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学习当牧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注册，这是第一次被暴风袭击。训诂学对别人比对我适用，因为我要追寻伟大的思想与理想。不久，我成为伏尔泰的崇拜者，虽然在离开圣约翰大学以前，并没有对伏尔泰作直接的探讨。我的问题，有时会发现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时没有答案。一被袭击，我就逃走，再度被击，再次后退。一切神学的不真，对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无法忠实地去履行。我兴趣全失，得的分数极低，这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是很少见的事。监督认为我不适合做牧师，他是对的。我离开了神学院。
第二节 大旅行的开始
毕业后，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适的感觉，朝代已换，但北京仍在那里。有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喷射出晶明的喷泉，而鼓楼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赐，人在地上还能求什么？北京，连同它黄色屋顶的宫殿，褐赤色的庙墙，内蒙古的骆驼以及邻近的长城、明冢，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无神论的，有无神论者的快乐和满足。
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自满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也有欢愉和满足）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思想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它意味着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反对立妾及缠足，保持鲜明而坚决的态度（基督教妇人首先要放脚，而我的母亲，自小是一个异教女孩，曾放了脚，改穿袜子）。它意味着赞同教育、普及民主观念，且以“能说英语”为主，较佳教养的态度。它同时意味着文字罗马拼音化，废除对中国字的知识，有时且废除一切对中国民间传说、文学及戏剧的知识，至少在厦门是如此。罗马拼音法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我们在厦门有一套七声的完整罗马拼音系统，它是对反对它的汉学家的嘲讽。我的母亲可借罗马拼音法把全部《圣经》读通，此外也曾借此自习汉字的圣诗，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我。罗马拼音并非不能实行，但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接受它。
而同时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快看出来。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不准我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这些盲歌手，有时是男的，但多数时候是女的，他们晚上在街上经过时，手上拿着一副响板与一个灯笼，讲述中国古代的魔法故事与历史上的奇事。我的母亲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的，告诉过我这一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有从那些游吟歌手那儿听过这些故事。当我们这些男孩经过鼓浪屿广场上一个戏台时，我们以为该直向舞台观看而不是边走边看。现在，舞台是教育中国人（包括文盲和非文盲）知道他们的历史的普通媒介。中国的任何一位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就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吹倒了耶利哥城。当我知道喜良的妻子因发现喜良被征筑长城而死，哭倒了一大段长城时，我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我灵性的大旅行于是开始。我们经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动及安身立命，我们也是满足的，就像北京异教徒的满足一样。但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耻感刺痛，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根。为什么我必须被剥夺？事情并不如我描写的这般简单。甚至那个缠脚及立妾的问题也不是如我所想象这般干脆和简单的。在我没听辜鸿铭为这二者有力地辩护以前，事实上我并不欣赏立妾及缠足的伦理学与审美学。在本书结束之前，我将会谈到许多关于辜鸿铭的事。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件事：鸦片与祖先崇拜——其中之一导致中国人的一种深重的屈辱感及对西方的厌恶，另外一种使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中国基督徒不近鸦片，那些传教士当然谴责它。它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中国而且用枪逼迫我们接受的。那位伟大无畏的中国官吏林则徐（我的著名同宗）在督办广东事务的时候，在广州各码头上销毁了许多箱鸦片，引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中国国门因此大大开放。一箱箱的鸦片，厚颜无耻地大量滚入。但问题是，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是中国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候。再加上第三个因素——传教士与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一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十分反对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反对那些传教士，大家都认为对方疯狂。一个中国人所能看得到的是，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身体轰成碎片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的，这样便互相抵消，两不相欠。
