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追求[本文为《林语堂自传》一文中的第九节，原作为英文，由工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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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断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论语》四九期）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直译：半煮熟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的，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鹏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垂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的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谁能逆料我将来结果不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呢？然而我决不至流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行动者。思想生活和行动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确能兼而为之，但两者精神上是相反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至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做、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和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又怎能组织暴动，或指挥罢工，或运动正式的政治革命呢？我常赞扬一般革命者和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阻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搜讨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为什么科学家每晨到办公室去必要签到呢？这样增高的“效率”将可以帮助他们呈出多些重要的发明吗？我以为在一个科学研究馆中实施科学的管理法实是一个笑话，是名辞上的矛盾。同样，我也鄙屑一般大学教授之答复来函过于快捷。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到地方、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不幸的有极的人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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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
丹林兄替《逸经》拉稿子，要我写文章，而且出了一个题目，是《从事新闻界之经过》。我觉得这题目不甚高明，就给他改了一下，写成此篇。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绪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大概是如此：《新闻报》主笔说，二十世纪，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菲律宾大总统阿圭拉度将军刚刚失败，他就拿来做一个例子。而我的驳论，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菲律宾虽然失败，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这篇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
爱国学社解散以后，我还乡间住了半年，闲得不耐烦，就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又搅了一年多，好像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吧，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办成了一个《自治报》，是用钢笔蜡纸搅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分送，每一星期出版一次。后来，把《自治报》改成了《复报》。到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俨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版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为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起，《复报》出到了十一期而停版了。我又在家中闲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再来上海。经过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复，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去南京大总统府当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就有南社老友邹亚云、陈布雷介绍我进《天铎报》，笔名青兕，论文是犀利无前。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和《民立报》、《大共和报》都曾大开笔战过。后来，从《天铎》转到《民声》，又从《民声》转到《太平洋》。在《民声》时做随笔式的文章，叫“上天下地”栏，还不免使酒骂座的习气。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扬，一面和曼殊、楚伦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到这一年的暑天，浩然有归志，从此可说是实际上脱离了言论界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齐卢战争，我又来上海避难。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时常请我代做批评，好像是票友客串，却未下海。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在上海办党报，定名《国民日报》，委任张静江先生做总经理，张廷灏副之；我做总编辑，沈雁冰副之。结果，静江先生在广州不来，我又灰心国事，躲在乡下，而《国民日报》在法租界的照会，公董局始终不肯发出，成了僵局。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上海一部分同志盘下了《神州日报》馆的机器，《国民日报》始正式成立，好像总编辑还是用我的名义，而我却始终未曾出山。结果，《国民日报》出版不到几天，清党事起，全局推翻，我的总编辑头衔也从此取消了。
自此以后，我除了零星投稿以外，再也没有和言论界发生整个的关系过，所供是实。
完了。
一九三六一三〇夜，上海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