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X女士要专程来京为父亲的事奔走，我把消息告诉了S先生。其实，S并不希望对方见到他，双方不摸底，又牵涉到钱的事，他不愿露出真面目。他对我说，有什么事，办到哪一步，找我沟通，让我继续做中间人的角色。此时，假如我心思活一点儿，把双方的价码调整一下，中间就可以捞一笔，还显得我的地位很重要。
然而，等日本留学生一到京，我却迫不及待地做工作，要求双方见面，以便从其中的经济干系中脱出身来。我说服了S先生，安排了今晚的这顿饭，让双方当事人走到了一起。
其实，一旦双方见了面，彼此放了心，他们都为省去了我这个中间环节而感到满意，我立刻变成多余的了。
今晚的晚宴，就是一个他们彼此熟悉、我逐渐被冷落的过程。当晚宴结束时，我骑自行车回家，S先生打的送X女士回饭店，还说要找个司机陪她在北京转转。当他们两人双双走向马路对面时，我的心里酸酸的，就像从一场热闹的大戏中突然被换下场的演员。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慢慢地品味着这种感觉。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促成的，按照我的性格逻辑，我只能这么做，我总是有意无意在向双方证实，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好人。当我听到X女士说她父亲的悲惨遭遇时，我更觉得我放弃向她索要报酬的念头是对的；当看到S先生大手大脚花人家的钱财，并狮子大开口要钱时，我内心亦有一种不屑；当X女士背地里跟我说S先生心太黑，可她无可奈何，只能依他时，我亦有一种大丈夫的豪气，觉得为人帮忙就应该分文不取，以友情第一，人情第一，让她感到世上还有好人。
然而，X女士尽管骂S心黑，饭桌上却极尽欢颜，向他说好话，跟他套近乎。前一晚，我曾看她为父亲的事伤心落泪；今晚，我看她在S面前讲述日本的种种情形，讲得那么认真动情，笑得那么甜。我知道，她需要他的帮助；而我，尽管她对我说了些感激的话，但我在她心目中的分量其实已经很轻……
于是，我只可能做一个直来直去的“好人”，我体会不到被人吹捧、被人求助时的人格膨胀，只能体会被冷落的悲哀。
S先生则利用这次晚宴，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量”。他找了一家有关系的酒店，酒店经理毕恭毕敬地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拿过菜谱点菜，服务员小姐说：“没有荷兰豆”，他一脸不高兴，说：“把你们经理叫来！”显示出大老板的派头；餐桌上飞来一只苍蝇，更令他怒不可遏，一直骂这间酒店服务质量太差！席间他的BP机响了，出去打了20分钟电话，回来说是法院打来的。最后结账时，他直接找经理，说给打了八折，X女士付账时还是花了七百多元……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他在X女士心目中的分量。
餐桌上，X女士介绍日本社会情形说，在日本，女人操持家务，男人在外打拼，所以男人整日不着家，家务事一点儿不管。假如男人下了班就回家，家里的女人都瞧不起他，因为这证明自己的男人没有社交活动，社会关系少。成功的男人总是疲于应酬，忙得不可开交，深夜不归。有些无能的男人即使下了班没事，也不会急于回家，而是下酒馆，喝个酩酊大醉，把白天的劳苦和委屈借着酒劲发泄出去，同时也躲开了老婆的白眼。
X女士说这些话时，我感到自己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社交少、能量小、关系贫乏的男人。所以，在单位里下了班，下盘棋，打打扑克，就回家守着老婆，还担负着督促儿子学钢琴的任务。我没那么多的应酬，没那么广的交际，没那么多八小时以外的社会事务。日本男人还可以躲进小酒馆，像我这样的中国男人，连小酒馆也没有，即使有也不敢进。于是，这种城市小职员式的生活，与小农经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细查查，这种城市小职员，多半也都是苦熬出头的农民的儿子。
记不得哪位高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出身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
接着说我跟S先生之间的事：在单位里，本来S的位置是我的。当年，我在这个新闻单位里是负责政法报道的，也接触了一些部门的实权人物，给他们写过稿子。按说借此机会拉拉关系、联络感情，进而让他们帮忙办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障碍。然而我不能，也不会。我与这些部门的头头只是工作关系，“君子之交”，我从没想过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为他人谋取也许并非不正当的利益。因为这个社会存在许多冤案，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循正常的途径往往无法解决，只能靠熟人、走关系，甚至搭上金钱和贿赂，才能解决本应解决的冤案。尽管手段并不光彩，但目的也许没有错。客观上办成了事，即使开价要钱，也比只是同情、啥忙也帮不上要强很多。话是这么说，可我几年下来成绩平平，根基浅薄。