现在我回头谈祖先崇拜，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习俗，中国基督徒被禁止参加，便等于自逐于中国社会之外，而使那所谓“吃洋教”的控告属实。这是一个根本而核心的问题，而且质问一个草率的教会能将它的教徒伤害到何等程度。祖先崇拜是在儒家被视为一种宗教时唯一可见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庙崇拜孔子常是学生考试得中者的事。但即便如此，中国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参加，且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自摒于本土文化之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任何读过中国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孔子试图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纪周朝创立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规律时，他事实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创立者距离孔子比乔塞距近代学者更远，比贝奥武夫史诗则近一点。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看来，是对祖先的崇敬和与过去的联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进、求成功而应遵守的准则。事实上，中国人行为的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他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弟兄、一个好叔伯、一个好公民的理由。这是中国人要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尽量扩张，才可以称它为如中国教会所谓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基督教大教堂供奉神像的陋习（特别是在意大利与法国）比较起来，这些写上了某一祖宗名字的四方木牌，看起来好像某些毫无想象力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个字，比基督教墓碑上的字还少。祖宗祠堂有一张祭桌，后面摆满了一堆这样的木牌。这些木牌，看起来好像一把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记号是每一个男女祖宗之灵的座位。崇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了烛和香。至于跪在这些木牌前叩拜，实在就是基督教教会反对的主要一点，因为他们忘记了中国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们在某些郑重的场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与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种顺服的表示。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人洗擦干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现在，在厦门的非基督徒对我们是宽容的。在那里没有社会排斥。基督教社会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好像所有人都是一个教区的一分子一样，他们取得进步和成功，他们的孩子，不论男孩或女孩，求学都享有较大的便利。如果彼此有敌意，我想是因祭祖的问题而起的。我们没有被人囚禁，我们把自己囚禁起来而自绝于社会。在一个现代城市里，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但在乡村中，这对一个中国基督教信徒而言可是最尴尬的个人问题。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诚恳的态度来问我父亲，他们可否为社会节庆中的表演捐一点钱。这些基督徒真正想问的是他们是否要在他们的堂兄弟、叔伯及族里其他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会。这是基督教教会所禁止的，但他们却在父母生前欢乐地庆祝母亲节、父亲节，而在父母死后做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实际的相片来代替米尺般的木牌。中国有一句俗语，“饮水思源”。中国基督徒是只可以从自来水龙头饮水，而不被准许去想水的源头吗？
孩童时代，我年纪太小，不会感到任何敌意及中国基督徒已自绝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事实。在学校的日子里，我们愉快地求学，以致不能觉察到其他任何事情。但我记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徒的领袖对教会是有敌意的。这些偶发事件是琐屑而有趣的——并没有爆发为像被称为“义和团之乱”这样的暴行和仇恨。我父亲完成教堂建筑的第二年，一个考试落第而又失业的吸食鸦片的文士，意图集款在教堂所在的同一条街道上兴建一座佛庙，他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可怜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绝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看起来囚首垢面以表示他通灵，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满口黑牙，穿一件污秽而只扣了一半纽扣的长衫，不论他想不想洗干净，总有意让人看见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以后在佛教的天堂中做海绵浴的乐趣，尽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刚好流经他的庙。但这个可怜人至少很机智，他是赖此为生的。我们的教堂有一口某个美国人捐赠的钟，我们为它在前门建了一个约五十尺高的钟楼。而这位失业的文士后来有了一面装设在他佛庙里的鼓，这种事是不常见的（佛庙里常用他无法提供的钟来计时）。当教堂礼拜日鸣钟时，他也注意去击他的鼓。如他所说：“耶稣叮当佛隆隆。”我们孩子们决心不让他赢。我们轮流帮助拉绳，倾听鼓声何时停歇。我们继续这种竞赛，直至父亲以为我们疯了，来制止我们。一年后，我从学校回来，那面鼓不见了。那个长着黑牙齿的人大概已把它卖掉买鸦片了。于是我们胜了。
另一位中国领袖，因为他的年纪和他的胡子而较为可敬。他是整座河谷的绅士。我父亲和这位“金公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金公公从来不来教堂，且阻止别人来教堂。那条河从山上流下来，在河曲建有一道桥。在河面的一旁，有许多商店的坂仔街就高踞在堤岸之上，经常受河水侵蚀的威胁，因为当洪水来的时候，它会受到漩流的全力冲击。在河的另一旁有一个多石的浅滩，这个地区的轮回市集，每五天在这里举行一次。在浅滩那一边的桥脚是金公公的家，在这种情势之下，他大可说那道桥是他的。桥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圆木条铺平，但没有铺厚横板。因为那些木条不是完全直的，人可透过那些间隙看见下面的河水，而那些缠脚女人必须小心行走，以免她们的鞋跟被桥面上的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桥是金公公收入的来源，因为他也吸鸦片，需要钱去买。若来了一场大洪水，那道桥不是被冲走就是需要修理。每次洪水过后，金公公便出去向乡民募集款项来修桥，而桥完全被冲走时，当然是一次意外的收获。现在秋水泛滥在我们村里相当常见，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金钱。还有，由于经常注意那道桥构造上的裂痕，知道桥本身接榫的脆弱，金公公可以断定这道桥对河水水平线的些微变动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记得金公公是一个斯文而讲理的人，他对基督教有敌意的唯一理由是他开了一个赌局，而我父亲极力阻止基督徒赌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那些赌徒成为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