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窗散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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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
为了生性懒放，对于花卉就从来不曾有过多大的爱好；沉在无绪的宽闲里，虽然有时不免是因此而觉着周遭空气的荒寂，但就此少费一点心思和手续，于自己毕竟是可以少耗一部分的精神的。
近几天，接连下了几日雨，一些时来走动的足迹都为风雨滞迟了。这才使我感到些许的不安起来：
“门无过客窗无纸，炉有寒灰席有霜……”
诵着真歇大师底偈语的时节，才知道安闲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有了情志，空惘的寂寞感总是难以克服的。于是，为了想排除这种种扰乱自己心神的无聊感，便借端把抛置半年的蠹蚀书画搬出来整齐一番，如果有惬意的，也想把来和几张停尘多时的调换一下悬在壁间了。
结果是选择了一幅钟石砜的隶联：
“香气扑尊花索酒，清光照观月寻诗。”
记得买它的时候，是为了欢喜这联句所表现的意境的幽清，现在重复读到它，想着是应该供点花来点缀点缀这清寂的岁月了。
如此想着，便踅向花家去选购了两树盆梅。
花是绿萼的，我喜欢这种韵致清寂的花：从一种哀切切的情思中兼有贞静的意味。究竟为了什么，事到如今就此难以记忆了，大概总是这种微哀的感情于我有过不易磨灭的迹象罢，所以在色调上我偏嗜了素淡的一面，因为那是能够润饰人底深远幽邈的情绪以忧郁的冥思的。
整天的时间都在淅沥的雨声中过去了，盆梅是在楼窗外的露台上开着。晚上，才听着奔窜的檐溜逐渐低沉下去，慢慢地，窗帷上映出澄净的光辉，并且横着短短的萧疏的瘦影。
莫非是雨霁月出了么？
推开窗，寒空轻快地飞着白色的浮云，天宇是泼靛似地蔚蓝了，一钩淡月隐在朦胧的云影里烘托出沉逸的幽光，风吹过，便流漾出梅花的淡淡的香味……
这使我记起杭州二月的孤山和云峰，繁蕊、寒树和逐花的蜜蜂；七年的湖上居住，不曾留意到它的好处，现在想起来，该是不胜其依依之情的。穿过了柳覆的长堤，穿过了蒙茸的细径，更像蝴蝶似的穿过了繁衍的花枝，在那里，虽埋藏了我无数年轻隐逸的梦，而现在却是了无留痕了呵。
目对着这暗香浮动的月下盆梅，正不知可以勾动若干如许温情的旧梦——猛回头，望屋里仅映出昏濛的灯影，妹妹们咿唔的书声不知何时停歇，夜已深沉了。
“欢喜得了不得呢。”
珍重地移进盆梅，做我室中底小点缀，我把今日的情怀写下，寄给我亲爱的友人马和唐，请凭此一轮悬空的新月，愿你们寄给我以湖上的梅讯。
二二一，夜雨声中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山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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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晏
因为公安竟陵派诗文的时髦，连带的使许多明末的文人也时髦起来。陈眉公、王百穀这些在当时自称为或被称为“山人”的作品，也颇有人扒梳着去研究了。但是不幸“山人”这个名称，在目今主张积极和战斗的青年人看起来，总似乎是消极和逃避者的头衔，觉得总不能满意。所以明末的“山人”，在当时既被同时代的文坛正宗所视为异端，在清代还被一般在朝的达官贵人狠狠的讥讽了一顿，而直到此刻现在，还同样的有人在对于这些被冤屈的在野文人肆意奚落，这真不能不算是“山人”的不幸。
我们考查陈眉公、王百穀的历史，他们都曾经有过许多机会可以做官得势，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去做官，可见他们并没有仕进之心。虽然不想做官，但喜欢谈文学，结交文友，通声气，足见对于文章之事，还是名心不死，并不是消极的人了。
这些在文艺上非但并不消极，而且是非常积极的青年，一方面不求仕进，一方面又野心勃勃地想从正统的庙堂文学势力中挣扎出一种独立自由的新文学来，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却是很艰难的。他们不能不自己标榜一个口号，不能不把自己的旗帜打出来，于是“山人”这两个字遂成为这些反抗正统文学的青年的称谓了。“山人”者，原来只是“在野者”的意思，并不一定提倡到山里去隐居，不闻世事。在那时候，第一个称“山人”者，恐怕是徐文长。他曾自署为“青藤山人”。他为什么自称“山人”呢？原来当时执掌文坛的霸主王元美、李于鳞等组织“七子社”，互相标榜，而诗写得最好的谢榛却以布衣被摈，不得入社。徐文长看了这种情形，又想想自己也不过是个诸生，对于这种“以轩冕压韦布”的气焰生了很大的反感，立誓终生不入王李之党，因而在文坛上自成了一派。虽然他的名字终其生不出于越，但后来公安竟陵这派人的诗文却受了他很多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见明末的所谓“山人”，实在只是一群在野的文人。他们要把纯文学从一般仕宦手里夺回来，要创造发抒性灵的新文学。虽然在当时未必有多大势力，但在后世却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从徐文长到王百穀，这一流人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纯文学的孤忠的祭司。至于另外有一些以“山人”之名，而为图仕宦之捷径者，当然也未始没有，这只能说是“山人”的流弊，而不能连真的“山人”都抹杀的。
