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可嘉诗歌创作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想着重谈谈袁可嘉先生对于现代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
老袁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国文学界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所谓“突破禁区”。在“文革”当中，西方的文学不管是现代派还是古典派都被禁止了，改革开放以后，古典文学要开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代派文学，那时还被称为“颓废派文学”，大家一说起来就谈虎色变。老一代人缺乏勇气，而新一辈有勇气却没有底气。这个时候，既有勇气又有底气的是袁可嘉先生。他本人就是诗人，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从事西方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亲自尝试创作现代诗歌，是属于当时致力于现代诗歌创作的九人群体即九叶派成员之一。在我国的外国文学领域里面，我对既能创作又搞研究的人非常钦佩。真正搞外国文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有文学细胞，只是懂一些外文而不会写作就来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严格意义上不应该叫文学家，而袁可嘉先生就可以称为文学家。另外，刚才说了，老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从事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而我们这些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搞外国文学总是战战兢兢的，怕弄不好就沾上资产阶级文学的边、颓废派的边。而在老袁开始搞现代派文学的那个年代，没有这个禁锢，他当时跟徐志摩等人来往相当密切，确实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的。所以老袁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他比老一辈小几岁，比我们这一辈则大几岁，他正好有这方面的基础和实力，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真切的体验。另外，老袁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搞的是英语文学，英语是大语种，覆盖面很广，于是他能够掌握全局的、普遍性的东西，他这一点也是我们所不能及的。
以下我从五个方面讲讲老袁的贡献。
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约请，跟董衡巽、郑克鲁一起主编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共四卷八册，把西方现代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与作品都囊括进去了。虽然是三个主编，但我认为起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是老袁，另两位同行跟我们年龄差不多，还不具备老袁这样的实力。老袁的实力还表现在他写的一万多字的序言里，把现代派的来龙去脉、社会背景、思想特征、艺术表现特征都扼要地介绍了，特别是现代派里面不能回避的关于异化的问题，这在当时还是禁区，但老袁没有回避，谈了异化的主要内容。这在现在看来，还是经典性的，被大家广泛引用，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这四个方面，这是对大家启发最大的。
二是他负责编选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这套书共上下两册，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五个语种，我参与了德语语种的编写。我感到这里面他是主角，是起统领作用的。这套书选的是理论，是外国一些名家关于现代派文学的各种论述，包括思潮、流派、争论、宣言等内容。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现代主义，通过这套书是可以入门的。老袁在这里面花了很多力气，是有贡献的。
三是在编了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写了《外国文学研究概况》与《英美现代诗论》两本专著，把他原来的一些观点展开来，进行比较深入地论述。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袁可嘉的这两本书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外国文学教学领域，很多教师都把袁可嘉先生的这些著作当作教材，当作学习的内容。
四是他步入了后现代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结构主义的基础上，研究了解构主义。我记得我花了很长时间解读他的作品，还是很难读懂。他要掌握解构主义，我想他花费的工夫是相当多的，而且只有他才能进入这样的语境。
五是袁可嘉的可爱还在于他有书生气，比较勇敢，虽然他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但是有关一些敏感问题的争论，他都不回避，勇于参加。比如说对于有些既好像是社会主义作家，又好像是现代派作家的处理，编者是有压力的。他比较聪明，专门用了一卷，“两可”，就是有些作家从世界观来讲好像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但是某些作品或美学主张好像属于现代主义的，他就把这些作品放到“两可”的那一卷里。再一个就是袁可嘉对现代主义深入的研究，对某些概念的表述比较准确。从这点来讲，袁可嘉在我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钱春绮先生的翻译传奇
2010年新年伊始，元月3日一早，我就驰往首都机场，办好了手续，准备直飞上海，参加第二天举行的钱春绮先生翻译研讨会。不料这天大雪纷飞，飞机迟迟不能起航，直至最后航班取消！不过后来听说研讨会如期举行，而且开得很好，钱老在医院里听了非常高兴，这使我殊为宽慰。想不到刚刚过去一个月，本月3日却传来噩耗：钱先生已经走完了一生的全程，永远地走了！这使我深感惊愕与意外：想起两年前电话里他那响亮的声音，敏捷的思维和说笑的神气，谁都不会怀疑，这位虚岁已届米寿的老者，十年八年内不必担心他的离去！这时我诅咒1月3日的天气了：它强行阻断了我与钱老最后告别的机会！
