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虽然一般都比村镇小，却有许多人因此而发了大财。村镇的资本利润虽然相对较高，因此而发大财的人却几乎没有。
由于市场狭隘，村镇的营业未必全部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因此，虽然这些地方有个别商人获得了极高的利润率，但他们的利润总额却不大，因而他们的累年积蓄也是有限的。
相反的，大城市的营业额却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而且，勤俭商人信用的增加会比其资本增加快得多。这么一来，他的营业就会随着信用及资本的增大而快速扩张。所以，他的利润总额会增加，他的累年积蓄也自然会随着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加大。在大城市，即便是从事一种正常、确定而又人所周知的行业，也很少有人能发大财。那些发大财的人之所以会发财，靠的主要是长期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经营。
当然，大城市中也往往会有一些人因为投机生意而暴富。但是，这种投机商人所经营的业务，并不是正常、确定而又人所周知的。这种投机商人，今年从事谷物专卖，明年可能就变成了酒商，后年则可能又转行去做砂糖、烟草或茶叶买卖。对他来说，只要哪种行业有获得超过普通利润的希望，他都会马上加入。一旦他预测到他所加入的那一行业的利润将会回落到普通水平，他又会立刻抽出资本。因此，他的盈亏不同于其他任何正常、确定而又人所周知行业的盈亏。投机成功和失败的几率是大致相等的。大胆的冒险者，有时也许会成功两三次，从而获得大笔的财产；可有的时候，也许会失败两三次，所以难免会遭受极大的财产损失。这种生意，只有大城市才能进行。因为，只有大城市这类商务繁盛、交易频繁的地方，才能提供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条件。
上述五种情况，虽然极大地影响了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使得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平衡，但是，它们却影响不了由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造成的利害的平衡性。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所造成的利害，能够增加一些用途上小的金钱利得，或抵销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钱利得。
要使某地由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造成的利害平衡，除了要求该地的市场是自由的，还要求这些用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该地人所周知且确立很久的；第二，它们必须处于自然状态；第三，它们必须是使用者唯一或主要的用途。
一、这些用途只有在该地人所周知且确立很久，才会产生这样的平衡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新行业的工资一般都比旧行业高。新制造业的计划者在立业之初，必然要招募工人。只有当他所给的工资高于其他行业或本行业应有的工资时，其他行业的工人才会被诱惑过来。而且，就算他想把这一高工资降到一般水平，也得经过很长时间。
有些制造品的产生，完全是出于时尚和一时爱好，所以它们总是不断地变动。像这种很少能持久的商品，就不能看作老制造品；反之，另一些制造品的产生，则主要是因为其不容易变动的效用。像这类老制造品，即使其形式和构造数世纪不变，也会被人需要。所以，前一类制造业的工资可能会比后一类高很多。在伯明翰64，多半的制造品都属于前一类；在设菲尔德65，多半的制造品都属于后一类。据说，这两地的劳动工资非常适合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制造品。
新的行业，无论是制造业、商业还是农业，都是一种投机。新行业计划者的期望，就是由此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利润时大时小，但一般都不和当地及其周边地区其他旧行业的利润成比例。如果计划成功，最初的利润通常都非常高；但是，当这一行业确立时，其利润就会因为竞争而降得和其他行业相同。
二、只有这些用途处于自然状态时，其利害才会有这样的平衡
人们对各种劳动的需求时大时小。当临时劳动需求大于平常需求时，劳动收益会增高到普通水平以上；而当临时劳动需求小于平常需求时，劳动收益则会降低到普通水平之下。在锄草期和收获期，农村劳动需求是1年中最大的，因而其工资也会随着这一高需求而增高。在战争中，被迫为国王服务的商船海员就达四五万人之多。这么一来，对商船海员的需求必然会因为人员的减少而增加。这时，海员的月工资就会增加，而且经常是从21～27先令增加到40～60先令。相反的，在日趋凋落的制造业，许多劳动者都不愿意舍弃原有的职业，反而满足于获得低于其工作性质应得报酬的工资。
