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贵州黔南农村留守孩子之前，中国户籍政策的改革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去黔南，去看留守孩子，不是因为记者的职业，也不是单位的工作。我刚刚被查出来双眼白内障和双眼神经性病变。这突然的打击让我感觉自己将要失明，将要从光明世界一下子走进黑暗。
在生眼病的时间里，我总是照着镜子滴眼药水。我滴眼药水不用翻动眼帘，直接将眼药水滴进瞳孔，然后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然后起床，在镜子里一缕缕地用一把坚硬的木齿梳子一边边梳理我的头发。这样可以让眼睛能快速的看见眼前的事物。不管是否是真的，求病的人都在求心理的安慰，我也是。
在木齿一缕缕地穿行在头发的根部时，眼病之前的黑发几乎是一夜间慢慢弥漫了我的黑发丛林。
是一夜间，时间那么快，让我猝不及防。
甚至连心理的准备期都没有，就像医生告诉我，双眼白内障，双眼神经性病变。
白发在每一缕黑发间扎根生长，我试着把长长的头发梳成马尾松，像小时候的样子，再看，镜子里是一位年老的女人，那把马尾松没有让镜子里的女人变成小时候的模样，也没有让已经40不惑的女人年轻10岁。
镜子里铺满了白发，施华蔻的染发剂也不能将它完全变黑。
老，这个词，比拳击手的分量更重地打在我的眼睛里。
曾在10年后，20年后要做的计划，就在一夜间提前了20年。
赶快装修新疆的房子留给家人，赶快去贵州的贫困大山看那里的孩子。
一切都在眼睛还能看见光明的时候能够赶在最前面。
我感谢这次及早检查出的眼病，因为眼病，我第一次走进了贵州黔南，在这片美丽的贫困里，我用一双病眼见证了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老人，老师的生存状态，也用一双病眼读懂了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没有使用任何教育专家对农民和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所使用的他们意义上的语言词汇，也没有偏执地去想当然地去评说、去发问。我用我的脚步去深入最远的贫困山区，用脚步丈量着人类给予弱小世界的关注，也用我的脚步去最远的大海去体会丢下孩子在外面打工的父母内心最真的情感。
作为曾经的农民后代，支援新疆建设的边二代，我为自己坚守的25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做最后的一次远行记录。
在我之后还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里，走进这里。但对我而言，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似乎我离开这个活着的世界很快了，生命很快消亡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我对生病后人性在选择真假、对错、善恶、光明和黑暗所做出的正确回答。知道死而且明白死的时候，人性是善良的，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初生，人之初，性本善。更何况，我生性善良来自父母，他们18岁选择从江苏鱼米之乡听从祖国号召支援新疆建设，献了生命、献青春、献了热血、献子孙。
一部支边的历史，让我年轻的父母，把南方基因的孩子放在了新疆东部最边缘的农村。
从我们降生的那刻起，我们跟农村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从包产到户到在自留地上种粮食土豆，从布票粮票到油票肉票，从升学、工作简历上填写父母一栏的农民、粮农、到家庭妇女。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天堑，我从7岁（父亲给邻居家帮忙死去）开始，便在内心里体验着这个天堑的跨越艰难，它比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更难。它难在：你无力所为，你撬不动它，搬不动它，绕不开它。这个天堑挡在你的前面，让你成为沟壑、黑暗、最低层的下里巴人。
从小，生在农村的孩子，人生唯一到城市的通道就是考学，只有考学上学才是改变户籍身份的最有效途径。
这个考学的过程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父亲早世，因为母亲在建设新疆劳动中的身体病变，我放弃了从农村人走向城市人需要考学的唯一通道。
我的7岁和哥哥的9岁，我们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肩负着照顾多病的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弟弟的重担。我们像农村里所有的农民一样，打柴、拾牛粪、挖猪草、割麦、打场。虽然是孩子，我们跟农村的所有成年人一样，赶着毛驴车给生产队运送冬天的肥料，夏天的青草。
