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善拉关系。知道周围什么人对自己有用，把握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最大愿望，并投其所好。或语重心长地提醒，或拐弯抹角地告诫，或不失时机地提供信息，或以利益的交换成为“知己”。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同领导可以长篇大论，与一般朋友也可以嬉笑怒骂，放荡随和。至少在表面上，他们都活得比较滋润。
此外，与某些年轻人相比，我也感到了代沟的差别。我考虑问题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常被年轻人讥笑为：“你太天真啦！”他们考虑问题总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加上消息快、信息多，因而得出的结论现实而深刻。我往往看表面现象，不会把人心想得那么坏。此外，对自身的要求也羞于启齿，不会去争去拼，一两句安慰的话就会令我死心塌地去效劳。
从年轻人的谈话中，可以感到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诸多的不满、诸多的愤世，但同时，他们又有更多的适应性，并不因愤世嫉俗而拒绝享受。相比之下，我却显得麻木、感觉迟钝，随波逐流。一遇变化，一旦被利益关系纠缠，又显得惊慌失措，或自认为高尚地“超脱”。
年轻人对当今的社会现状有诸多的不满，希望早一点改变或逃离，而我或我以上的中年人，渐渐适应了周围的一切，想在现存秩序中寻求发展，而不是重新开始。我们已经取得了某种既得利益，并不希望眼前的一切都被打碎，尽管我们曾经也有过那种冲动。
（1990年12月）
人生过半的反思
半夜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不觉，引发了对自我进行剖析的思索，于是披衣伏案，记下所思所想。
以往我曾说过，自己本质上是个农民，身体里流着农民的血液。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上学、工作乃至来到香港等花花世界，但并没有给我的内心本质带来多少改变。我永远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精于算计，善搞关系。对于物质、荣誉、利益的追逐，总是比较被动。习惯于接受，不善于掠取。
今天饭桌上有人说我“老实”，他的语气似在褒奖，但我听了极不舒服。不止一个人曾这样评价我，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轻视。但现在仔细想想，我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出生于一个祖辈种田的家庭，这注定了我先天就有着农民的质朴、善良，也同时继承了农民的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缺少接受挑战的抗争意识。我只知凭自己的本事，苦干劳动，争到自己应得的一份。但我又不是那种没有文化、土生土长的农民。我的父系、母系祖上都有读书人，因而我也多少承袭了一些古代读书人的传统：清高、散淡、内秀、小聪明、讲信义。
不知是由于幼时多病，还是因为少年时有一段孤独的生活，我的天性中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在日落西天、秋风乍起、白雪飘飞的时候，就无缘无故地想流泪。对于欢乐也许麻木，一遇伤感往往细细品味。如果说艺术本质上是悲伤的，那也可以说，我的天性中带有一种艺术素质。
以上说的是先天禀赋，那么我的后天教育呢？
“文革”前我所受的是雷锋式教育，“文革”中所受的是宗教式教育。这两种教育本质上没多少区别：一是要人无私忘我，不断批判自我头脑中的那个“私”，让人有一种“原罪”意识，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二是要人忍受痛苦，忍受苦刑和折磨，苦心志、劳筋骨。提倡清贫朴素，反对奢华浪费。灯红酒绿是资产阶级，贪图安逸没有出息。
中专时痴迷绘画，大学时苦修文学，进入中央新闻单位追求文章的完美。这几段专业学习和就业经历，不断在强化着一种对技能、对艺术创作、对精神境界的孜孜以求。把文章乃至文学艺术看作是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是心目中的女神。尽管未创出多大成就，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自得其乐。这个时候完全超脱于物欲之外，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
在追求艺术和文学时，还有一种靠本事吃饭，万事不求人，有了本领到哪儿都吃得开的潜意识。记得当年最渴望拥有的是才华，是艺术天分，是描绘画面的色彩感觉，是驾驭文章的天赋能力，渴望靠这些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
四年大学教育，整天读唐诗宋词，得到了另一项收获，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文人意识：清高、淡泊、高蹈、鄙视物欲，不事权贵，瞧不起商人。
