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一年春，有张某自广宁返珠江，缪托其带一封信回去给麦大安，信意颇为缠绵。与《客途秋恨》可谓同工异曲。所以我假定她即是秋娟。作者自广宁返广州之后，一八一九年重阳，曾访麦大安。次年又至广宁。《客途秋恨》当在此时作。然一八二一年作者尚有书致其“安卿”，可知《客途秋恨》中之嗟叹设想，终究都没有成为事实。
《客途秋恨》之评价
《客途秋恨》在纯文学上，情感未深刻描画，但他是出自名士之手，词句较佳，所以雅俗共赏，流行最广罢了。我很相信，《客途秋恨》必非南音之始祖，最初的南音恐怕只是由无名作者顺口唱成，并不写成文字的，即如现在的客人山歌，便是如此。
《客途秋恨》不能帮助土俗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因为它不过是文士落拓思念美人的自作多情的文章罢了。在这个观点上看，《青兰附荐》似乎比之《客途秋恨》底价值就大得多了。
久欲为《客途秋恨》作一详细之考证文章，但人事匆匆，因循未果。今春偶与某君谈及，谓缪艮实有其人，而彼等皆似疑余言之不确者，因写此示之。自度今后更无余力作此等绣花针的小巧的考据矣。兴味虽浓，其奈世变日亟，难免为同志们所讥诮也。
霞光附志
附：
客途秋恨
孤舟岑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
耳畔听得、秋声桐叶落，又只见、平桥衰柳锁寒烟。
亏我呢种情绪悲秋同宋玉，况且客途抱恨呀、你话对得乜谁言。
正系旧约难如潮有信，新愁阔似海无边。
第一系触景更添情懊恼，亏我怀人空对月华圆。
小生缪艮莲仙字，幼年曾习古人篇。
因为功名蹇滞图生计，作幕依人暂顾目前。
点想在勾栏得遇一位多情女，佰风流体态貌如仙。
面比春桃添艳色，才如锦绣可人怜。
本是世家名宦女，所以风尘堕落尚矢松柏坚。
共你相逢、一见如胶漆，个阵好似、渔人荡入武陵源。
娇呀记得青楼邂逅中秋夜，共你并肩携手拜婵娟。
我亦记不尽许多情与义，总系缠绵相爱复相怜。
共你肝胆情投将有两月，点想同群催趱整归鞭。
几回眷恋难分舍，都只为缘悭两字要拆离鸾。
个阵泪洒西风红豆树，情牵古道白榆天。
娇呀你杯酒临期同我饯别，在个处望江楼上设离筵。
你重牵衣致嘱个段衷情话，叫我要全终始两心坚。
今日言犹在耳诚虚负，屈指如今又隔年。
只估话、好事多磨从古语，半由人力半由天。
是以风尘阅历崎岖苦，鸡群混迹暂且从权。
恨我请缨未遂终军志，就系试马难扬祖逖鞭。
只学得龟年歌调唐宫谱，游戏文章贱卖钱。
只望裴航玉杵谐心愿，蓝桥践约去访神仙。
个阵广寒宫殿无关锁，何愁好月不团圆？
点想沧溟鼎沸鲸鲵变，个的妖氛漫海动烽烟。
是以关山咫尺成千里，纵有雁札鱼书总渺然。
又听得个日羽书驰牒报，都话干戈撩乱扰江村。
个的昆山玉石也遭焚毁，好似避秦男女入桃源。
娇呀你红颜薄命哙招天妒，重怕贼星来犯月中仙。
娇花若被狂风损，玉容无主倩谁怜？
又恐你幽兰不受污泥染，一定拼丧香魂玉化烟。
若然艳质遭凶暴，我愿同埋荒冢伴姐妆前。
或者死后得成连理树，好过生前常在奈何天。
重望慈悲法力行方便，把杨枝甘露救出火坑莲。
等但劫难逢凶俱化吉，个的灾星魔瘴两不相牵。
亏我心似辘轳千百转、空眷恋。
娇呀但得你平安愿，我亦任得你天边明月向别人圆。
闻击柝，夜三更，个的江枫渔火照住愁人。
几度徘徊思往事，我都怨娇呀何苦咁痴心。
风流不少怜香客，罗绮还多惜玉人。
古道烟花谁不贪豪富，做乜偏把痴情向小生？
况且穷途作客囊如洗，就系掷锦缠头愧未能。
记得填词偶写胭脂井，你重含情相伴对住银灯。
细问我曲中何故事，我把陈后主个段风情讲过你闻。
讲到兵困景阳家国破，歌残玉树后庭春。
携住二妃藏井底，死生难舍意中人。
娇呀你听得此言深叹惜，重话风流天子更情真。
总系唔该享尽奢华福，故把锦绣山河委路尘。
你系女流尚晓兴亡事，不枉梅花为骨雪为心。
重话我珠玑满腹原无价，知你怜才情重更不嫌贫。
惭非玉树蒹葭倚，正系茑萝丝附木瓜身。
洗尽铅华甘谢客，只望平康早日脱风尘。
恨我樊笼无计开金锁，好似鹦鹉羁留困姐身。
况且孤掌难鸣为远客，有心无力几咁闲文。
欲效药师红拂事，改妆夤夜共私奔。
又怕相逢不是虬髯汉，陌路欺人起祸根。
龙潭虎穴非轻易，个阵恩爱翻成误姐玉人。
思量衔石填东海，精卫虚劳一片心。
亏我胸中枉有千条策，做乜并无一计脱钗裙。
前情尽付东流水，好似春残花蝶两相分。
正系神女有心空解珮，襄王无梦再行云。
重怕一别永成千古恨，蚕丝未尽枉偷生。
男儿短尽英雄志，纵使得成富贵亦是闲文。
今日飘零书剑为孤客，扁舟长夜叹寒更。
只话放开怀抱思前事，越思越想越觉伤神。
风送夜潮寒彻骨，又听得隔林山寺报钟音。
声声似解相思劫，独惜心猿飘荡哪方寻。
既话苦海济人登彼岸，做也世间留我种情根。
风流五百年前债，结成宿恨在红尘。
又见秋水远连天上月，团圆偏照别离身。
水月镜花成幻想，茫茫空色两无凭。
恩爱自怜同一梦，情缘谁为证三生？
今日意中人远天涯近，空抱恨。