哥哥放弃了高考，去城市打工。
我放弃了高考，经历让我18岁就成为新疆年轻的诗人、作家。我靠一支笔改变了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
80年代是一个既是参加高考也难被录取的年代。我尖子班的同班同学，学习非常好，连中考都名落孙山。有的需要复读2年、3年才能考上。农村孩子能考上师范在8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周边的农民家的孩子，90%没有被高考录取。我的初中同班同学80%还生活在农村，一些虽然进了城，仅仅在城市的边缘被城里人雇佣着做短工。
90年代，高考条件放宽，成人五大类学校专门招农村的学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再次在这条走向城市的天堑路上付出所有。
我身边的农民为了孩子考学上学走进城市，把春天的耕牛卖了，把犁地的小四轮卖了，把春天播种的麦种卖了，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我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在新疆首府的城市做记者，我仍然会心痛着去仔细地倾听这些来自农村的信息，听农民的故事，去农村写他们的现状。
这些农村的故事在我的昨天一直醒着，甚至在城里的梦里，人却在农村的田里。
身份的改变不等于记忆的改变，不等于心灵深处那些未结疤的伤口愈合。
从农村到城市，从新疆到深圳。
我周围始终有农民进城的人影有意无意地在我生活中出现，我看见他们，就像我的影子，像我曾经的过去，像我生命中的合体。我会微笑着对她们点点头，并且意味深长地多看几眼。
2000年，妹妹、妹夫来到深圳，2岁多的儿子成了在新疆石河子的留守儿童。那时，人们还没有把留给爷爷奶奶的城里孩子叫留守儿童。妹妹在城市，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看，谁都不会认为他缺少了亲情、缺少了关爱。
这是我最早最近距离的跟留守这个词接近，我接近着我的外甥，我接近着他每次给妈妈打电话里的声音：妈妈，赶快把我接到深圳，我要吃深圳的月饼。月饼是妈妈在电话里无数次说给儿子的深圳好吃的食品，所以外甥记住了，他幼小的年纪里记住月饼的吸引力比记住想念妈妈爸爸还重要。
这是2岁多孩子在被留守中的记忆。
2002年，4岁半的外甥被妹妹接到深圳，成了深圳流动着的外地孩子。他在经历被留守和流动两种身份后，他跟其他深圳户口的孩子在同一所小学或者初中上学，他的学费要比本地生高。他中考的考试分数要比本地生高100分才能被重点高中录取，他要比本地生付出更多，才能享受本地生在学校的待遇。而他也是一个有着城市户口的城里人，他的户籍在广东惠州。一城之隔，他的中考成绩因为不是深圳本地户籍，就要多100分才能上重点高中。
外甥问我：姨妈，你是记者，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多考100分？
我无语，无语里是长久的悲痛。
这是一个有着城市户籍城里孩子的命运。
那么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孩子、农村的留守孩子、农村到城市跟着父母打工流动着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
在深圳，户籍之间的距离已经比全国其他城市更人性化。在这人性化的深圳，中考的城市户籍的孩子因为户口不在深圳都需要多考100分才能上重点高中。
那些农村的孩子将怎么跟着打工的父母流动到城里？
流动到城里的农村孩子只能在郊区的民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他们的身份一进城市就变成低等公民，就变成被流动着的农村孩子。
流和动是两个动词，两个动词传递着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心路历程。针针见血，一幕幕让有良心的中国公民悲情。
因为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上学、考学，因为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在高房价的沿海城市无法给孩子提供稳定的居所。中国农村的孩子，贫困山区的孩子不得不逼迫留守在农村，成为今天我们的社会学家、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弱势群体。
当他们以留守的名义逼迫留守在农村、留守在遥远的大山的时候；当他们以弱势群体的名义滞留在农村，被城市抛弃的时候。他们就是社会学家说的，“被这个时代抛弃的一代人”。如果他们长大，这一段心路历程需要多久多少抚慰才能填满填平？他们缺失的陪伴里，是一生的童年，是一代人的童年。