以上基本概括了我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当然，年轻时的我还有一种不安于现状、渴望变革和出人头地，想有更大的作为的思想，但这不构成主流。
记得不知哪本书上说：从一个男孩子追求女孩子的本领，就可以看出他将来在社会上获得利益和成功的本领。因为追求女孩子需要手段，需要放下自尊。而在这一点上，我极差。过往我在女人面前基本上是失败的。不仅对女人，在其他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东西方面，总体而言我表现得比较被动。往往是“守株待兔”而非主动出击。如果人家送上门，我会半推半就地接受，如果让我去追、去求、去争，则往往消极退缩。
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着中国十多年来的巨大变革，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让我常常感到困惑，甚至不知所措。
我这个人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面对变革的洪流，我便有了无所着落的惶惑。当听到某人发了大财，心理不平衡；当听到某人在商海里翻了船，又暗自庆幸。我知道自己不是经商的料，但又时不时想做个发财梦。过去的追求已不再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但我又适应不了新的环境。有人在“坚守”，仍在追求自己的“崇高”；而我自认为我不是在“守”，是扔不掉。毕竟，我已届不惑，人生过了一半，大体定型。我清楚，如果要在商海中挣钱，就必须重新换个人，而我也深知自己已无法脱胎换骨。但同时，种种诱惑又继续让我不安、不平、不适应。担心依照目前的惯性生活下去，早晚会斯文扫地，羞愧难当，甚至难于养家糊口。
（1994年10月）
管窥深圳
这是一个普通的冬日。外面冷风清冽，天空呈淡青色，阳光投射到对面高层建筑的玻璃上，把一小片耀眼的光斑反射到我的身上。一棵巨大的杨树沉思般立到窗前，它错落的枝条织成一张密密的网，仿佛把我罩在其中。
我坐在窗前的写字桌边，与窗外的大杨树一样沉思着。过去的一周内，我去深圳参加了一个活动，一路上所见所闻，感慨良多。
一
那是一个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地方，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来形容那里的世界并不为过。在高楼大厦间行走，仿佛置身于钢筋水泥的森林。高楼的玻璃外壳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芒；市区内大小店铺密如蜂房蚁巢；行人车辆像蚂蚁般穿行忙碌。在国贸中心的大厦里，电梯上下游走，人们争相登上这市区最高处的旋转餐厅，吃早茶、谈生意、饱眼福。大厦的每一层都充斥着各种高中低档商品，从儿童玩的电子枪到老人用的助听器，从男士的打火机到女人的香水、首饰、化妆盒，应有尽有。来到大街上，除了卖衣物、皮包、电子产品的店铺外，还有各种小吃部、大餐馆、酒楼餐厅。门口站着招揽生意的漂亮小姐，旁边还有笼里罩的、绳上拴的、池里养的、盆里放的、缸里展的各种活物，想吃什么，现宰现做。日常的鸡鸭鱼虾不用说了，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动物，这里都有。一次，我见到了关在笼里的猴子和狐狸。看多了，以为世人所谓“珍禽异兽”并不珍异。商店里、货摊前永远挤满了人，餐厅内也总是杯觥交错。成千上万的人在享乐、在消费。高级宾馆、高档餐厅、高消费娱乐场所永远不会被冷落，越是高档越是门庭盈客，那是财富、地位、荣耀的象征。假如“挥金如土”不算夸张的话，也许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真正是名副其实。耀眼的灯光从这一天的夜晚一直亮到下一个夜晚，滚滚的商品大潮就像宾馆门前昼夜不息的喷泉一样，无休无止，充分涌流。消耗是惊人的，浪费是惊人的，上百元一份的名贵菜肴动了几筷子便被倒进垃圾箱。
当然，这个世界肯定也还存在着饥饿、贫穷、绝望和犯罪的另一面，但仅就我所见到表面的一切，可以称得上繁荣，当然，这繁荣只是相对于内地而非西方发达国家。你会以为马克思所憧憬的“物质极大丰富、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已经实现。
然而，我又常常陷入困惑，思考这里得以繁荣的原因。依我孤陋的认识，我以为：这里的繁荣是建立在全国不够繁荣的基础上的，是靠全国的大市场养育的。
深圳的工业多数是加工业，是“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家靠自己的品牌、核心技术以及垄断的市场来剥削深圳，赚取高额利润。可以说，深圳合资企业的工人都是外国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工作岗位上拼命劳作，尽管所得报酬远远高于内地工人，但较之外国工人却相去甚远。
深圳景丰电子公司与港商合资生产线路板，开始几年连年亏损。原因在于港商把握着来料和销售两头，像卡住了企业的脖子。港商高进低出，千方百计让企业的利润为零，其实大部分钱是港商从另外的渠道赚走了。这两年，企业找到新的合作伙伴，情况好多了，但仍苦于“两头在外”，鞭长莫及，只能容忍人家剥削。
