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夜饮
……
丰子恺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座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张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酒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支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手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做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的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做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他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姊姊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铸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走，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账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丏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夜于湖畔小屋
载第151期（1948年4月16日出版）
渔村
……
许幸之
苏州真是东方的最幽美的水乡。
当我们的篷船走过山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两岸的屋宇，都是用石基建筑在水上；从石基缝中伸出层层的石坡，有许多妇女们在那儿洗浣衣纱。篷船由穹窿形的桥洞中穿过竹竿碰在桥石上，发出寂寞的音响。两岸间，那些复杂的角楼里有时送出些歌女的歌声，还有搭着路栅的酒肆间堆满着酒坛，更令人憧憬着中世纪的威尼斯的往事。
篷船穿过了密如蛛网的桥梁，便渐渐地离开城市了，经过十二里的水路，远远地看见一丛树林和村落，俯视着静僻的湖面。村上立着许多农家的夫妇和孩子，都在举手望我们的篷船欢呼，船夫摇慢了他的橹，把船靠紧了岸边，放好跳板，并且跑来告诉我：
“先生，这就是渔村北庄基了。”
我们由村童的引导，得游览了这渔村的全部。全部的面积共有五十亩的陆地，其余都是环绕村庄的河流。全村共有三百零八家，连婴儿在内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口，并且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职业。村上没有警队，但也不听见有什么恐怖的案件发生。因为村上的人口有限，所以各人的姓名和家族关系都互相熟识。虽然离开城市只有十二里的路程，但是乡民的风俗人性却很简朴，对岸有十数家村落互相凝视，两岸的村民隔河可以谈心。他们真和世外的桃源一般，过着那单纯而原始的牧歌的生活。
虽然乡下人总不免有些粗野，但他们却受着良好的教育，村上的学者们给他们创办了贫民夜校，通俗演讲所，民众阅报社，和民众图书馆的设备，这是普及一般年长者的教育机关。此外，还有一个素朴的小学校，可以容纳全村的儿童在那儿读书，虽然房屋不很宽大，可是教师和学生都充满着活泼的精神。一时上课铃响了，小学生们都麇集在那较大的课堂里，凝听着那位先生教授“常识”。一位小学教师带着滑稽的面孔提出许多极浅近的问题，小学生们举起他污秽的小手争相答复。有时一些白须齐胸的农父，搀着他们的孙儿走进小学校来，带着他们和霭而健康的笑颜和那年青的教师们攀谈。学校成了他们的家庭，渔村是一个安静的和平的世界。
在村里，我们还看到农父们坐在茶馆饮茶、谈心，有的架着眼镜在看城里的报纸。据说，这简陋的茶馆，也就是全村村民的俱乐部。村妇们有些抱着孩子们倚在门前，有些坐在树荫下刺绣或纺纱，常常听到她们在闲谈别村的趣事。当然我们穿过村巷的时候，鸡鸭和鹅群往往从脚边绕过，村犬并不咬人，耕牛伏在稻场上打盹。在稻场上我们还看见许多船底向天的渔船和渔网摊在阳光下曝露，因此我带着好奇心地发问了：
“孩子，这些渔船都是村上居民的吗？”
“是格，”那年轻的向导用苏州的土白回答我：“这村上的人大半的靠养鱼过活格。”
“难道一年四季都靠养鱼过活吗？”
“不，一年有三季打鱼，冬季就可以马马虎虎过活了。”
原来捕鱼的工作只有从春暮到深秋，严冬和初春之间，因为小鱼还没有长大，不能捕捉，所以大家都在空闲着。有些年轻的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出外经商去，或是临时出外帮工。一到了春夏之交，大家都回来，全村的渔夫便开始动员了。他们为了生活，早晨天明就下鱼池，年轻的渔妇们为了帮助他们丈夫的工作，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她们的翁姑，没有翁姑的，便交给小犬为他们看照。等到鱼尾装满了渔船时，渔夫便把他们的妻子送回村上，然后满载着船负摇向城里去。
直到傍晚或是明月初升时，渔夫们摇着空船，沿路高谈着市价，或是互唱着调情的山歌归来，渔船停在灯火如萤的村前，渔夫们由船舱里取出从城市里沽来的老酒，扣好船索，缓步穿过村巷，走进矮小的瓦屋。有时妻子们立门前鹄候着，接过丈夫的酒瓶，走进绿光如豆的火油灯前，渔夫在朦胧地饮着老酒，妻子立在桌边剥着花生，听他的丈夫高谈着从城市听来的闲事
后来，向导又把我们引到村后名三角洲的湖面去游览，那儿和蛛网一般密的鱼池，布满在三角湖的周围。池边插着无数的白杨，湖水被风吹起了微波，中午的太阳正射在那儿远山之上。这时，我们又在湖岸的白杨丛中，发见了一所孤零无靠的茅屋，茅屋的周遭长着深深的草，生满了许多野花，湖水里反射着茅屋的倒影，但是那茅屋的门是静静地锁着。
“这是什么人家呢？”我禁不住地发问，“这样孤零无靠的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外乡人陈大力的住屋，”那年轻的向导告诉我：“因为他白天给人家帮工，所以门总是牢牢地锁着。”
然而，我心里正在怀疑，难道这渔村里对于外乡人就应该如此待遇吗？这时那向导好像知道我的心理似的，便开始说那陈大力的身世了。
原来，那茅屋的主人是安徽桐城县人，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强壮的壮汉，他一个人能担负两三个人的工作，所以人便给他起了一个插号叫陈大力。他本来在城厢里一家徐姓的富豪家里种菜园，后来那家主人因为奸情的关系暗杀了一个美好的丫头，私下把那丫头的尸体埋在自家的园里。两年后，陈大力因为锄地，在榆树根下发见了那丫头的尸骨。可是，当这丫头未死以前，早就和陈大力发生过情爱的，大力便带着尸骨到官厅呼冤，但他不知道当时的县官，就是他主人的未来的女婿。县官当时便把大力押起，一方面拿这案件要挟他的主人，主人畏罪，答应县官的条件，便把这不白的冤案推在大力的身上，以杀人罪判处了他无期徒刑。可是大力因得了外援和内应，便越狱脱逃了。一直流落到这里来求他的朋友帮助，可是他的朋友已经死去多年。初来这里正是工忙的时候，人家看他力大，便找他临时帮工，后来他很勇敢地打退了一个偷鱼的恶汉，于是村人发起捐给他那所茅屋，托他看管全村的渔池。他已经来到这儿二十八年，现在已经衰老，头发已经斑白，并且已经帮工不动，有时自家在公共的湖里钓些鱼，自做自食罢了。
“好了，”那年轻的向导继续着说，“老头子也没有孩子望他要饭吃，先生，这样多不好呢？”
当我们的篷船离开岸边不到半里的路程，远远地看见那边堤上走来一个衰老的渔父，他背着鱼篓和竹竿，蹒跚地向那锁闭着的茅屋走去，向导的孩童顽皮地望他打着招呼：
“大力伯伯，你又钓得几头鱼哪？”
“五六头，”那老者远远地回答道：“好孩子，你又带人来游湖吗？”
这隔水谈话的喉音不久就在湖上消失了，向导的孩童虽然没有向我说明那个老人是谁，但我已经明白，这大概就是那锁闭着的茅屋的主人吧！
载《现代》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