琵琶休再问，惹起我呢青衫红泪越更销魂。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郭嵩焘与中国外交
……
余长河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因马格里(Margary)案件，遵照《烟台条约》，派郭嵩焘赴英通好，惋惜滇案，并为驻英公使，其时国书无充当公使之文，至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始补发。中国之遣使驻外，以郭氏为第一人也。
初关于遣派使臣，各国公使迭以为请，咸丰八年（一八五八），美使列卫廉(William.B．Reed)曾建议于直督谭廷襄，以中国富庶无求于侨民拒之。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总税务司赫德所呈递总署之《局外旁观论》，亦以派遣驻外公使为请。同治五年英使阿礼国递交威妥玛(Thomas Francis)所著《新议论略》，亦言及之。清廷下其议于各疆吏，至同治六年，总署为预筹修约事宜计，列遣使为应筹议之一项，其重视可知。当时奏覆者，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丁实桢、沈葆桢、崇厚等虽皆认为可行，而或虑人才之缺乏，或虑用费之繁多，或虑无事可办，或虑语言不通，盖都因外人强逼之成分多，本意情愿之成分少也。清廷得奏后，亦未遣使，然当时因事实之需要，有变相行之者。如斌椿之游历，蒲安臣之Anson Burlingame出使，皆派使驻外之先声也。
一八六六（同治五年）赫德告假回英，劝说奕诉派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欧洲各国，以长见闻，许之。派斌椿广英学生凤仪等随之游历，经安南、暹罗、印度、法、英、荷兰、丹麦、瑞士、俄等处。至六年九月归国，此为中国官吏正式游历西方各国之始。同治六年美使蒲安臣回国，奕诉因赫德之劝说，请聘为办理各国交涉事务大臣，以聘于各国，其奏折曰：“……原奏内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或释者也。……”是可知遣使，在当时确为时势之需要，遣使驻外，仅为时间上之问题。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湖南湘阴人，一虚心求知、实事求是、目光犀利、胆识深远之人也。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于僧格林沁幕中，曾从事于英法联军交涉，是为其从事外交之始。后李鸿章以见在通达夷务治体，荐于奕，至光绪元年，任为礼部侍郎，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至光绪二年奉命为驻英公使。
当时因士大夫之无识及无知者随声附和，对于办理外交者，无不诽谤攻击，故阎敬铭谓：“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董恂时有洋务谤薮之叹。而刘仲良遗书李鸿章，谓其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以德高望重之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天津人士犹戏作讣闻，加以讽刺。而湖南人毁之尤甚。当其寿诞时，并作诗以讽之曰：“笙歌嘹亮寿筵开，丞相登场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故郭嵩焘发表为驻英公使后，谤侮尤甚，京师作联以讥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壬秋于日记中记之曰：“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余云：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又曰：“春阶闻其子为筠仙写夷务书，戒其不谨。余曰，此小事，何用虑之！春阶云，此立身大节，何谓小事！”而激烈者，竟谓其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其受谤情形，可见一斑。其所以至此者，一部分以为堂堂皇帝子孙，竟周旋洋人，以为深耻；一部分则如李慈铭所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使其驱使，随其嚬笑，徒重辱国而已”。而最大原因，则因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及请六部堂官与洋人周旋，已为一时诟毁所集，出使一事，增其指摘之资料而已。