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本着“解释宇宙人生问题”之追求：“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王国维将古今中西熔为一炉，从中受到启发，按自己的认识和需要来决定取舍，故常能达到前人所未能企及之高度。
情感之维
当社会越来越重视金钱、权力等物质观念时，知识世界与人类情感世界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了。当今的教育制度往往集中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而很少顾及学生情感世界的塑造与培养。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十分重视情感的。公元前200多年，就已有“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记载（郭店竹简），后来孔子提出“亲亲”“爱人”，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也”。他们强调的都是出自内心的至情。这样的至情从爱父母的亲情，爱兄弟朋友的友情，爱自己所爱者的爱情，到爱一切受难者的“泛爱众”的同情，从小到大构筑了一个人的情感世界。
情感世界是需要培育的，没有培育，就会像荒芜的花园，日趋凋零，甚至成为荆棘横生、藏垢纳污的场所。语文教育（包括英语读本）是培护青少年情感世界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记得我上初中时，各校广泛采用的课本都是由夏丏尊﹑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的《秋夜》、朱自清的《背影》、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王尔德的《快乐王子》等，我都是第一次从这些语文课本或英文课本上读到的，在情感上受到最初的熏陶。后来，到了高中，我的语文老师特别喜欢古诗词，常给我们增加一些这方面的补充读物。记得短短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四句诗，他讲了一堂课，他的朗诵和他的陶醉深深感染着我们，教我们如何关注身边的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的节律，懂得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可能永驻。他的解读，积沉于我的情感世界，至今有时还会无名地冒出来占据我的心灵。
1948年，我上北大时，北大中文系一年级，设有“大一国文”和“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分别由系内享有极高威望的沈从文教授和废名教授主讲，这是当时的重点课程。之后，中文系二年级有文艺文习作，三年级有议论文习作，四年级有社会调查习作。这些课程所讲解的每一篇范文，对每一篇学生习作的评讲，都培育着学生的高尚情操，是陶冶青年性情不可或缺的环节。可惜由于院系调整，这些课程都被取消了，即便还有“作品选读”之类，也都更着重于知识的系统讲授，情感之维被大大地淡化了。
目前，整个教育机制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日趋物化和量化，教师的考核标准和学生的升学期待，都离情感的培育越来越远，教学关系越来越像一种知识的贸易关系。这不能不和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大相径庭。儒家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教育的过程整个就是一个塑造人格，追求人性和谐完美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情感培育的过程。当前日益盛行的网络教育更进一步切断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联系，教育不再是一个让人社会化和人情化的进程，而是使学生在一个虚幻的群体形式之下维持着孤立的个体。他们时刻只看见自己，因此他们同这个世界更容易建立起来的常常是一种索取而非给予的关系。
总之，目前的教育体制只着重于让学生在智力上获得训练，而情感教育方面却近乎荒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最近听说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利用各自的专业所长，为应届新生开设了“情感教育”这门迟到的课程，试图用各自所掌握的各种情感话语，让学生深刻领悟，并重塑自己的精神世界。学生们回馈他们的是：“这个课程引起了自己的情感震撼”或“精神地震”，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极其重要的“精神洗礼”。青年教师们开创性的尝试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谢谢大家来。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对于这个“博雅清谈”我是很拥护的。我觉得如果说上一任系主任有最大的德政的话，那就是我们北大中文系从来不趋时跟风。当校园里满眼是各种“老板班”招生的横幅和招贴时，中文系虽然穷，就是不办这样的班。我并不反对为企业家提高国学知识和人文精神贡献力量，但北大到底是办什么，你到底是以什么为核心，你对学生能花多少力气呢？你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呢？这始终是我一直非常忧心的事情。可是中文系没有受这个感染，值得欣慰。新主任提出的“博雅清谈”和上一任主任的德政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并且它是对时下风气的一种无声或有声的抗议，至少是回归人文精神、回归北大真正传统的一个小小的、值得肯定的举措。
我想谈什么呢，我的书就在这里。过去我写过的散文集，如《透过历史的烟尘》《绝色霜枫》等，如果说写作时还有些遮掩，那么，这一本虽然还是有所不讲，因为有好多东西还是不能讲的，但我可以保证我讲的都是实话，做到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真话并不都讲，假话决不讲。”
我觉得，我的一生可以说体现着佛经讲的五个字，并可用之加以表述。佛经认为人的一生贯穿着五个字：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比如说你生在哪一种家庭，你长成什么样，你没法选择。你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和你生在一个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命，你不能选择的。这叫命中注定。
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运”，时来运转的“运”。这个运是动态的，如果说命是注定的，不动的，而运则是动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时来运转的时候，也有很多运气很糟糕的时候。好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可就是发生了某种运。比如当时我们刚大学毕业，作为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年轻教师，想和伙伴们办一个能发表年轻人文章的学术刊物，并难免有几分狂妄地拟名为《当代英雄》。为此，1958年反右已经快结束了，我还是被补进去，划成了极右派。我为此二十多年离开学术界。后来我搞比较文学，也真是时来运转。那时已经是1981年了，我已经五十岁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我选去哈佛做访问学者了，而且，不单是在哈佛访学了一年，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人来哈佛开会，看见我，就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做两年特约研究员。我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能呢？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学校。后来，我就相信这个运，就是说时来运转。运是不能强求的，运没有来的时候，强求也没有用。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它是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后面推动的，并不是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如果你不讲德、不讲学的话，那是非常大的忧患了。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费孝通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是个好人，不要是个坏人，这是生存在我们老百姓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那时什么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在乡下被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饿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当时我真很着急呀，每天漫山遍野让猪在地里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把那猪养得还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吃得挺高兴，我觉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还是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所以老乡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爷是个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时候，捡到一个核桃、半颗花生，都带回来给我吃。那时候的下放干部很多都得了浮肿病，因为粮食不够，可是我没有得浮肿，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吃捡到的核桃、花生、白薯头。而且我们的那个大娘养鸡，除了上交的鸡蛋定额外，总还能剩下几个。我们三个人，大爷大妈和我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鸡蛋宴，三个人吃8个鸡蛋。所以我一直没有浮肿，身体很好。如果那时候看不见前途就完全消沉，什么也不想干了，或者说你对老百姓很冷漠，对大家很抗拒，如果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就会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觉得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猪啊，一边念念英文单词，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俄国小说。他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奇怪，一方面是那种特别进取的，像我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都是比较进取的。立志要为别人、为大众做一点事；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比方说我年轻时老爱背诵的那些元曲：“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之类。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气好，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学科，这就使我有了从事比较文学的愿望，特别喜欢这个学科，也看到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未可限量。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领域，没有看过相关的书，你根本不接触，那就不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你这个人就会很闭塞，可供你选择的道路也会很少。所以，我很看重这个知字。
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很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领导真的很挽留我，告诉我你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羡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他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也可能中国失掉了一个女性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来也不行。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当时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算了。这样，我还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合。
总之，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对此有些感悟，我讲出来与大家分享。
注释
[1]考据见张元勋著：《九歌十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