至于像铅山蒋士铨那样的讥讽陈眉公，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我以为适足自见其鄙俗。盖眉公心目中未尝有宰相衙，而太史心目中却有宰相衙也。绝不做官，则宰相衙，亦犹之夫寒士白屋也。再如有人问“山人何不到山里去”，亦只是一时口头快语，与今之人问“革命文学家何不去革命”者类似。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本文标题为《野草》编者聂绀弩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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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一九〇四年冬天，我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穷苦的滨湖的乡村。听说原来是一个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早死的祖父的前一代就已经衰落了。孤儿的父亲和母亲——一个穷苦的农民底女儿结婚的时候，当天就得向邻舍借米。那以后是夫妻二人长年间的做豆腐手艺的劳动。但到了我能够有记忆的时候，两个哥哥都成年了的家境，已经稍稍宽裕了。大哥是一个能干的做面的手艺人，二哥是一个勤劳的佃农。父亲性情刚直，治家非常严厉，母亲是一个心肠慈善而多感的女人，对于穷苦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偷偷地给与帮助；由于长年的艰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害了贫血病，常常忽然间陷入了意识迷糊的状态。
因为劳动的人手不够，在童年时代我做着牧牛、看守稻子一类的事情，到十一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才被送进了一个村学。因为看到我底性情迟笨，父亲底计划是让我读过两三年以后就送到城里的店子里去当学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不必忍受剧烈的劳动痛苦而又能够谋生的最便当的道路。但当我在村学里读了一两年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教师和同族的几个长者底称赞，一向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的父亲和哥哥也就决意让我做一个“读书人”了。
在村学里读了几年艰深的古书以后，由于和一个同伴的偶然计议，就考进了城里新式的公立小学。住了一年，得不到满足，又到武昌去考进了一个名誉不好的中学。这时候是一九二一年，新文艺作品大量地出现了，我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但因为“五四”运动退潮期的低徊忧郁的情调这时候在文艺里面强烈地出现了，也因为母亲底死亡留给我的深沉的悲哀，我陷进了近于悲观的忧郁心情。我把这写在诗的形式里面。
住满两年，终于忍受不了，就单身地奔向了南京，因为那里的一个大学底附属中学，当时是以它底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进去以后，大学里的和中学里的几个友人，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里面，我也是当地的奔走在街头和工厂里面的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人。
就在这一年的暑期，我考进了“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了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得不到满足，第二年转入了以新鲜健康的精神驰名的清华大学；更得不到满足，南方的革命斗争又正在怒潮似地发展，于是就离开那里南下了。
然而，在革命的环境中间，我还一面在写着忧郁的诗。接着就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两年后我到了日本。
那时候，日本底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地向上发展，我也走进了它底阵营。从那里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于文艺的新的理解和新的感受。这时候我才解除了社会观和文艺观的矛盾，从忧郁的文艺情调里面跳了出来。