钱先生致力于翻译工作已经5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深居简出，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在德语文学的翻译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可以说，在健在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中，钱先生的诗歌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堪称一流的。仅凭这一点，我们这些同行和后生就有足够的理由来认真总结一下他的工作经验，评价一下他的治学精神和态度，以便从中获益，从而提高我们自己。尤其在当前翻译水平普遍下滑、职业道德屡见缺失的情况下，我们这样做就尤为必要。同时，生于1921年的钱春绮先生，按虚龄讲，今年恰好是他的90大寿，按实龄讲，又正当米寿之年，研讨会既是庆功会又是祝寿会。这对于钱先生来说，无疑是当之无愧的。
根据我对钱先生的粗浅了解，我认为他的翻译业绩和治学精神至少可以概括这样五个字，即专、诚、博、识、晓。
首先是专。这是钱先生翻译的最大特点。他不是把网撒得很大，今天译经济，明天译法律，后天译文学……文学方面他也不是一下小说，一下戏剧，一下散文。他的目标非常集中，主要专注于诗歌。我大略算了一下，他翻译的诗歌作品的数量，大概占了他全部译作的75%的分量。尤其在早期，在五六十年代，几乎全是诗歌：如海涅的《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德国诗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尼伯龙根之歌》等。“文革”后是《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浮士德》《席勒诗选》《德国浪漫主义抒情诗选》《尼采诗选》《里尔克诗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荷尔德林诗选》等等。不错，他也译了一些散文、戏剧甚至小说作品，但多半也是由于“爱屋及乌”，他实在太喜爱那些诗人了，因而把他们的散文里的精华也一起给译了！而这些诗人的散文确实也很精彩，所以就有了他译的《海涅散文选》《里尔克散文选》《尼采散文选》《叔本华散文选》《瓦莱里散文选》，以及席勒的戏剧作品等等。这样专心致志于诗歌的翻译，不仅德语界独一无二，别的语种也寥寥可数，而且他们在专方面也达不到钱先生的程度。因为他们都难免要写篇什么文章，或编一本什么书之类。而钱先生除了自己译本的前言后记之外，几乎就没有见他写过诗歌以外的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乏写诗的才能，事实上也经常写写，但那不过为了自娱自乐，或浇心中之块垒，并不谋求发表，以与翻译争锋。为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腾出给翻译，他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稍有点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文学的各类体裁中，诗是最难译的。要把它译好，摸出一套规律，确实需要你花费毕生的心血去琢磨。钱先生的这种专注精神，在译界是罕见的，因此是个传奇。
钱先生翻译的第二个特点是诚，他对诗歌翻译的爱，爱得很诚，诚到痴的状态。大家知道，钱先生原来是学医的，已经在一家大医院工作了十几年，他也很爱他的专业，而且已经初露锋芒，小有成就，出版了几本著作。但是，他一旦受到诗歌翻译的诱惑，跌入译诗的怀抱，就像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箭，如痴如醉，忘乎所以，不顾一切，再也不能自拔了，以至连饭碗也“去他娘”了！据我一生的观察和体验，一个人要干一番事业，这个“痴”字很重要。两个人聪明才智差不多，一个日常生活很精明，处处锱铢必较；一个则平时大大咧咧，无所用心，但一旦投入工作，就痴迷不已，废寝忘食。这后一种人则可能有大成就。根据科学的说法，一个人一生当中，一般只开发出10%的智慧。能不能突破这10%的界限，开发出更多的潜能，就看你有没有一股子傻劲：忘了擦汗，忘了饥渴，对各种诱惑都感到漠然，唯有对他的工作对象怀着不可抵御的兴趣，这兴趣推动他爆发出攻克一切的能量和耐力。我认为，钱春绮先生就属于这种人。想想看，“铁饭碗”在我们国家是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因而是个很诱人的东西，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扔掉一个很像样的“铁饭碗”而自谋职业，这意味着你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得不到医疗保险，失去了单位和集体对你的保护，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因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钱先生当时在这点上的表现，也是一个传奇。那么，钱先生为什么不要这个饭碗呢？医疗单位不尊重你的选择，但凭你五六本译作，在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另找一个饭碗，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想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按我的猜想，大概一个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时间，一个是为了求得平和的心境。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个单位，会有很多啰唆事：经常要开会，要参加政治学习，要参加政治运动，要汇报思想，有点事还得请假等等。正像存在哲学家萨特说的：生活是“粘兹”的，是“令人恶心”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确实，这一切跟翻译到底有多少相干呢？因此，钱先生当时的断然决定是明智的，不然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他那么多的译作，说不定“文革”中他还少不了挨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