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翻译的第三个特点是博。关于翻译我向来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学翻译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外语掌握要过硬。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过硬，那么“信、达、雅”的第一关“信”你就过不了。二是母语功底要扎实。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文学是一门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不仅语法要规范，词汇尽可能丰富，修辞还得讲究，从而使语言产生魅力。否则，你即使做到了“信”，却不一定能做到“达”，更不用说“雅”了。当然附带说一下，在对待“雅”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即原文是不是雅。如果原文不雅，你译得很雅，那就与“信”冲突了。三是知识要渊博。文学作品涉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知识贫乏，就会捉襟见肘，有时还会出洋相，例如把蒋介石译作蒋开升。四是悟性要好。文学是想象的事业，想象如天马行空，无所约束，尤其是潜意识的内宇宙，更是千奇百怪。翻译之难，难就难在经常遇到一些疙瘩，一些节骨眼，让人煞费苦心而不得其解，这时常常需要调动你的悟性。悟性就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一种灵感性的东西。只有悟性能使译文传神。以上四个要素无疑钱先生都是具备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点，即他的博。除了一般的知识丰富以外，他还表现在掌握外语的博。除了德文，他还通晓英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此外，他还学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如果说一般的知识丰富，不少人都能做到，多读点书就是了。但掌握五门外语，谈何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掌握四门外语的梦：英、俄、法和德语。我中学学了六年英语，大学第二外语是俄语，我夫人是科班法语。掌握四门有何难哉！不料，“文革”十年的荒疏，几乎连德文都忘光了！“文革”后，赶紧抢救饭碗，其他就顾不上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改变这种独一无二的状况。可钱春绮先生也经历了“文革”，他为什么就没有荒废什么，五门外语门门在手呢？我经过反思，发现我跟钱先生的差异是六个字：目标、信心、毅力。他的目标专一，也就是上面说的对翻译这一行爱得很深，而且很诚。信心，说明了他坚信人类知识的价值是永存的，说明他拒绝了当时流行的所谓“读书无用论”的蛊惑。毅力，就是说他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即使上万册外文书被抄走，他也不气馁，不懈怠，日积月累，把五门外语牢牢抱在手中。
对钱先生这样务实的翻译家来说，五门外语不是摆设。他是要派它们做用场的。同行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单靠我们自己的知识背景，是对付不了欧洲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学范畴内的知识的，我们必须依靠外语。一门外语就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在这方面钱先生显然比我们尝到了更多的甜头。他不仅通过它们翻译了一部分德语文学以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多门外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典故、术语和词汇。纵览他的翻译历程就会发现，越到晚年，不仅他的译文越练达，越精致，而且他的注释越多越详尽，以至诞生了钱先生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详注本。尼采的这部奇书，熔文学、哲学、美学于一炉，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不加详注，则一般读者是很难完全读懂的。但以前的几个译本，有的一个注释都没有！有注释的也只有十几条而已，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而2009年出版的钱译本，即钱春绮先生的详注本，注释达1800条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除了田德望教授从意大利文译的但丁《神曲》那部创纪录的详注本以外，我们德语文学的中译本中，迄今还没有见到第二部。这样的译本不仅具有阅读价值，而且还具有学术价值。钱春绮先生也因此堪称“学者型翻译家”。
在钱先生博的范畴中，除了多语种的长处外，还有母语功底中对国学的修炼。这也是从我们这一代起所普遍缺乏的。钱先生小时候读的是私塾，他读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这类浅近的读物，而是《大学》《论语》《孟子》等较高级的书籍。他尤其喜欢左丘明的《左传》，他自己说当时就背得“滚瓜烂熟”。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钱春绮先生从事翻译的第四个特点是识，即见识。翻译队伍中常见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被动型的译者。他们对翻译的作品没有选择，有什么，译什么。出版社叫他译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另一种是自主性的翻译，他不盲目接受任务，他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说服或左右出版社接受他的建议。这类译者具有战略眼光，具有远见卓识，他知道什么最值得译，什么最急需译，什么作品能够投合时代思潮，因而能够激起社会反响，因此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当年郭沫若就具有这种特点。他首先抓住德国最大的作家，“五四”时期翻译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第一部，他测中了中国社会的脉搏，一炮打响。