们没多久，如今又让我们痛悼良师杨宪益了。而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暗暗祈祷，祝愿杨老能够再一次扳倒病魔，化险为夷，就像这三四年来他一次再一次击退病魔的袭击一样。不想昨天下午刚从南方回来，报界便传来杨老仙逝的噩耗，不禁令我悲痛万分。我历来不仅惊叹他出众的才华和翻译上的伟业，而且更仰慕他高尚的人品和人格，而这后一点对我国知识界来说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正是这一点促使我近一二十年来较多地主动接触他、常常看望他。如今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而这一切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怎不令我潸然泪下！
杨先生出生于富豪家庭。但优厚的生活条件没有使他成为贪图安逸的纨绔子弟，却使他养成豁达大度、宽厚为人的性格，以至他进英国牛津大学不久便获得同学们的爱戴，很快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而且赢得同学中一位美丽少女的芳心。这就是后来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与他结为伉俪，并终身厮守、相濡以沫的爱妻戴乃迭。这一婚姻之重要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事业上的。戴乃迭是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传教士的女儿，从小就喜爱中国文化和文学，对翻译也很感兴趣，因而成了杨宪益在翻译事业上的最佳的得力搭档。这一对比翼齐飞的好夫妻，由于各自母语和外语都相当过硬，翻译起来如虎添翼，真个是硕果累累。你看，《离骚》《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唐宋诗歌文选》《宋明评话小说选》《聊斋》《资治通鉴》（选）《老残游记》《长生殿》《牡丹亭》《儒林外史》，特别是压轴之作《红楼梦》。此外还有大量短篇的译作。难怪有人打趣说，他俩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不难想象，杨宪益为有这样一份良缘多么自豪和欣慰。怪不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他笑眯眯地、不无神秘地用手指指他的卧室。我还以为他想让我欣赏他陈列在橱柜上的珍藏。我一件件欣赏完后就出来了，这时他又用手更有力地向里指了指。哦，原来他主要想让我看他摆在里面柜子上的戴乃迭的遗像，那美丽、高贵、富有学者风范的头像。可见他对这位先他而去的妻子思念有多深！
他的思念怎么能不深呢？这一对郎才女貌不仅是幸福的好伴侣和合作的好战友，而且也是一对患难夫妻。1940年，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俩没有像某些人那样，继续留在相对安全的英国，安心做自己的学问，而是宁愿选择危险和艰苦，回国参加抗日救国。乃迭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但她视中国如祖国，愿与杨宪益同甘共苦，奔波于中国大西南，时而在贵州执教，时而在重庆和成都当翻译，不仅经常迁徙，还得随时躲避敌机的轰炸。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这一对恩爱情侣，一个在豪门富户长大，一个千金小姐出身，却双双自觉地经受着锻炼和考验，顽强而愉快地坚持着抗日工作，而且还欣然生下了二女一男。
新中国成立后他俩被安排在外文出版局工作，主要在著名作家叶君健主持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当翻译。他们上述的许多译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当时政治运动的频频进行和步步深入，由于他的国际婚姻背景，更由于这位性情中人广泛交游中从不设防的习性，他与个别敏感人士的关系的“疑点”至20世纪50年代末终于显露了出来，而他自己也渐渐感觉到了。这个向来达观的汉子，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工作也受到限制。这个精神十字架一直背到“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大难终于临头：他与爱妻双双被捕入狱，却并不关在一起，而是分而监之，彼此音信全无，比牛郎织女还要难熬。四年以后，他们终于重见天日。但一个更大的打击向他们袭来：他俩唯一的儿子“文革”后移居英国，却因多年的家庭遭殃而导致精神分裂，在一个亲戚家里自焚身亡了。这一难以接受的悲剧甚至使戴乃迭第一次对丈夫产生怨尤。
之所以蒙受牢狱之灾，从主观原因讲，还是源于他交游不设防的性情：抗日期间他曾在重庆结识了一位英国外交官，成为好朋友。后来这位外交官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了。这在那个“敌特”满天飞的年代，岂能避得开监狱的门槛。但杨宪益毕竟是个襟怀坦荡的人，即便在狱中他依然与囚徒们谈笑风生，给年轻狱犯讲故事，甚至教他们唱苏格兰民歌。出狱以后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且依然不改曾经要求入党的初衷，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那些年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严格以共产党固有的宗旨要求自己，这就是：从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出发，坚持对真理的追求，以不说假话为人格的底线，始终坚持对人类良知的恪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品德。他是最值得我们悼念和学习的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