商品价格一旦变动，就会使资本利润跟着变动。如果某一商品的价格高于其普通或平均价格，那么投入其中的资本，至少有一部分会获得超过原有水平的利润；而当商品价格下降时，资本利润也会跟着降到原有水平以下。不管是什么商品，其价格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但是，有些商品的价格变动，比其他商品大很多。人类每年生产货物所用的劳动量，必然受制于当年的需求。这么一来，就可能使得当年的平均产量，能够尽可能地适应当年的平均消费量。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或资本的有些用途，可以使同量劳动生产几乎同量的商品。就拿麻布或呢绒制造业来说，在劳动者数量相同的情况下，麻布或呢绒的产量几乎每年都相同。所以，决定这类商品市价变动的因素，只有偶然的需求变动。在国丧期间，黑布的价格会因为市场需求的增加而增高；可是，麻布或呢绒的价格却几乎没有变动，因为其市场需求并没有因为国丧而变动。
但是，劳动或资本的另外一些用途，却不能让同量劳动生产出同量的商品。比如说谷物、葡萄酒、啤酒花、砂糖、烟草等，即使劳动量相同，其各年的生产量也可能极不相同。因此，影响这类商品价格变动的因素，就不仅仅是市场需求的变动了，还有更大、更频繁的生产数量的变动。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变动相当大，因而此类商品经营者的利润也必然会随之变动。此类商品，一般都会被投机商人用来进行投机活动。这些投机商人，一旦预测到其价格会上升，就会立即买入；而一旦看到这类商品的价格将要下跌，就会立刻将其卖出。
三、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必须是使用者唯一或主要的用途，才会有这样的平衡
当一个人的谋生职业并不会占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时，他往往会趁着闲暇去从事另一种职业，即使他由此所得的工资低于那份工作的应得工资。
即便是现在，苏格兰的许多地方也还存在着被称作“农场雇工”的人，只是数量少于数年前。这种农场雇工，是地主和农场主的外宿工。雇佣他们的雇主，往往会为他们提供一间住房、一个蔬菜园、一块足够饲养一头母牛的草场，还有一两亩次等耕地。在他们为雇主劳动期间，每星期还能另外得到价值约为15便士的两配克66燕麦片。1年中，雇主一般只需要少许或完全不需要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受雇主支配的。至于他们自己耕种的土地，也不会花掉他能够随意支配的全部时间。所以，在以前，也就是农场雇工的数量比现在多的时候，据说他们都愿意趁着闲暇去为任何人工作，即使他们所得的报酬少得低于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在古代欧洲，这种雇工遍地可见。
如果一国的土地种得很坏，而且人口稀少，那么在需要大量劳动者的季节里，大部分的地主和农场主就会雇佣农场雇工。显然，这类按日或按星期计酬的劳动者的工资，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劳动价格。在他们的全部劳动价格中，雇主为他们提供的小租用地收入占了非常可观的一部分。可是，有许多作家却认为他们的全部劳动价格，只包括他们偶得的日报酬或星期报酬。这些作家们凭着自己收集的劳动及食品价格的资料，把两者的价格说得都十分低贱。
像按日或按星期计酬的劳动生产物的售价，往往低于其应有的价格。在苏格兰的许多地方，编织袜子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其他任何机织袜子的价格。原因是，编织袜子的劳动者获得主要生活资料的职业，是其他职业，而非制袜这一职业。每年，设得兰67都会向利兹输入一千多双袜子，每双袜子的价格是5～7便士。听说，在设得兰群岛的小首都勒韦克，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是10便士。而设得兰群岛所织的绒线袜，每双价值都在1几尼以上。
苏格兰亚麻线的纺织工作，也和编织袜子的工作一样，是由主要生活资料来源于其他职业的雇工来做的。这些农场雇工们去从事纺麻或织袜工作，原本是希望从中得到全部生活资料的，可是往往只能得到极其微薄的生活费。在苏格兰，如果有哪个纺工一星期能赚20便士，那么她在纺工当中就算是非常有本事的了。
富裕国家的市场一般都非常广阔，以致任何行业都能够容纳本行业的全部劳动和资本。以一种职业谋生，同时又为获小利而从事另一职业的情况，多半出现在贫国。不过，类似的情况有时也会在一个富裕国家的首都出现。我相信，全欧洲没有哪一个都市的房租能高过伦敦。不过，房间里附带家具且租金相对低廉的都市，也要首推伦敦。伦敦的房屋租赁价格，相比之下要远远低于巴黎。此外，在房屋质量一样好的条件下，伦敦房屋的租赁价格也远远低于爱丁堡。
