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叫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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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砂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堂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是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丰子恺漫画
（载第1卷第12期）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化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于！”“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说到测字摊
……
陈望道
现在有些人还是把文字看得很神秘，简直把文字当作菩萨拜，或者把文字当作符箓待，好像只要供起它来，便四季清吉，六畜平安了。这种态度要是大家许我用个文化史上的行话来说话，我想称它做灵物崇拜。称它灵物崇拜，只是说还在把文字当作降得来福致得来祥的灵物看，没有别的意思。
这种态度若是发生在刚有文字的初期，那是并不为奇的。当时看见了文字一准比现在的阿木林看见了无线电收音机还要觉得奇怪些。他们刚和动物分离的时节只知道举手动脚或者面部表情的身段语，他们后来会做粗糙的石器了，（我想是那时候）跟动物祖先远了的时候，也还只会说那僵嘴硬舌的口头语。对于语言，一向只像他们的对于劳动工具一样，运用得不很像意。当时他们拌动舌头的本领或许已经强得多了，但是他们单靠拌动舌头，终究还不能把人类社会来做水平地——就是空间地和垂立地——就是时间地给合。这里有的经验不见得能够像货物一样，搬得到哪里去；这时有的知识也不见得能够像货物一样遗传给后代。虽然当面可以用口头语，和早就有了的身段语传情达意，但一背面便觉得困难，当时又没有电话，单靠嘴巴说话，到底还是极不方便的。现在有了一种叫做文字的书面语，便什么传达上的困难都解决了，他们的欢喜自然不必说。他们因为欢喜昏了，就把文字作为灵物来崇拜，在那时候也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现在还能把书面语——文字作为灵物来崇拜吗？
所谓文字这一种书面语，也和身段语、口头语一样，是社会结合的基本工具。它的好不好，全在对于社会结合的功用大不大。功用大的就是好的，功用不大就不好，此外没有什么神秘好说。比如甲一种语言能够结合两万万人，乙一种语言只能结合一万人，那就该说甲一种语言好，乙这一种语言不好。不过我们所谓结合，并不是浮面的、粗略的。
现在有好些人爱用危言来耸听，好像在那里说文字跟亡国有什么直接关系。老实说，我是不大懂那一种话的。事实摆在面前：日本用了汉字，日本并未因此亡给中国；而东三省到今还在用汉字说王道，却久矣不是中国的地方了。就使让一步，承认文字跟亡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也还是不大懂：为什么只能结合少数人的倒可以使国不亡，而可以结合多数人的倒会把国弄亡了？
莫非想使大家复古么？但从语言文字复古，得到的也绝不是古。我们无论有什么大力，绝不能黄河不流，大江西去。我们无论有什么大力，也决不能叫语言文字不吸收包含当前的现实内容。你或许可以不叫“帽子”而叫做“冠”，但你除非真的戴起古冠来，“冠”的现实内容终究还是铜盆帽、打吊帽、瓜皮帽……不是古冠。你或许可以不叫“学校”而叫做“庠序”，但所谓“庠序”终究还是现在这样要教“东夷”、“西戎”语言的学校，不是古代的“庠序”。语言文字正像一面镜子，绝不能把现在的江某人照成了讲社会主义时候的江某人。这差不多是语言学上的一条铁律，虽有什么大师，也是无可奈何。古话有的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大师如果有些空，倒还是在这几个“不”字上下一点工夫来得正经些。
如果再有空，还可以想想法子解决一个测字摊的问题，可以想想看：怎样才无需测字摊的先生们替我们的兄弟姊妹们代笔。但我说的是解决测字摊，不是去学测字摊的先生们拿起几个字来卜课算命。
载《现代》6卷3期（1935年4月出版）
应考
……
楼栖
三卷一期的《野草》上，有一篇天吏先生的《仕而优则学》的文章，它是湘省第五届高等检考国文题的一半，原题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连环性如何？”天吏先生摇头曰：“还是第一遭的奇闻。”
我想应考，可惜已经赶不及，“学优”与否，虽未敢知，但“仕”是没有希望的了。但我还是应考，投给《野草》；倘蒙编者不弃，发表出来，虽不能“仕”，稿费却是少我不了的；但倘若编者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塞进字纸簏里，这就证明了自己“学”尚未“优”，也算应考过了。
“学而优则仕”，明白得很：榜上题名，官有得做；但做的却是一员小官。“仕而优则学”呢，题晦意隐，先得解题：“优”者，优缺也，“仕”而能补优缺，则不能靠高考进身也明矣。这“仕而优”的来历，大抵不外有三：一、出身贵家门第，或将门后裔；二、阔人的女婿，或显要的舅爷；三、跟显要一齐阔起来的他的密友或者马弁。因此，“仕而优则学”，一点也不算得“奇闻”，这正合乎中国的古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圣人对学问还得日日新而又日新，况“仕而优”者乎？
