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为有一个工匠是朝鲜人，他逃出后回到朝鲜，成为朝鲜宫廷第一匠人。后来大清入关后一统天下，朝鲜为表和好之意，将这一‘仙门’所在密报大清内务府，我们身为皇陵守卫的先祖才掌握这一路径。但是后来被史官无意间写入《满洲实录》，虽是只言片语，还是满文写就，但是还是为有心人所察觉。”金毓璋转向王凤鸣说：“我说的是这样吧。”
王凤鸣点头说：“是的。我从《满洲实录》上得知北陵后山，也就是隆业山北侧东数第七棵松树下藏有‘仙门’。再有就是皇太极密捕萨满教主而取而代之一事，我听说死灵术只有萨满教主豢养，我就是要探明死灵术的原由，替宇生报仇。我没了儿子，后半生也就没了希望和依靠，只要能将死灵术彻底毁去，我就是身首异处，也不足惜。”
金毓璋苦笑一声，说：“死灵术的奥秘恐怕无人能解了，太宗先祖担心死灵术为外敌所获，将这世间第一奇蛊及其运用之法一同带入皇陵地宫，至于如何找到，难于上青天啊！不过你们不必担心，和我们皇陵守卫一同进入地宫是不会为死灵术所毒害的。”
张扬催促大家从速离开北陵地宫，他们一干人等顺着北陵“仙门”迅速撤出。为了保守这一秘密。在出洞之前，张扬见洞外还有光亮，就劝阻众人歇息片刻，待天黑后方一个个悄悄爬出。为了不惊扰他人，他们将两具潜水员的尸首留在“仙门”东侧30米处，张扬回首望去，北陵后山一片苍然暮色，他和王明将金毓璋、王凤鸣和金晓兰等人一同带回警局，并通知法医科的同事前往北陵后山，将两具尸首带回警局做解剖，查找其他线索。
案情似乎真相大白，据法医解剖的结论，王宇生确系中毒而死，但究竟身中何毒，以现今的科学还无法下结论。而金晓兰率人潜入所谓海眼探查玉玺而致两人意外身亡一事，因金晓兰出具了死者签署的意外人身伤害保证协议和自愿书，并和被害人家属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得到对方谅解而最终被判三缓四；金毓璋和王凤鸣则因案件复杂，当下尚无明确法律依据，遂因缺乏证据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后释放回家；而张扬因违反办案程序被行政记过，王明被处以警告处分。
案情似乎已然了结。然而更大的谜团始终萦绕在张扬的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失踪的镇海玉玺今在何方？青石古井下的炸药真的是“一手刀”安放的吗？如果是“一手刀”安放的炸药，以当时的科技水准是如何防止海水的侵蚀的呢？高丽王朝国库为什么沉睡在皇太极陵墓中而不为人知呢？隆业山下的海眼真的能淹没沈阳城吗？王宇生为什么有溺水迹象呢？金毓璋身上还有许多悬疑没有解开，他和“一手刀”是亲是敌至今未明，这其中的缘由究竟从何处方能厘清呢？
张扬这些天并不因自己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而懊恼。正相反，他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将完整的萨满教圣物——玄鸟之心办好移交手续。他专程找到杨一鹤先生，讲述了他深入北陵地宫的详细经过，并提出了高丽王朝国库沉睡在北陵宝顶下面，却为什么不见任何史籍的记载等问题。杨一鹤也是为之震惊不已，他没有正面回答张扬的疑问，却讲起了另一个堪称清代第一谜团的“努尔哈达赤遗诏”的轶事。
杨一鹤看着面前这位目光深邃、办案执著的警官，平静地说：“张警官，还是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当前我们做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般均以正史为依据，往往忽略了民间野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清代的历史距离我们最近，但是谜团却没有因为距离我们的年代较近而减少。清代的开国君主努尔哈赤，确切地说是后金的皇帝。他死后传位给皇太极就是一个千古之迷。”
“难道史书上连传位的大事都不记录吗？”张扬问。
杨一鹤说：“呵呵！不是没有记录，而是语焉不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平时对子孙‘早有明训’，故‘临终遂不言及’。
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给诸子写了一份训词，表示自己要减少活动，由诸子共同承担治国的责任，以及谁继承汗位等事宜。因此，努尔哈赤临终前有可能并没有留下传位‘遗诏’。但是，满族最早期官方文献《满洲实录》记载了从公元1607年到1626年农历八月初四的档案，却唯独缺少努尔哈赤病危、去世直到皇太极即位最关键几天的记录。当时后金已经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记录制度，按理说这几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应该记录在册。因此，这几天的档案的缺失不得不让人产生种种疑问。
我查阅了在省图书馆收藏的《满洲实录》影印本，努尔哈赤临终之际让大福晋阿巴亥前来相见，最后时刻一定会将谁来继位的人选告诉她。但是诸贝勒急切逼迫大福晋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似乎又违背常理。多尔衮在其摄政时期，曾多次声言皇太极之即位乃是‘夺立’，作为当事人的多尔衮竟然如此直言不讳，其中必有重大隐情。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努尔哈赤在临终之际，毫无疑问是留下了遗诏或遗训的。但是，这份遗诏或遗训的下落不明，导致了从努尔哈赤去世到皇太极即位之间这一段日子，后金的最为关键的一段宫廷史被人为地抹去，而努尔哈赤遗诏愈发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民间野史有相关记载吗？”张扬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