由于我所在新闻单位的重要性，当成立全国法制新闻记者协会时，我顶领了一个“理事”头衔。这个头衔在一些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招牌，而我却从没把它当回事，多年来没参加过一次“理事会议”。后来，S先生接替我跑政法。他有他的优势，除了法学硕士的学历，还有一张经考试获取的律师证书。他把以前发表过的重要文章、采访法律界名人的专访复印成册，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向他的当事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能量；而我却把采访法院院长的文章锁进抽屉。
一次，S先生找到我，说法制新闻记协正搞理事改选，能否将那个“理事”让位给他？我二话没说，帮他填了个表。于是，他取代我成了新的“理事”，逐渐发挥出他在那个位子上的优势，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范围”。就像在日本留学生案子中的过程一样，我一步步退出，他则一步步取代了我。当做这一切的时候，有时是我主动相让，有时是我浑然不觉。由此进一步引申，我看到了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漠然和无知。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两年前，由首都某报社组织了一帮在京各大媒体的记者到深圳“走穴”。其间记者们参观了企业，参加了一系列被事先安排好的活动。作为参加者，我觉得组织者为我们提供了差旅费全包的待遇，很知足；但令我吃惊的是，同去的几位同行不仅不领情，还总是抱怨，嫌招待得不够好，还说组织者带我们跑了这么多企业，不知拿了人家多少好处，因为能把首都新闻单位拉去参加活动，一般都是要付钱的，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某权威报纸的高级记者，给人家做了打鬼的“钟馗”，其实是被人家当成了工具。于是，有人提出财务公开，组织者立即慌了神，招待规格明显提高，最后每人还发了点“劳务费”。我为收下那点儿钱心里不安了好几天。
正因为这样的差距，在记者这个岗位，我最多是个写匠，成不了活动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与他人的利益碰撞和利益纠葛，而其实，正是在这种碰撞和纠葛的过程中，才显示了一个人的能力和“能量”。
再说一件事：去年秋天，我的堂姐上班路上因车祸去世，家人让我回去帮助办理与肇事者一方的交涉及其他善后事宜。我回去以后，只做了些琐碎的杂事，关键性的忙却帮不上。人家让我来，是希望帮助解决索要赔款、亲属就业之类的大事，而我却只做了些打下手的小事，自降了身份。其实我只是个书生，没有那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当然最主要的是没有关系。我的伯父、伯母因身边无人，想要求堂姐的厂方将我在外地的堂哥调入，或将现有住房换得离市区近一些。遗憾的是，我除了帮助写了份申请书以外，只能以上诉者的身份与对方主管副厂长交谈，结果，这两个要求全部搁浅。虽然我在京城做了十年记者，但还是没有能量办成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愧对堂姐和伯父。
细想想，以我的出身、以往所受的教育，便不难发现：年轻时我是一个幻想家，到后来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写匠，我不是实干家，我从来没有学会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我身上充满了小农气和书生气。假如我能够混得好一些，也是靠我的一技之长，做一份安分守己的工作。我只会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生活，不能在改变常规、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应付自如。假如社会因灾难或动乱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碰撞，那我一定傻眼。在心理上，我总是与别人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在人堆里与别人摸爬滚打。
有一天看电视，电视剧里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人说：“做人要高尚、正直；但有时也需要卑鄙、下贱——这是我的哲学。”这句话很值得深思，问题是，能做到高尚、正直不容易，能做到卑鄙、下贱同样不容易，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才能。有人卑下得很有水平，而有的人只能做个正直的好人，无论如何也卑下不起来。
（1992年8月）
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
青年时代的我，崇尚艺术，痴迷于绘画，鄙薄金钱和享受，方志敏烈士在狱中的自白书《清贫》曾令我热泪盈眶。上大学以后，我开始向往文学，大量的文学阅读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也更强化了“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观念。我曾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感染人、鼓舞人，幻想着写出一部传世之作，为此我不惜甘于寂寞，甘守清贫。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鄙薄物欲、轻视金钱、追求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境界，一种操守，并常常为自己不为金钱物质所动而感到欣慰。