不过，成问题的却是“仕而优”下面的那一个“学”字，“学”什么呢？草拟计划，写文章，写演讲稿，有“学而优”者在，有秘书，有顾问，用不着自己来“伤脑筋”。聪明一点，或者有点儿根基的，就学写字，学画行，学写招牌，题匾额，写中堂；有时也学做诗，酒绿灯红，姘头在抱的良宵，弹弹“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旧调；稍不如意，则学念佛，打坐，参禅，或者学装病。这是风雅一点的“仕而优”者的“学”。至于因父兄暴“阔”而“仕优”的土佬，或者不识之无，用枪杆打定了天下的英雄，或者是英雄所提拔出来的马弁，这一流的“仕而优”者，学的大抵是：怎样摆威风，打官腔；恩人的一步一趋，他也要学，最后，也学长生不老。
但不论有怎样的分别，有一点总是相同的：面子上学清廉而腰包要涨，这是易学难工的最奥秘的一门。学成了的便终身受用不浅，学不成的则往往送了性命。
因为先有了“仕而优”，所以才需要“学而优”；倘若没有后者，则前者的公事不能办，办不通，计画，文章，演词，也没有人草拟，他也就不能“仕而优”了。但倘而没有前者呢，意见则颇不一致，有的说，倘没有前者的分踞了优缺，“学而优”者的“仕”也就可以“优”了，这有点近于革命论，危险得很，不足为训；所以还是“仕而优”者底口吻较为妥贴，就是：不是我们，谁要你们这批书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先贤的遗训，没有谁敢驳的；但证之以新的事例，却未必尽然，有时劳力者可以治人，而劳心者也可被治于人。自然，倘说苦力可以做大官，那简直是发大昏。
所以，这“仕而优则学”与“学而优则仕”的连理性，简直是扭结不清，照新派人的口吻来说，就是互相“渗透”，互相“矛盾”，惟其如此，才有“学而优”的不“仕”，“仕而优”的不“学”；于是乎才招来了高考罢。
载三卷五期（1942年2月出版）
吃
……
马宗融
有一天大家高了兴去听旧戏，座头拣的是楼下偏右的一方。隔座的前排椅子里塞满了一个肥人，他的头要是埋下去，你仿佛会看见一个方块的胀鼓鼓的棉花包子。我们初发见他时，他正在咬甘蔗，那削成一段一段的摆在盘子里的似乎杀不住他的火，他另要了一长节在那里撕扯。隔一会再注意到他时，他又在吃豆腐干，又一会茶叶蛋，于是引得我不断地去看他，只见他放下这样吃那样，吞尽那样又买这样，中间以烟、瓜子作幕外活动，一直到终场，他没有停过吃。戏园也凑趣，设了许多提篮叫卖的，他们的叫声和台上的唱声一呼一应，真是别有风味。也就因此我们的方块先生才没有绝过一分钟的粮，并替他引出了不少的同调者来。
他那动作不息的嘴引起我许多的繁想：记得在伦敦时，每周必往一个公开集会去听讲演，座中有一个女子，除了裙外，上衣、领结、外套等与男子无别，口里含着烟，手里就预备糖，烟刚完就把糖塞进口，糖还没有尽时，烟又燃了。如此直到散会。这是个典型的女同志，不过领导还没有成功，所以我不敢说这就是伦敦某部分人物的风气。但在我唯一坐过的中国火车，京沪线车上，那种情况就难说不是一种旅行者的共通习惯了。只拿叫卖的人来说吧，他放下梨子香蕉，就来豆腐干，走过一转，又换成一篓咸牛肉，轮流不息，叫的声音也悠扬，也凄楚，尤其是在晚上；他一走过，在我的眼中至少要现出若干动着的嘴，耳里还要贯入些唧唧的声音。人虽坐得空隙俱无，许多人茶还是要泡的，于是窗沿上，地下都可以发见几把茶壶，这虽是三等车的情形，一二等车里也是一样，不过表面上漂亮些罢了。据我个人的阅历，这怕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足见我国人的吃喝是“不可须臾离”的了。
罗素到湖南演说，湖南督军请他吃饭，据说百味杂陈，到他已不能举著了，席还未上到一半；就是酒也是各色俱备，主人还谦说只是一顿便饭，罗素就由不得要表示极端惊讶了。的确，我们寻常请客，到终席前上座菜时，除了极有理性的节食主义者外，莫不感到腹胀欲裂。罗素既受了我们督军的恭维，又吃了我们的油大，所以不好太说我们的坏话，否则怕不把爱斯基摩人来比拟我们？
爱斯基摩人的吃说来也真是可怕。这是一群在北极冰天雪窖里生活着的民族，据赖都尔诺(Ch. Letourneau)说他们要算驯鹿时代欧洲人的祖先，但也说他们是蒙古风的原始民族，文化最低的黄种人。这我们都不去细究，因为这还是一个待决的问题。
爱斯基摩人(Esguismaux)的食量真有出人意料以外的大，只一个少年的爱斯基摩人在二十四点钟内就吃了八磅半的海豹肉，一部分生的和冻的，一部分煮熟的，另外还吃一磅又六分之一的面包，再加上一罐半极厚的菜汤，三杯葡萄酒，一大杯grog（糖水、烧酒、柠檬混合成的饮品），又五瓶水。
英人罗士船长(Capitaine Ross)谈过这样一回事：有一天，一些英国人杀死了一条麝香牛抛给一小群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亲见了一次饱餐大会。这些土人把死兽的前半身完全割成些长条，用一个整天的功夫把它一齐吃掉。这长条是一个传一个地吃，很快地就由长而短而尽了。每个预餐的人尽量地把长条的一头向嘴里塞，塞到没法再塞了，然后用刀齐着鼻子割断，还尽力地嗅着肉香递给别个。有时吃不了，要缓口气，便横躺到他们的床上去，一面哀叹着自己不能再吃，只要一有再行进食的可能，他们又狂吞大嚼起来。这因为他们虽则躺下，手里剩的肉和握的刀仍旧没有丢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