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睿智渊博的异域客，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中国也成了他的最终归宿。
端州崇禧塔旁有一块碑，上书“仙花寺遗址”。碑很朴素，风雨侵蚀之下显得有些斑驳。近年来，这么一块不起眼的石碑却引来无数的游人，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为的是凭吊一位曾在此地生活六年的深目高鼻的异域客，他的名字叫利玛窦（Matteo Ricci）。仙花寺就是利玛窦在端州城建立的天主教堂，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团体，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耶稣会规定，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不少于十四年的系统训练——不仅学习神学，还要选学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因此，耶稣会士自称为“知识阶层”。利玛窦作为耶稣会的优秀成员，他的博学使他能够开创一种独特的“知识传教”模式。
利玛窦加入耶稣会后，对前辈沙勿略在远东传教的英雄般的事迹十分敬佩，进而产生向往之情，梦想有一天也能像沙勿略一样，远涉重洋，布教于神秘的东方世界。1577年，利玛窦得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他被获准赴远东传教。第二年，他从里斯本出发，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乘船前往印度。在印度和交趾传教四年之后，利玛窦跟随另两名传教士范礼安、罗明坚，从印度前往澳门，并计划由澳门前往中国内地传教。
利玛窦比沙勿略要幸运得多，当年沙勿略辗转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策划到中国传教，遗憾的是，他患上传染病，病死在上川岛上。而利玛窦一年之后就实现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夙愿。
两广总督陈瑞是第一个打破不准夷人长时间居留内地这一定例的官员。1583年初，或是出于对罗明坚中文水平的欣赏（前几次传教士都是因为中文不行而没有留在广州），或是因为一块当时罕见的西洋钟表，陈瑞批准了罗明坚居留肇庆的申请。此外，还同意利玛窦神父前来与他们一同居住。然而，不到三个月，陈瑞因贿赂和贪污罪名被弹劾，由于担心寓居肇庆的外国人会给他带来麻烦，他只好请传教士们离开。陈瑞允许传教士到广州去，他颁给西洋教士一份公文，指示广州海道批给他们一处住宅和一块修建教堂的地皮。几经周折之后，这份原任总督的文件引起了新任总督郭应聘的注意。郭应聘对西洋人充满警惕和防范，不过顾及这是上任总督留下的文件和其他一些原因，他最终同意传教士留在肇庆，并且由肇庆知府负责处理相关事务。1583年9月，罗明坚等传教士会见肇庆知府王泮。王泮询问了他们的身份和意图。罗明坚称他们是宗教人士，因慕名中华，不远万里而来，希望能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和一座教堂。中华一向禁止夷人居留内地，但对慕名而来接受向化的外国人却另有对待。传教士正是利用这一点，为他们居留中国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诸如王泮之类对西洋教士友好的官员也以此为由准许他们居留。
利玛窦等人与王泮第一次接触，就非常佩服王泮的才华，王泮也对利玛窦们的博学和风度十分欣赏，并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保护。利玛窦向王泮说明来意：“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请求在肇庆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便在那里度过余生”。王泮请示两广总督郭应聘后，批准了其请求，准予在崇禧塔左侧修建住所兼教堂。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建筑的落成，王泮题写了“仙花寺”、“西来净土”两块匾额送给利玛窦。利玛窦按中国的方式，将这两块匾额分别高悬于大门和大厅之上。后来，这座建筑就被称为仙花寺。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别称，寺是中国佛教徒聚集的场所。显然，王泮想当然地以为利玛窦们是从西方来的僧侣，其住所当然就是寺庙了。然而，利玛窦们并非佛教徒，而是天主教徒，听起来像寺庙的仙花寺也并非寺庙，而是教堂，而且是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堂。不过，为方便传教，利玛窦同意将天主教堂称作“仙花寺”。
传教士千方百计进入并留居中国，无疑是想向中国人传播“福音”。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赋予自己某种身份，以便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一个适当的位置。而比附已在中国流行的某种宗教，是尽快得到中国人认可的一条捷径。当时中国流行两大宗教，道教起源于本土，道士也都是中国人，传教士难以比附。而佛教是从天竺传入的，历史上不断有包括天竺在内的外国僧人来华，中国人很容易接纳他们。所以，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初到中国，身着僧服，自称为僧，穿僧服，刮须剪发，他们以为中国社会里的本土教士为佛教和尚，为了顺应人情，便装作和尚。