其实他当时的德文水平并不高，他是学医的嘛，他还得学日文，还得学英文，还大量写诗，怎么可能有很好的德文？但他有眼力，他看得很准，这鼓动了他的勇气，所以一举成功。钱春绮先生也具备这种能够把握大方向的战略眼光，他把他相中的目标统统揣在胸中，然后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实施。要知道50年代那时候，官方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西方古典文学一般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但钱先生看准了海涅和马克思的非同寻常的友谊，看准了海涅《诗歌集》中充满情哥情妹的内容被他《新诗集》中“我是剑，我是火焰”的锋芒所掩盖，他一口气译了海涅的三部诗集，全被出版社采用。这位半路出家的医生，没有经过什么铺垫，一步就登上中国的译坛！紧接着他选编并翻译的《德国诗选》以及《尼伯龙根之歌》等译作，进一步见出他的战略眼光。再加上近30年来所译的作品，则歌德、席勒、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瓦莱里、波德莱尔、荷尔德林……哪一个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沉甸甸的经典作家？
适合于钱先生的第五个字是晓，知晓、通晓的晓。翻译队伍中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因为自己懂诗、写诗、爱诗而走上译诗道路的；一种是自己不懂诗也不写诗而翻译诗的。钱先生属于前一种。他从小就爱好诗歌，14岁即开始写诗，16岁已集成诗集，而且一生也没有中断过，现在已经有好几本诗集了。只是他并不追求发表。写诗又爱诗，这是他在医学事业正顺畅的时候，毅然放弃医学而转向诗歌翻译的主要内驱力。而写诗、译诗的双向互动，是二者互相促进的最佳方式。深入了那么多世界一流诗人的底蕴，怎么能对他的诗歌创作不产生有益的影响？反过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怎么可能不对他的翻译实践如虎添翼？所以人们称颂卞之琳、冯至、绿原等人的诗译得好，无不得益于他们的写诗经验。这也是人们阅读钱氏译作时感到他的笔法娴熟、练达，节奏铿锵，诗味较浓的根本原因。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他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尼采写到一处说棕榈树随风摇曳，像女孩的舞蹈。他就想：棕榈树硬邦邦的怎么会像女孩的舞蹈呢？他查德文字典，Palme确实是棕榈树的意思。但他仍怀疑。后查日语字典，发现Palme也有椰树的意思，椰树斜着伸向海边，随风摇曳，就像女孩的舞蹈了！原来椰树一般的写法是Kokospalme，但有时Kokos是可以省掉的！这一事例既说明了钱先生的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说明他的诗人的敏悟使他避免了错译。
钱春绮先生漫长的一生翻译工作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总结他的经验，显然不是这一篇短文所能解决的，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篇什来完成这一任务，以便让后人更好地来学习和继承。
最后我们要告慰钱先生：您已非常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愿您地下安息！
一个甲子的耕耘
——《柳鸣九文集》感言
在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举办的《柳鸣九文集》（15卷）首发式上，我正对着前面摆放着的这皇皇巨著，心灵不禁震颤起来：她凝结着我这位同事、近邻和朋友多少心血啊！掐指一算，今年恰好是他从事法国文学研究一个甲子的岁月，可以说，一辈子的耕耘了！而作为同侪我清楚，他这一辈子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上山下乡、特别是在我单位被明令“停止一切工作”的“文革”中度过的，当减去15年的有效工作时间。这样一想，就更觉得他的成果来之不易了。
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柳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战略眼光。“文革”中由于整个外国文学都被贴上“封资修”的封条。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首先面临着如何搬掉这一拦路虎，突破禁区的问题。在这方面，破什么，立什么，是大家面临的首要问题。1978年秋，柳鸣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鼓舞下，以破冰者的勇气在广州召开的“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公开指出几种阻碍西方文学研究的“左”的思潮，尤其批评了斯大林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彻底否定的态度，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他一连写了三篇拨乱反正的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的声音逐渐平息下来了。可以说，柳鸣九在那个重要时刻“揭竿而起”，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成为推开改革开放大门的第一人。