然而如今，在一次次现实的冲击面前，我越来越觉得难以守住。我发觉我已经耐不住寂寞，伏案写作了。
有时感到不值得，每天忙忙碌碌，写了些不痛不痒的狗屁文章，实际上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再看那些大型文学刊物登载的作品（以往是多么盼望能在那上面发表一篇作品啊），无非是些琐屑的人物，一堆琐屑的事情，表面写玄乎乎，内里没啥东西。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某些人苦心经营多年的作品，发表了也像扔在井里，半天听不见响儿。唯独金钱，唯独赚钱的消息，就像瘟疫的传播那么快，那么触动人心。如果说轰动效应，金钱就最具威力。
大学时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描述金钱的魔力能使人失去理智，无视亲情，变成禽兽。当时颇不以为然，因为当时的中国，金钱还像被封在小瓶子里的魔鬼，无从打捞上来并打开盖子。如今，我才深深感到金钱的伟力无边。金钱不止给人带来物质享受，还能给人带来尊严，带来权力，带来他想要的许多东西。
有时心情不好，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是个传统型的人，对于金钱以及一切个人利益缺乏维护的能力。有时我觉得我的个人利益就像清朝末年的中国，任八国联军侵略、宰割，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每个人因性格、志向、经历的不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产生不同的命运，见异思迁、妄自菲薄都是不足取的。只有始终如一、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个人的特长，同时利用所处的环境优势，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我曾动过各种念头，都渐渐作罢，原因即在此。看着人家个体户赚了大钱，自己也想赚，但真正去干未必就行。意识到这是一个产生百万富翁的时代，也想捷足先登；朋友到俄罗斯经商，也想参与一下，但最终都只是停留在念头上：那是别人的命运，不是我的。有人从小会唱，一直唱下去，成为歌唱家；有人从小练书法，长大成了书法家。他们在所从事的行业最不值钱的时候，在坐冷板凳的时候，一直不改初衷，才最终获得成功。如果半路去干别的，花很大力气也未必比人家干得好。
联想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从几十年的生命轨迹中寻找，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是：在大变动时代，寻求情感冲突与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并将其记录下来，向世人展示一个个性的自我，独特的处境和心路历程。这似乎才是我该努力去做的事情。我的特长是记录和描写，干别的都只能是另起炉灶，步人家后尘。
老老实实，心无旁骛，干自己的事，几年下来，也许会有所成。
（1992年12月）
民族性格和自我反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之中。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地方，一些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正在经受着考验，诸如淡泊、宁静、忍让、谦恭、用心专一、鄙薄工商、超脱避世等传统观念，或面临瓦解，或受到挑战，或悄悄地改变着其内涵。
作为某一方面民族性格的代表，我深深地感到对现代生活的不适应，这种由衷的痛苦驱使我不断地反省自己，挖掘内含的悲剧性格。如果说已经有人从整体上、从不同侧面反省着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我则是在个体上、较微观的层次上认识民族性格的一分子。
学习艺术、攻读文学的经历使我偏爱大自然，偏爱真善美，偏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蝇营狗苟的追名逐利、对于官场生态、利益角逐、人际关系平衡等“入世”的东西无兴趣、不擅长，因而在人群中也就常常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状态。
比比那些相对比较得意的人，他们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消息灵通。无论是上层人物的秘闻还是周围领导、同事的变化升迁，他们很快得知信息并随机采取或亲或疏或顺或逆的态度。俗话说见风使舵，他能很快知道刮什么风，也能通过各种迹象较准确地判断潮流所向。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是俊杰，而我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