传教士的这种自我身份定位，确实有助于他们获得入居内地的机会。当罗明坚提出到内地传教的要求时，两广总督陈瑞“以为西士弃俗修道，绝色不婚，是与沙门释子无异，命居肇庆府东天宁寺中”。在肇庆定居下来后，传教士曾试图让中国官员明白，他们与佛教僧侣是有区别的，但中国官员对此不很理解。当传教士请求修建一处住所和小教堂时，肇庆知府王泮自然而然地认为他们是要建立一座寺庙，这在中国是极平常的事情，所以爽快地予以批准。传教士对王泮解释说，自己不是偶像崇拜者，敬奉的神明只有天主，这使王泮感到迷惑不解，他对随员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先建造一寺庙，然后，他们愿意放什么神，就放什么神。”无论当地官员还是百姓，都把这些剪发秃首的西方人当作僧侣看待，称之为“西僧”或“番僧”。
传教士以西僧的身份，获得在中国内地居住和传教的机会。但这种身份定位，也给他们开展宗教活动造成一定障碍。因为天主教的仪式与教义，与佛教有着重大差别，如果他们不加掩饰地开展宗教活动，很容易让当地人发现他们的怪异之处。为了避免“一个新的宗教在中华民族中引起嫌疑”，他们遂采取迂回的策略，在公开的场合里，从来不谈宗教。当然他们也未忘记自己的宗教使命，在大厅中前方设一祭台，祭台上方，悬挂圣母抱耶稣画像，试图借此引发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兴趣。果然有很多人前来参观，“有官员，有学者，有百姓，也有崇拜偶像的人，无论什么人，进得厅来，都向圣母像致礼，先鞠躬，后叩头。都是毕恭毕敬，充满着宗教情绪”。但这种宗教情绪，未必是源于天主教的，绘制得栩栩如生的圣母像，当然会对中国人产生吸引力，但在他们心目中，圣母无非是与妈祖、观音类似的女神之一。
利玛窦在肇庆居住的六年间，发展了80多名信徒。从传教而言，成就并不算大。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利玛窦为达到立足传教的目的，他不断向肇庆人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展示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西洋新鲜器物，以此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获得结交中国人的机会，为他论证基督教教义、引人入教创造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的仙花寺俨然成了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的阵地，而肇庆则因此成为中国内地首先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和文明的地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享有众多的“中国第一”：
建立了第一座欧式天主教堂——仙花寺。这所中西结合、由青砖白灰构筑、上下两层的优美建筑于1585年落成。与当地其他所有建筑不同的是，它的屋顶上树起了用木条做成的十字架。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仙花寺建筑结构新颖，颇为美观。中国人一看就感到惬意。圣堂大厅上挂有圣母玛丽抱着小耶稣的大幅彩绘油画像，大厅陈列着自鸣钟、铜制地球仪、浑天仪、太阳钟及棱镜片等西洋的器物，还有《圣经》等各类书籍。
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16世纪西方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尚没有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利玛窦在罗马学习时曾专修过地理学，乘船东来时带着西方地图，沿途凭观感对地图进行了校改。来到肇庆后，利玛窦参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还直接对经纬度进行过测量，进而绘制出他进入中国大陆后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万国全图》。地图上有东西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等，并注明经纬度，展现了中国国内及毗邻国家所有主要山脉的走向及高度，标示出中国的真实形态和天文位置。在仙花寺首层落成之日，利玛窦将这幅地图挂在圣堂的墙壁上，随即引起轰动。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的中国人，无不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几千年来的“夷夏之分”使中国人自认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国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蛮荒之地，中国历来地处世界的中心。现在这幅地图上，在中国之外竟然还有那么多的文明国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竟不处在中心地位，与整个世界相比，泱泱大国的中国竟如此之渺小！知府王泮是个博学之人，但看到这幅地图时也是惊叹不已，大惑不解：“地图上怎么会有这些纵横交错的网呢？”利玛窦向他解释说：“这些纵横交织的网线是西方绘图学上的经纬度。”一个月后，利玛窦画出了一张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王泮仍对地图将堂堂中华帝国置于一隅表示不满。利玛窦知道自己要在中国传教，就要尊重和理解中华主流文化，迎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于是，为了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他重新绘制了一幅地图，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位置，以满足当时中国人“华夏中心”的想法。