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铄同志。如今，在全国学生代表团中，他是我们的秘书长。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后来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同志。他说，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根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根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用第一次工资，各捐5角钱，合力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蒂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根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根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根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成了极右派，在东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两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自杀的前一天。那个黄昏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就这样在“大特务、大叛徒，自绝于人民”的群众吼声中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我当时的心情唯能表现于中文系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触目惊心的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因“恶攻罪”而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索取了七分钱的子弹费。
距此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六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80年代以来，我曾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去过非洲、南美和欧洲。我确确实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2008年，六十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六十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人生变奏
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是幸运还是不幸？北京大学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风标，一切冲突都首先在这里尖端放电。总之是阶级斗争不断：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镇压反革命，镇压胡风集团，接着又是肃清反革命……记得1955年夏，我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实在绷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溃了。我不顾一切，在未请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回到贵阳老家。再见花溪的绿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为人，不再只是——个政治动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锦荣归”，总希望带我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惫，我太厌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
逍遥十天之后，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从此，领导不再让我去做什么重要的政治工作，校刊主编的工作也被撤了职。我并不沮丧，倒十分乐于有时间再来念书。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奋，向科学进军的一年。我竭尽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的老师王瑶曾劝告过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死人写的东西。至少他对你的分析不会跳起来说：不对，我不是那样想的。研究现代文学可难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地评述，活着的作者，或已去世的作者的家人或朋友，就会站起来为维护作家的声誉而说东道西。这是老师的肺腑之言，但我却没有听从老师的话，仍然选择了现代文学学科，作为我安身立命的起点。1956年，是我在教学、研究方面都大有收获的一年，我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极力想法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不切实际地追索思想意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我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我自以为终于走上了正轨，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当时，在***和周恩来的关注下，学校当局提倡读书，我还当选了“向科学进军”的模范、“读书标兵”。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知识分子更是为此激动不已。
1952年，我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我也以此自豪，决心做出一番事业。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十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以为就要有了自己的刊物。后来又在刊物名称上讨论了很久，有的说叫“八仙过海”，取其并无指导思想，只重“各显其能”之意；有的说叫“当代英雄”，当时，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所赏识的“当代英雄”别却林在大学年轻人中正风靡一时。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这时，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我们立即停办。我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诡计，这一场千古大手笔的阳谋伤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想摆脱领导，就是反党。况且，我们设计的刊物选题中还有两篇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拟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作者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导师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教授杨晦同志。但按反右的逻辑，他还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有“恶毒攻击”的罪行。第二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十六岁就给将军当勤务员的部队来的学生，他从《人民日报》派到中文系来进修，当时担任进修教师党支部书记。这位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很想写出这位将军一步步堕落的过程，以资他人借鉴。按反右逻辑，这就是诬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就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个成了右派。右派者，敌人也，非人也。一句话，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十六元生活费，下乡接受监督劳动。
在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竭尽全力工作，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除了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可以什么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我越来越感到和体力劳动亲近，对脑力劳动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和厌倦，尤其是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这几年，正值全国范围内发生无边无际的大饥饿，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后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却很健康。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会享受那种劳动小憩时的舒心和甜美，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是女性。男右派很多，他们只能群居在一间又阴又黑的农民存放工具的冷房里；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杂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们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贫农翻身户，老大爷半辈子给地主赶牲口，五十多岁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财，才有可能娶一个老大娘过日子。遗憾的是老贫农却划不清界限，娶了一个富农的寡妇。老两口都十分善良，竟把我当亲女儿般看待，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两个受苦的人。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山上到处都有核桃树，树上常有成群松鼠。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几个核桃，有时也捡回几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几天，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这些难得的珍品。老大娘还养了三只鸡，除了应卖的销售定额，总还有剩余，让我们一个月来上一两次鸡蛋宴，一人吃三个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