造成单个房屋租金低廉的原因，竟然是全房租的高昂，这也许会让人惊奇。造成大都市房租高昂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劳动价格昂贵。一般来说，必须从远地供应的所有建筑材料，价格都相当昂贵。二是地租昂贵。由于土地被地主们垄断，所以就算是不良街市的一亩地皮的地租，也往往会比百亩最优良农田的地租更高。三是伦敦人民的风俗习惯比较特别。在伦敦，各家在租赁房屋时，都得租赁全屋。在法兰西和苏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住宅常常指的是建筑物的一层；而在英格兰，住宅却意味着同一屋顶下的所有房屋。如果伦敦商人要租住房屋，以便跟顾客做生意，那么他就必须租下一整座房屋，最底层作为店铺，顶层用作一家人生活的地方，中间层分租出去，以收回一部分房租。他把中间层分租出去，并不是说明他希望用分租租金来养活一家人。他期望的是靠经营业务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在巴黎和爱丁堡，人们往往会靠分租房屋来谋生，所以他们所得的分租租金，不但要足够支付全部的房租，还要足够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第二节 由政策造成的不平衡
上述的三个条件中，无论缺少哪一个，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就会不平衡，即使是在完全自由的地方也不例外。然而，由于欧洲政策限制了事物向完全自由的方向发展，所以造成了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所有利害的更加不平衡。
欧洲政策促成这种不平衡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①限制某些职业的竞争人数。这么一来，能够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就会少于原本愿意加入的人数；②加大某些职业的竞争程度，直到超过这一职业的自然限度；③不给劳动和资本自由活动的空间。这么一来，原本投在某地某职业的劳动和资本，就不能自由地转移到另一地方、另一职业。
一、由于欧洲政策的限制，某些职业的竞争人数比愿意加入的人数少了，给劳动和资本用途的所有利害造成了极大的不平衡
欧洲政策限制职业竞争人数的主要手段，是同业组合，因为它拥有排外的特权。
有排外特权的同业组合，一般都设立在城市。在排外特权的控制下，只有那些有自由经营此项业务的人才能互相竞争。通常情况下，得到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是在当地有适当资格的人门下做学徒。
受同业组合规则的限制，每个师傅所收学徒的人数、学徒的学习年限，通常都是确定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限制各行业的竞争人数。规定学徒的人数，可以直接限制竞争；而规定学徒学习年限的长短，则可能会增加学习的费用，从而间接、有效地限制了竞争。
设菲尔德同业组合的规则规定，制刀师傅不得同时有一个以上的徒弟。而在诺福克68和洛韦加，织工师傅不得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徒弟，如果谁敢违反，就得向国王缴纳每月5镑的罚金。在英格兰内地及英领各殖民地，制帽师傅也不能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徒弟，如果谁敢违反，每月也要交5镑罚金，一半交给国王，一半交给向法庭控告这一事实的人。这两项由王国公法确认的规定，显然是按设菲尔德的同业组合精神制定的。在伦敦，丝织业的同业组合成立还不足1年，就规定了各个师傅不得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徒弟。不过，这一规则后来又被议会法令给废止了。
在以前的欧洲，大部分有同业组合的行业，其学徒期限似乎都是7年。这些同业组合，以前的拉丁文原名都是“university”，在古时的都市特许状中比较常见，比如Black smith university（铁匠同业组合）、Tailor university（裁缝同业组合）等。现在，“university”这个词汇特指大学。在大学这个特殊团体设立的初期，获得文艺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明显是根据以往同业组合行业的学徒年限来规定的。在普通行业，一个人只有在具有适当资格的人门下做7年学徒，才能获得授徒的资格。在文艺上也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在具有适当资格的文艺硕士门下学习7年，才有可能成为有收授学生资格的硕士、教师或学者（这三个词的意思以前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