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上午10点钟左右，张扬再次来到王凤鸣家。他推开院门，院内显得七零八落，一片死寂。张扬不禁为之感叹，真是物是人非啊！人一旦不在了，一切纷繁困扰和是非曲直便毫无意义。但是活着的人还是要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
张扬来到王凤鸣的房前，见屋门没关，便咳了一声径直进了屋。屋内竟空无一人。张扬有些困惑，难道王凤鸣上班了？但是怎么不锁门呢？
张扬驱车来到沈北区档案馆，馆长齐成的回答让他感到事态有些不妙。“王凤鸣一直没有上班，鉴于他家的遭遇，同志们也没有介意，又不好再去打扰，就是想让凤鸣好好静养几天，心情平复下来后再回到工作岗位。”齐馆长解释道。
但张扬的到来让齐馆长也不明所以了。当张扬问起王凤鸣平时的社会关系，齐馆长提供了一个线索：“王凤鸣和省图书馆的李书文馆长是世交，当年我们考证盛京将军府的旧址时，王凤鸣就是得到李馆长的协助，历经一年多的实地堪验，确定了盛京将军公署就在沈阳德盛门（即大南门）内街东，也就是沈阳钟厂的北半部。这是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啊！或许您也听说过解放初期发生在三陵衙门旧址的谜案吧。这盛京将军其实并不在三陵衙门办公，三陵衙门真正的办公人员和负责人是关外三陵的守卫统领，也就是所谓的守陵人。这盛京将军与内地将军不同，位高权重，除为盛京八旗兵最高长官外，所考证，还有“掌镇抚留都，安辑旗民，董率文武。凡军师卒戎、田庄粮糈之籍、籍域之广轮、关梁之要隘，咸周知其数，以时简稽而修饬之”的实权。盛京将军还兼辖副都统，初为左右两员，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又分为左副都统驻防锦州，右副都统留守盛京。后增副都统为四员，另两员分驻兴京、金州。自此后，凤鸣就成了省图的常客。为了完善建档工作，他时常去省图查找资料。如果他不在家，我分析他会去找李馆长，你不妨去省图看看。”
张扬来到省图书馆将近11点半了，他来到李书文馆长的办公室。李馆长50多岁，性情爽朗，快言快语。他听到张扬表明来意后，说：“你来得正好，王凤鸣的事我知道了。前些天他来我这儿求我帮他一个忙，虽说有些棘手，但我们两家是世交，又遇上这么大的变故。我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他让您帮什么忙呢？”
“他要查阅《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李馆长看了看张扬，一字一顿地说：“《满文老档》本身就是一段揭示日本盗拍沈阳故宫典籍的活档案。1899年起，日本文化特工内藤虎次郎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各地搜集中国古籍，被称为‘中国通’。1905年，内藤虎次郎靠着日军武力支持进入沈阳故宫。他在崇谟阁内发现了用满文撰写的清入关前的史料和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五体清文鉴》《旧清语》《长白山图》等重要典籍，他买通了当地官员，直接将暗室建造在崇谟阁内，并安排5个人进入将这些典籍的满文部分盗拍。尤其是1912年4月的11天里，他就盗拍了满文撰写的清入关前史料4300余张，这些照片现在存放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图书馆里。他回日本后发表了《奉天宫殿中所见到的图书》一文，介绍和披露了沈阳故宫的藏书，同时整理出版了《满文老档》和《汉文旧档》。可悲的是，当前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却沿用了内藤虎次郎所整理的《满文老档》作为通用名称。真是无知者无耻啊！我还是更正为《满洲实录》吧。193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清理清代沈阳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时，在崇谟阁中发现了37册《满洲实录》原档；4年后又发现了3册，总计40册。《满洲实录》这部编年体史书，记述了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到清代崇德丙子（1636年），总计30年的历史事件。研究前清史实，《满洲实录》是唯一的权威史料。因为，这部史书辑录了女真入关前的30年历史档案。《满洲实录》记载的30年，恰恰是明王朝没落、清王朝崛起，明清交替的重要时期。对于这30年历史，《满洲实录》予以忠实、朴素的记载。因此，对研究清朝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变革、民族关系、战略战术演进、明清力量对比、满族形成以及与其他民族关系等问题，均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现在《满洲实录》真本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省图收藏的是影印本，不过也是弥足珍贵的。”
“您是说，王凤鸣要查阅《满洲实录》，难道这部书中有什么不为世人所知的资料吗？”
“其实啊！凤鸣查阅《满洲实录》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满洲实录》虽然附有大量绘图，但全是用满文和蒙文写成，凤鸣根本看不了的。”
“那他是怎么查阅的呢？”张扬不解地问。
“当然有高人指点了。和凤鸣同来的人可是一个精通满蒙文字的专家呀！”
“哦！那和他同来的人是谁呢？”张扬越来越困惑。
“和他同来的是他单位的老馆长，也就是我们省图书馆的顾问孙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