刚步入禁区，发觉西方现代主义流派林立，纷繁复杂，该从哪里入手呢？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笔者首先抓住了现代德语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家卡夫卡，知道他的哲学背景是存在主义。初次读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主人公为了去附近的城堡开一张临时居住证而求爷爷告奶奶，却怎么也进不去。洋洋23万字翻来覆去就写这么一件事情。小说那么有名，那么它的艺术奥秘在哪里呢？不久，柳鸣九选编的《萨特研究》出版了。读了其中的小说《恶心》（一译《厌恶》），觉得它的写法与《城堡》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又读到萨特的一些其他著作，使我更对《城堡》的美学堂奥豁然开朗。存在主义文学强调写人的生存处境，尤其是特定境遇下的个人危机，一种火辣辣的生命感受。可以说，卡夫卡的小说是萨特和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好的形而下阐释。这两人也因此成了卡夫卡的最早传播者。但萨特的思想与时俱进，他后来同情社会主义，曾数度来过中国。他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介入社会”的人生观、“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深化”，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等定义，都是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的。他呈示的文学样式和美学主张有力地触及到文学的人学本体，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功能，是对西方当代文学的一个有力的推动。柳鸣九无疑先于我们明白了这一切，并知道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故早在1980年他就撰文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正名。不久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去法国期间，更将萨特及其志同道合的终身女友波伏娃作为主要访问对象，回国后发表了《巴黎对话录》，和前述《萨特研究》一样也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兴趣。但就像许多最先吃螃蟹的人那样，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乍暖还寒，他曾一度受到压力，不过随着那场不知来路的运动的很快烟消云散，他的萨特缘也就渐渐变成美谈了。
作为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对他的本行怀有宏大的抱负。“文革”后正常工作一恢复，他就在他主导写就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的基础上，一连推出了编选三套现当代法国文学资料丛书的工程，即《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法国现当代文学资料论丛》和《西方文艺思潮丛刊》。众所周知，法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策源地，流派迭出，思潮更迭亦快。柳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选了这个时期的70种书籍，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领域的各个流派和代表性作家，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法国文学总体景观的全面呈现。起初我想，把时间消耗在这类编辑性工作上是否值得？但当上述三项工程完成后联系起来看，觉得这不仅对自身研究不可或缺，而且对整个学科建设亦极为必要，并将荫及后人，功莫大焉。
柳鸣九是我在北大的同系但不同专业的高低班校友，我入学的第二年即1957年，他一毕业就直接进入当时中科院直属的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直到1964年外国文学所成立。当时的文学所理论力量很雄厚，成员有蔡仪、毛星、陈涌等，所长是何其芳。这期间柳鸣九受到必要的理论训练。60年代初，他提出的“共鸣说”引起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兴趣并展开讨论。这一功底对他日后的法国文学研究如虎添翼，他常常一动笔就洋洋洒洒一大篇。他的15卷《文集》除了三卷是译文外，其余12卷都是著作，这个数量在外国文学界是罕见的。
笔者从来认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成就的大小，关键在你的文学素养的高低，外语只是工具。前辈中较有影响的同行诸如钱锺书、杨绛、冯至、傅雷、李健吾、卞之琳等，哪个不是首先得益于文学？柳鸣九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也归因于此，就是说他与上述诸君一样都属于作家型学者。这一品格驱逐了学术领域常见的学究气通病，赋予他的文论以可读性较强的特色。而如果将那些占了文集中一定篇幅的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独立出来，也能构成其作者的优秀档次。如他写的《巴黎散记》，他所描画的“巴黎名士”、“翰林院”的“翰林”，尤其是他疼爱无比的嫡孙“小蛮女”，一般作家岂能写得出来？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天分和勤奋。这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了。有天分的人生活中我们并不少见，成功者，或者说像柳鸣九这样的成功者却实属罕见。原因很简单：一般人做不到高强度地克服天性中的惰性，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事业上。而柳鸣九却做到了这点。无疑，这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难怪，你在剧院、电影院里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单位每年的春游秋游，也从来没留下过他的音容笑貌；即使像出国这样的“美差”，我相信在同行中他的频率是最低的一个。这使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歌女约瑟芬或鼠众》中的那位女主人公，她为了把她的歌唱艺术提升到最高境界，以“拿到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她榨干了自己身上无助于这一目标的一切！我想，这只有像柳鸣九这样有着湖南人特有的韧劲的人才能做到。但当我们面对这皇皇15卷《文集》时，谁会说她的作者柳鸣九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牺牲无助于此的一切是不必要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