这幅地图易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山海舆地全图》受到王泮及一些开明士大夫的极力推崇。王泮亲自督促雕版刊印，但“不愿卖给任何人，而只把它当作贵重礼物，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达官贵人”。一时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文人的热门话题。《山海舆地全图》提出了“地圆”之说，无疑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对中国“天圆地方”的传统观点是一次有力挑战，也激起了中国学者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热情。利玛窦开创了西方地图学和地理学传入中国的先河，使中国的地图学从此步入科学的轨道。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地图学和地理学都是在肇庆起步的。
利玛窦来肇庆时，随船带来了一批欧洲出版的书籍。仙花寺落成时，利玛窦特意将一个大房间辟为图书室，将这批西文书籍（主要是各种版本的圣经及宣传天主教义的书本，还有其他人文、科技方面的书籍）陈列在里面，以开放的形式，任由人们参观阅览。书本精致的印刷技术、精美的装帧艺术令人眼界大开。这些印着西洋文字的书本，纸质柔韧光亮，“受墨不渗，着水不濡”，每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印有文字，既节省材料又好看实惠。人们形容这些纸是“色白如茧，薄而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尽管人们看不懂西洋文字，但书中所绘画出来的西方国家的城市、宫殿、高楼、教堂等异国风情如在目前。利玛窦会趁机指着书本所印图文，绘声绘色地向人们讲述对应的真情实景。“在仙花寺里的图书室里可以阅览到许多从未见过的书”，这消息不胫而走，各级官员和文化人听说之后，纷纷来到图书室。尽管中国到清朝末年才出现“图书馆”这个名词，但仙花寺里的图书室早在明代就有了。后来，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
利玛窦在仙花寺里安装了一个从西方带来的自鸣钟。人们见了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大钟不需人用手敲击，怎么竟会在相应的时刻自己发出声音来？王泮对这个新鲜玩意儿也大惑不解：我们中国人计时的方法，有沙漏，有漏壶。你们这个自鸣钟是怎么计时的？利玛窦曾将中国与西洋的计时方法作过认真对比，答道：“你们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我们西方所说的两个小时。也就是我这个钟要走完两个大圈。”王泮对这个新式的计时器很感兴趣，想自己也能拥有一个。当知道利玛窦要回澳门述职时，王泮专门拜访利玛窦，托他在澳门代购一座可装在木匣子内的自鸣钟。利玛窦答应了王泮的请托。但当利玛窦回到澳门时，发现因经济萧条，葡商对教会的资金支持急剧减少，他竟无力在澳门买回价钱昂贵的自鸣钟。为了不使知府王泮失望，在窘境之下，他找到了一个替代办法：自己动手制造一台自鸣钟。这样花费仅约为购买的十分之一。原来，利玛窦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机械师，又谙熟制造钟表的原理。于是，利玛窦决定自制一台自鸣钟。他在澳门购买了制造钟表所需的齿轮、发条、链条及其他主要零件，并物色到一名印度制钟工匠和两名中国五金工人，然后一起随船带回肇庆。回到肇庆后，他们就在仙花寺里日夜加班加点，开始研制自鸣钟。几经失败，中国内陆第一台机械自鸣钟终于在仙花寺里制作成功。当王泮看到这台属于自己的自鸣钟时，欣喜若狂，将之视为珍宝，成为他向亲友及同僚炫耀的又一件宝物。利玛窦也通过这番研制，完全掌握了制作机械钟表的技术和工艺。后来，他在北京成了朝廷御用的钟表修理师，并主要凭这一身份，得以长期留居北京。
利玛窦和罗明坚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体会到，如果有一部中西文辞典，学习起来会更加方便。于是，他们两人合作，在1583年至1588年间，编纂了《平常问答词义》，即后来通常说的《葡汉辞典》。他们无意间又在肇庆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有学者认为：“《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的鼻祖。”这部辞典使用了许多明朝后期社会通用的语汇，是研究晚明语言学的宝贵材料。《葡汉辞典》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葡汉辞典》在肇庆问世，打造了一把开启中西文化交流之门的钥匙。
明万历十七年（1589），与利玛窦关系良好的知府王泮因升官离开了肇庆，而新到任的两广总督刘继文对利玛窦没有好感，却对利玛窦居住的建筑风格独特的仙花寺一见钟情，想将之据为己有。于是，他对利玛窦下逐客令，利玛窦虽据理力争，也难以继续留居肇庆。
总督府的官员通知利玛窦，他们要用六十块大洋买下仙花寺，这简直是抢夺，当年利玛窦是花了六百多大洋才建成精美的仙花寺。此时，利玛窦还心存侥幸，想以后还有机会重返肇庆，所以他没有收那笔钱。当他把一大串钥匙交给官员时，利玛窦要求签署一份文件，证明他没有收钱，并要来接管的官员保证不把教堂作为亵渎神灵和无聊之用。对于教堂里面一些珍贵的东西，利玛窦也作了妥善处理，有的送给信徒，有的暂时寄放在信徒家里。利玛窦还特别提到，信徒们要取一尊救世主基督的像放在一个新入教的人家里，他们将在那里聚会，进行圣日的礼拜。
当利玛窦做完这一切，他乘船沿西江顺流东下，离开肇庆，经三水，入北江，逆流而上，抵达韶州。这一去，利玛窦经南昌、南京，直到北京，最后死在天子脚下。利玛窦再也没有重返肇庆。
人去楼空。仙花寺失去天主的荣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赵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