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首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5]
孔门以此为《论语》首章，大有深意，它深刻描述了新生的儒家士君子之养成机制、生存形态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由此三句话，即可知儒家为何，进而理解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演进、中国文明扩展之关窍所在。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
此为《论语》全书第一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字。它劈头表明：儒家为学。学字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国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孔子之前，没有孔子意义上的学、学者。孔子之伟大意义正在于创学兴学，以学养成君子，构建和维护合理秩序。
孔子之前之君子为等级世袭性质的。君子之家有礼、乐之官，即瞽、祝、史，是为“官”。他们保存礼乐政典于某个特定场合，并据此参与家事决策，是为“官府”。君子之子弟在家内由礼乐之官教以诗、乐、书、数，如《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同时，子弟随父、兄，或其才艺出众之臣——他同样也是君子，习射、御之艺。总之，三代君子的六艺之教，皆由承担治理之责的君子承担，而无专业之教者，子弟也非专业之学者。故其所学者为“艺”，实用之技艺，且多于实践中学。
至孔子时代犹然。《先进》：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所说，或为既有之常态。但孔子则已创立新兴之学，其特征是，以读书为学。孔子何以做成这样一件大事业？刘宝楠正义曰：
“学”者，《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朦也，臼声。学，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与《说文》训同。《荀子·劝学篇》：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又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案《王制》言：“乐正崇四术，立四敎，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是《诗》、《书》、礼、乐，乃贵贱通习之学。学以大成，始得出仕，所谓先进于礼乐者也……夫子十五志学，及后不仕，乃更删定诸经。《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当定公五年已修《诗》、《书》、礼、乐，即谓此也。删定之后，学业复存。凡篇中所言为学之学，皆指夫子所删定言之矣。[46]
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古典君子败坏。孔子乃删定先王之政典为六经，是为“文”，也即《中庸》所引孔子之话：“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在此删定、教授过程中，孔子有所思考，而形成儒家思想。故“六艺（六经）之科”与“孔子之术”紧密相关，但也有严格区别。孔子以六经之“文”教授平民弟子，是为“教”。两者共同构成了学。《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之学首在于学文，六艺之文。弟子通过文而获得行，行之德为忠、信。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之学的新兴性质。三代君子之学，主要是实践中的模仿。孔门之学，则因文而学。原因很简单：孔门弟子几乎全为庶民，无法通过实践学习。但虽然学之方法不同，目的却与三代君子之学，无太大差异。《学而》有两章连续探讨学：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朱子集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本章实际上讨论了学之资格。由此也可看出，孔门之学固可始于洒扫应对，然终必归于学六艺之文，惟此可以养成君子。下一章则指出学之目的：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集解：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
集注：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致，犹委也。委致其身，谓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如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
集解、集注对“贤贤易色”之解释似均过于牵强，此为讨论夫妇一伦，可见《论语正义》。夫妇当重德而轻色。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上章，此处多出事君、朋友两伦，这两者须通过学“文”才可以把握。
朱子释本句“学”曰：
“学而”说此篇名也。取篇首两字为别，初无意义。但“学”之为义，则读此书者，不可以不先讲也。
夫“学”也者，以字义言之，则己之未知未能而晓夫知之能之之谓也。以事理言之，则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谓之“学”。虽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学”，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独专之，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
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其精纯尽在此书，而此篇所明又学之本，故学者不可以不尽心焉。[47]
然则，儒者之学，宗旨究竟何在？《大学》已经揭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即，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经由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学记》：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郑玄注：宪，法也，言发计虑当拟度于法式也。求，谓招来也。之言小也。动众，谓师役之事）。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注：就，谓躬下之。体，犹亲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注：所学者，圣人之道在方策）。[48]