今年17岁的外甥告诉我，姨妈，我以后要在结婚前赚很多钱，等我有了孩子，我不需要工作，我要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我意外地看着外甥的表情，这个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的孩子，想象力作文写得非常好的孩子，他的表情是那种期待的温和的样子，似乎将来的陪伴很快到来。我知道他说的陪伴意味着什么，缺失着什么。
2014年的7月，当我在黔南的平浪镇看到那么多的被留守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孩子时，我的灵魂被彻底震惊了。
平浪仅仅是黔南的一个镇，留守在中学和小学的学生是百分之七十。三都水族自治州的山区留守孩子更多，每个乡村的小学留守孩子达到90%。
三都县的高硐小学，留守的孩子寄宿在学校，白天的教室即使课堂又是饭堂。晚上，所有的课桌拼在一起，教室又成了宿舍。6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狭小的教室，教室在晚上又成了新的代名词——宿舍。这样的宿舍没有床，没有热水洗澡。学校的食堂破破烂烂，甚至连坐下来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这一幕，我是在中国教育改革30年后的2014年的7月看到的真实情景。
学校的学生已经放假，而我站在高硐小学的教室里，却能看见那些空空的课桌上躺在黑夜里的孩子们。他们的双眼在教室的屋顶，他们的脸在屋顶的中央，而他们的生活却在远离城市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
在三都的有些学校，留守的孩子，在公路边上去偷抢，被派出所拘留后再送回学校。有的反反复复，偷了、抢了、拘留了、再送回。
墨冲的一些学校，留守学生被社会上的吸毒人员带坏，开始吸毒。
2013年，在黔南的一些学校住宿的学生才刚刚能洗到热水澡。这在城市人看来最简单的生活需求，在贵州黔南的留守孩子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才能享受到洗个热水澡的愿望。
我在黔南走向大山的路上一直沉默，我无力张开我的嘴巴，无力发出我的声音。我无力拿起笔在纸上写下那些沉重的汉字符号，也无力睁大我有病的双眼，去帮孩子们求助些什么。
我在贵州黔南都匀，我在平浪，我在三都，在高硐，在水族自治州，我眼前的山区农村没有一家工厂企业，没有大的超市，没有像城市一样热闹的工业区。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民如果死守在当地，靠微薄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地生活，那么贫困的符号，就是他们终生的代名词。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也将终生背负着贫困，老死在山里。
中国山区的农民为了改变贫困，将他们赤脚上田的脚一步步流着血踩进了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也把血和泪留给了山区里陪伴孩子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坚硬的钢筋刺穿了他们的灵魂、刺穿了他们委屈生存在城市的心脏。
但是他们为了甩掉贫穷，仍然继续艰难地挣扎在城市人无视的眼睛里。
他们把孩子逼迫留守在山区、留守在农村。
他们把孩子逼迫流动到城市，流动到城市郊区几平米的出租屋里。
活着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是生？是死？是希望看到孩子的未来？他们从不知道。
这样的辛苦带给孩子的没有陪伴的未来又是什么？他们从不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深刻地去思考。
他们内心所承受的疼痛和无声的眼泪谁能读懂？
我的白内障眼睛、神经性病变的眼睛流不出眼泪，我已视线模糊，身心疲惫。
就在我要写《中国留守报告》这本书时，中国户籍改革的大门刚刚张开一丝缝隙，那一丝微弱的光亮能把理想和现实最早的照进山区里6000多万的留守孩子的心里吗？能把这丝微弱的光亮也能照进踩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劳苦的农民工和3000多万仍然在城市的边缘流动求学的农村孩子吗？
我愿意自己失明，把这光亮留给孩子们。
我愿意孩子们重新朗读着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写的《中国少年说》：中国的未来在少年，少年是中国的希望。
我愿意这一代逼迫留守在农村的孩子和逼迫流动在城市的农村孩子，他们应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