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马嘉理抵滇迎英副将柏郎(Browns)，云南巡抚岑毓英遣将李珍国，杀马嘉理及其从者，威妥玛向总理衙门交涉，清廷因岑毓英为清议所归，不欲议处，后交涉日趋严重，几濒破裂。至光绪二年订立《烟台条约》，始告结束。时郭氏在京，力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以明其未事豫防之咎，其用意诚如所谓“……体察滇案情形，但一议处岑毓英，则诸事皆可据理折之，不至过为要挟。臣所以敢犯一时诟摘而不辞者，自度捐弃一身无谓之声名，以求解朝廷之隐忧，于事实确有把握也”。不意国人不察，横加訾毁，反蒙晚节不佳之毁。至于谓六部堂官与外人周旋，亦属当时考察外情，推求事要之善举，而士大夫辈，反诟骂之，当时人之知识鄙陋，胶执偏见，诚令人失笑也。
郭氏头脑冷静，目光深刻，常以明悉洋务底蕴，及应付方法自负，其议论见解，确有过人处，在时人中固特出也。其论当时外交失败之原因曰：“……历考三十余事，亦由不能尽知洋务底蕴，往往以平易可了之事，积而为艰难生衅之端，致使挟其狡强之气乘隙思逞，嫉愤愈深，即其构衅亦愈烈。”又曰：“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而五十年来办理洋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是以其局愈蹙，其势亦愈穷……。”又曰：“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然莫测其所由，先无以然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偃然恃以为安；一战之胜，而戛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也！……”其论不知国家实力，侈言主战者曰：“唐宋之言官虽嚣，尚无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西夷之专求实用，由中国虚文无实相推相激以赞成之，岂非天哉！”又曰：“古人有言曰：目短于自见，故以镜鉴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今时士大夫无知道者，循声附影，希望朝廷意旨，以求诡合，顽然自托于敢言，日趋其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岂果有见今日兵力之强，足资一战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时道腴而已！尝记宋儒刘元甫之言：仕有三耻，相时而为道，希俗而为功，饰义而为名。古之君子以为耻，今之君子矜张自肆，泰然任之，学术之不明，人才风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其论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大臣处置之错误曰：“……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皆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求，此其弊也！传曰：惟礼可以已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披猖也！至于寇乱之生，由一二奸顽煽诱，愚民无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毁教堂者，无识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民数聚则气嚣，气嚣则法废，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乱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誉，故法常伸而民气以肃。”
郭氏出使时，年近六十矣，初虽有使臣驻外可暂缓之请，然其意固认为目前重要之举，故欣然就道，不稍延迟。李鸿章与沈葆桢函曰：“筠老三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盖纪实也。光绪二年十二月抵英后，不数月又因写日记寄呈总署，更遭人士诟骂，参奏者四起。何金寿竟谓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查月呈日记于总署，以明外国之情况，及应付之方略，实属觇国之要义，不意其中有一二言及中国不能不和之理，及主战者之非，竟遭反对，使中国日趋虚浮无实，致将来中国外交上之失败，皆无识士大夫狂妄言论所造成，其罪过岂胜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