深圳宝电公司生产的收录机、电风扇等电器，质量都很不错，国内大量技术人员来这里，素质不亚于海外同行。但这类电子产品要自己打进国际市场，困难重重，仍需与港商、台商合作。收录机与台湾“拉索尼克”公司合作，因为人家在国外已经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只有靠他们才能扩大出口，这被称为“借船出海”，但“船票”的价钱是不低的。此外，“拉索”公司也想借宝电的“小船”驶进大陆市场的港湾，相互借船，这样就好一些。
宝电生产的电风扇质量不比国际品牌差，然而他打出“诚威”的牌子销售就卖不出去，而打出“飞利浦”、“高士达”商标，由人家来把关、人家来销售，就十分畅销。名牌是人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创业积累的结晶，尽管只是个牌子，却凝聚着大量财富。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服装、药品、食品，莫不如此。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市场已经被众多著名公司瓜分完毕。再想挤进这个市场打开自己产品的销路，就很难了。于是，只好容忍人家剥削。
一方面深圳企业被海外企业剥削，另一方面深圳人又在大赚内地人的钱。深圳市场上大多数商品都挂着外国或港台商标，尽管有真有假，但进口货充斥却是实情。在港深公路上，进口集装箱车队昼夜不停，深圳海关总是忙得团团转。这川流不息的车队和海上货轮，是深圳商品大潮充分涌流的巨大源头。有了源头还需要有疏通渠道，这滚滚商品仅靠深圳人消费，只能消费它的九牛一毛，它必须顺流而下，进广东、闯湖南、下上海、进北京、入关东。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来的旅游者、公干私务者，采购经营者、公款消费者，他们怀揣大把钞票，像“鬼子进村”、“强盗打劫”一般，把钞票花光，提回大包小包的商品。或给人代买，或自己享用。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但式样新、外观美、牌子硬，较内地商品更具吸引力。沙头角中英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每天数以万计的人通过关系办得入境手续，来此大批采购。这里的黄金项链用小轮子缠，要多长给多长。因为时间有限，所有交易都是速战速决，不讲价格，买东西像抢一样，拿过来就往包里放，一会儿工夫，百元、千元就不见了。在内地购物，上百元的商品不知要怎样掂量，而在这儿，毛病全改了，仿佛东西都不要钱，仿佛个个像大富翁。看吧，出关时，哪个不是大包小包满载而归？据当地人说，在这儿赚钱，容易得像接自来水，一年赚十万简直丢人，百万元还勉强说得过去。
由于深圳的地理位置，更由于深圳独有的好政策，它成了海外商品打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转手一倒，财源滚滚。是内地的巨大市场给深圳提供了繁荣的养料。外国人赚深圳人的钱，深圳人赚全国人的钱，因此，全国只有一个深圳。
二
与深圳物质财富涌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夜总会、歌舞厅、录像室也许是不多的几种文化消遣方式。在这里，仿佛一切都染上了金钱的色彩，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赚钱，赚了钱享乐，钱花光了再赚。追求豪华、追求高档、追求派头，是很多人公开的宣言。人们在金钱的旋涡中挣扎、翻滚，滚累了，就喝酒、泡吧、桑拿，然后再去挣扎、翻滚……
有人说，深圳是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有人说，深圳是文化的沙漠。那么，这“文化”指的是什么？难道内地人的文化生活就丰富？谁不是在为生存而忙碌？
我想，这里所指的文化，也许是一种金钱、物质以外的追求：精神的修养、心灵的升华、感情的陶冶、道德的完善，而这些往往是与物质追求相悖的。它要求人读书、思考；要求人淡泊、超脱；要求人孤独、面壁……而深圳是一个忙碌的世界，它要求人睁大眼睛、捕捉机会，随时准备扑向任何一个赚钱的目标。它离功利的世界太近，离作为动物的人的种种欲望：口腹之欲、男女之欲、贪欲、表现欲……太近。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游泳，就要浮在水面上，而不能沉在水底。因此，我以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环境很难产生伟大的精神文化，无论是诗、文学还是艺术，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应当是浑雄、厚重、辽阔的，犹如大自然，小桥流水、大漠孤烟、山川河海，而非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更非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市场、讨价还价、争风吃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