这中间，我开始用论文参加了国内的文艺斗争。
到一九三三年春间，我受到了日本警察底逮捕和拷打，被监禁了三个月以后就被押解出境了。
回到上海，我参加了鲁迅所领导的艰苦的文艺运动，而且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一直到这次的战争底爆发，我没有离开那里。
战争爆发后，创刊了文艺杂志《七月》，一直到现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我担负了总会研究部底工作责任，也一直到现在。
著作有三本论文集，两本诗集，一些翻译，和尚未收集成书的战争以来的批评论文。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四日，棘源村之落荒土屋
载2卷第5、6期合刊（1941年8月出版）
关于《客途秋恨》（附歌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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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霞光
《客途秋恨》在广州俗文学上之地位
《客途秋恨》这一首南音歌曲，几乎是凡广州人都知道了的，正如北方人之能哼几句“我好比南来雁”一样，凡广州人也都晓得“凉风有信”之下，一定是“秋月无边”。
近年来广东时髦的歌者是薛觉先与月儿之流，民间文学如木鱼书南音之类是极少新编撰著的了；《越讴》虽然仍在有些报纸上占一角小小几行的地位，但却不能普遍地被歌唱，仅为文人抒写牢愁之一种文体而已。
广东东江一带地域的客人善唱山歌，即非客人亦善唱山歌，南路如钦廉、西江，及北江各地乡间，大约也有许多歌谣俗曲，抒写着朴质的情绪的；而在广州，便只是招子庸的《越讴》及缪莲仙的《客途秋恨》算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
《越讴》为招子庸所作，写的多是珠江艇上的疍户女儿底那种爱情的玩意儿，颇能动心荡魄，已为吾人所知，即国内之研究俗文学者亦大抵都知道这招子庸底《越讴》。独是这被当为南音中的白眉——《客途秋恨》——系何人所作，则大抵连我们广州人自己也多习焉不察，外省的学者们便更无处查考了。
《客途秋恨》作者考
其实《客途秋恨》底作者在曲文上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就是“小生缪艮莲仙字”的那位先生。近来坊刻那种南音《客途秋恨》，有些把这句改为“小生缪姓莲仙字”，实在是有点不通的，大约是因为艮字难懂的缘故罢。
且待我来替他写一篇新传
缪艮字兼山，因慕李青莲，故又号莲仙。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正月十三日，杭州仁和县人。有二兄，一妹早殇。八岁就塾，十三岁出学堂，十四岁学贾。未久，与兄赴京投奔姑丈沈古堂太守，再学文章，这时是他底一生学问之始。在京六年，回杭州乡试，第二次才得入学，那时已经二十三岁了。
廿五岁结婚，有了许多儿女（四男二女），生计渐渐困难，考试又考不上了，于是便以处馆度日。二十八岁那年，父母都死了。他底足迹到过北京，到过福建，到过扬州等等地方。他在广东住了至少有十二年之久，曾到南雄、惠州、澳门、广宁等地。
他自四十五岁来广州后，四十七至四十九岁均在南雄，五十一岁在永安县，其后似曾回杭一次。五十三岁五十四岁在广宁，一八一九年秋返广州，当在此时遇麦大安。次年又再至广宁。一八二一年尚在广宁。此时已五十六岁了。
他底作品可真不少，可不知道都印行了没有。作品有《涂说》（已印）、《赠言心佩》、《集千家诗》、《南楼梦话》（已印）、《集闺秀词》、《破涕新谈》、《藕花盒诗集》、《一螺吟草》、《文章游戏》一至五集（已印）、《莲仙尺牍偶存》（已印）等等，大约他在当时也是一个颇为自负而有能文之名的才子。我所见到的他底作品只有《涂说》、《文章游戏》及《莲仙尺牍》三种。
他这个人，据我匆匆地看了他底作品以后所觉到的：他是一个中国式的落拓文人，他以游幕处馆维持生活，平时替东主写些公牍信札一类的东西，教导那些蒙童们念几句书本；所交游的无非是和他一样的名士；闲来也以文章为游戏，写些牢骚的词章；无聊之际便到秦楼楚馆里去消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客途秋恨》事实及麦秋娟考
《客途秋恨》系一书生缪艮字莲仙者自述在客途、孤舟、秋晚忆念妓女麦秋娟而作。他说是曾在中秋之夜访遇麦氏，共同拜月，恩爱备至，此后共处将有两月之久，缪要归去，遂尔分别。别后贼乱，于是不免挂忆。而麦氏者，特别多情，缪既无金钱，而偏蒙青眼，所以不得不感激。麦氏又知书明理，因缪告以胭脂井事，遂得论陈后主之为人，情真一片，独不应不顾兴亡，委弃江山。全文就写这一类怀才不遇的牢骚及爱情幻灭的悲哀。文字颇为绮丽凄切，所以非常动人。
我以为麦秋娟即麦大安。据《文章游戏》上说：“麦大安喜风雅士”。而作者正是风雅之士也。有《赠麦大安师师令词》云：
翠眉双锁，又泪珠交堕。此时心事有谁知？低首向妆台斜坐。甚闲愁，难贴妥，到这般慵惰？可怜弱体娇无那，又似风吹花朵。了无情绪病恹恹，怎得个相思医可？燕子楼头人独卧，坐闷怀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