“学”字对儒家给出了界定，肯定地说儒家是学。从否定的角度说，儒家不是宗教，孔子并非康有为所说之“教主”。孔子之首要贡献就在于创造了人们可平等参与的现代之“学”。不过，接下来的经文将表明，儒家之学亦非西式哲学。
而
学只是开端，学另有其目的。为此，由学尚需更进一步，这就是“而”字之义。“而”为转折之词，《康熙字典》引《韵会》：“因辞，因是之谓也。”其所举例句即为“学而时习之”。
孔子以文教弟子，欲教弟子以先王之道。其目的则在养成新式士君子，行道于天下。故孔子之学为伦理与政治之学，不实践，则无学。弟子从孔子学文，而后“习”之，化为可实践之“艺”，方为真学。故六经亦名六艺。“而”突出了这一点：“学”内在地指向“习”，“学”也唯有经过“习”才臻于完成。
时
集解：王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
朱子集注云：“既学而又时时习之。”总之，传统经学一般认为，“时”就是时时或者定时。
不过，“时”还可有另一解。“时”之义取决于下面的“习”之义。孔子之学乃在养成君子。弟子固须学“文”，然而，此“文”指向实践。唯有通过实践，君子之学才算成熟、完备。君子之德需要道德、伦理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有一部分对任何人都自然存在，不待外求，如孝、悌之德。然而，有一部分德，却只能见之于公共性君臣关系的实践中，比如忠、信。同时，君子亦须掌握治理之技艺，弟子在学六经之文后，可在治国实践中习得。也就是说，治国实践本为君子养成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通读《论语》可见，孔子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弟子参与公共的社会治理，比如“子张学干禄”。至关重要的是，弟子干禄之后，也依然与孔子、同门保持密切关系，并就政务问题请教孔子，而孔子也予以指导。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季氏》篇所记冉有、季路因季氏伐颛臾而就教于孔子之事。孔子在此特定环境中，向二人阐明治国之大道。这提醒我们，孔门之学似乎是终身性质的。孔子之家是弟子们的第二个家，弟子们随时可以回去，就实践之困扰请教孔子。
而公共治理之实践机会并非现成，并非每个弟子皆可得到，而是需要寻找的，“时”即与此相关。“时”者，时机也，机会也，得位之机会。《阳货》中就有这个意义上的“时”：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集解：孔曰：言孔子栖栖好从事，而数不遇。失时，不得为有知。
集注：失时，谓不及事几之会。
在孔子之前，君子之位是给定的，故君子没有得位之“时”的问题。也许，只有在革命时代例外，彼时需要作出选择。至孔子时代，德、位分离，孔子与其弟子有德却无位，故其德行、知识无从完整地见之于实践。阳货与孔子同为士，在当时环境中，对得位之“时”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故他敏锐地指出孔子人生之特征：“好从事而亟失时。”此语清楚说明孔子之理想主义在当时之困境。而“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最能拨动孔子之心弦，此中仍有“时”，过“时”则理想必将落空。阳货给孔子一个机会，这对孔子确实具有吸引力。也正是这种“时”的意识，让孔子两度准备参加士人组织的叛乱。
“时”带有偶然性，非我所能控制，故孔子、孟子称之为“命”。《论语》末章：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集解：孔曰：“命，谓穷达之分。”
集注：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避，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
本章与首章遥相呼应，而突出了知“命”对于君子之重要性。命的含义很丰富，内涵命运之义，就是穷通，也即得位之命运，这种命运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故君子须知命，不知命者，则必然“穷斯滥矣”。《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又《孟子·万章下》：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圣，就在于“时”。事实上，孔子对于自己之出、处，有非常深入的思考。《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又赞美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出、处的关键就是时，客观的时，及我对时之判断。
当然，这里的“时”在《周易》中得到最为深入、全面的讨论。而孔子晚而喜《易》，以至韦编三绝，《易》之卦、爻所揭示于君子者，无非出、处之“时”耳。故《论语》首章即拈出“时”字，可见其对君子之重要意义。
习
学而须习之，然而，“习”是什么？约有两种理解：
集解：王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
邢疏：云“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者，皇氏以为，凡学有三时：一，身中时。《学记》云：“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故《内则》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时。《王制》云：“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郑玄云：“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互言之者，皆以其术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郑玄云：“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时阳用事则学之以声，阴用事则学之以事，因时顺气，于功易也。”三，日中时。《学记》云：“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习也。言学者以此时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以为说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