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复仇记》与阳朔[1]
刘玉峰
一九五〇年国庆节，我从原义宁县五通区调到阳朔县福利区工作。因当时我是去接福利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陆庄垒同志的工作，陆调省委党校学习，还没走，所以我以征粮工作队队长的身份到福利。十月十六日，陆庄垒同志离职，我被正式任命福利区（阳朔县第二区）人民政府区长。当时，盘据在福利、龙尾瑶一带的土匪李瑞雄部活动猖獗，经常骚扰我征粮工作队，出没于将军山、青鸟山一带，伏击和武装围攻我征粮工作队。最近一次，活动到福利附近的下村。截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全区先后被土匪杀害的有村干部九人、村干部家属十六人、一般群众四十三人，共达六十八人之多。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正在县里参加剿匪动员大会，听说青鸟山村村长亲属金家被土匪杀害后，我含泪向县委要求立即回区去打土匪。当时，干部群众无不痛恨至极，与土匪誓不两立。所以，大会一结束，全区就展开了群众性大围剿运动。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指导下，一九五〇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分别在福利圩牛行口和青鸟山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名匪首。
从此，我们取得了剿匪的主动权，土匪迅速土崩瓦解。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止已处决匪首×××人，捕捉土匪×××人，股匪基本消灭。但二月十日左右，突然发现匪首林俊美在区政府附近的狮龙山上，当即动员上千民兵、部队一个连和公安队包围搜山。林匪打伤两名公安战士（一人致死）后，于夜里逃跑。后又于七月十五日左右，在社门山再次发现林匪，打伤致死李家村一位民兵后，他又逃跑。因此，七月二十日，我作了周密布署並向县委保证十日内捉到林俊美。以致七月二十四日晨在茨姑山再次发现林俊美后，我就带领区干部、区中队和附近的民民，进行搜山，在一个山洞中与林匪开枪对射，我被打中两枪，才得消灭全区的最后一个匪首。
我负伤后，在桂林住了一百一十天医院，回到阳朔后，住在县人民政府靠漓江边的一座房子里，长期不能工作。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因久病卧床不起，回忆这段历史，感慨万端，随即在拾得的一个地主的四大本账本上，用二十个昼夜写下了瘙爯山村复仇记瘙爲初稿十几万字。
小说初稿，得到当时的华南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但后来因一些政治运动，几经周折，直到一九五四年，我调到临桂会仙中学工作后，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大力支持下，才得进行对小说的修改。一九六〇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后因纸张紧张，又转回广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分上、下册出版。打倒“四人帮”后，又于一九八〇年修订再版，一九八五年又重印一次，其中上册印过两次。
小说出版后，常有熟人问及：瘙爯山村复仇记瘙爲是否写的阳朔剿匪？其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也有人猜测：小说中的某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人。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小说，毫无疑问，是经过文艺加工，概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和事，也虚构了某些情节，它与历史不能等同看待；这应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我上述的阳朔福利区剿匪那一段生活经历，我是不能写出这本小说的，也就是说小说的素材，基本上取之于阳朔，而且初稿是在阳朔完成的。因此，瘙爯山村复仇记瘙爲是在阳朔劳动人民的抚育下产生的，是生长在阳朔秀丽河山的沃土中的一朵小花。
在阳朔福利区剿匪时，除部队的同志外，我们区的脱产干部只有十五人。我负伤那年，才二十二岁。三十六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深感个人当时十分幼稚；相反，在区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于革命，忠于党，依靠群众，团结友爱的好同志。在瘙爯山村复仇记瘙爲中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他（她）们的影子。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总有一种甜蜜恋情和对同志的怀念与感激。我永远忘不了阳朔和阳朔人民，也永远铭记着我们那些情同手足的同志们，战友们；更永远为自己当时的幼稚而感到欠着人民和同志们的债，负疚之心，永难泯灭。就此机会，谨志所怀。
1987年7月28日于桂林桃花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