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一个独立工人是不可能通过做学徒或被雇佣的方式获得新户籍的，无论他是一个技工还是普通劳动者。因此，当一个拥有健康、勤勉和技能的独立工人进入新教区时，他要想不被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员赶出该教区，只有两个办法：第一，租种每年10镑租金的土地。可是，这对一个只有劳动力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第二，按照两位治安推事的心意，缴纳保证能够消除原户籍的保证金。诚然，这笔保证金的数目完全由治安推事来定，而且不可能少于30镑。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新教区购买价值大于30镑世袭不动产的人，才能取得该教区的户籍。这30镑的保证金，是那些靠劳动为生的人很少担负得起的，而且，这笔保证金的实际数额往往要比30镑大得多。
在上述法令的限制下，劳动者流动的自由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当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出了发证书的办法。威廉三世在他即位的第8年及第9年，颁布了如下法令：在由原户籍所在教区委员及贫民管理人署名、两名治安推事认可的证书上，注明任何教区都有义务收留持证者。这么一来，当持证者迁入某个教区时，该教区就不得借口他可能成为负担而赶走他。只有当他的确成了负担时，该教区才可以令他迁移，同时，发证教区有义务负担其生活费和迁移费。
该法令还规定，持证者要想取得新居住地的户籍，必须租有年租金为10镑的土地，或是免费为教区服务1年。这么做，持证者获得户籍的方式，就不再仅仅是上交报告书、被雇、做学徒或缴纳教区赋税了，于是持证者想在新教区居住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另外，根据安妮女王第12年第1号法令第18条的规定，无论是持证者的雇工还是学徒，都不能因为持证者而获得户籍。
自从这个发证书的办法颁布之后，几乎已被完全剥夺的劳动者移动自由，又恢复到了什么程度呢？伯恩博士的一些有见识的话，让我们大致看出了端倪。伯恩博士说：“教区要想让新来者交出证书，自然有种种理由。持证书居住的人取得户籍的方式，不能是做学徒、被雇、缴纳报告书或课教区税。而他们的学徒和雇工，也不能因为他们而取得户籍。如果他们成了负担，那么教区自然知道怎么迁移他们，并要求发证教区负担他们的迁移费及迁移期的生活费。如果他们病得不能迁移，那么他们的生活费也必须由发证教区负担。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得有证书。正因为迁入教区以必须持有证书为由来拒绝新居民，才使得原教区一般不肯发放证书。何况，领证书的人极有可能被遣返，而且其境况也会比以前更差。”
伯恩博士这么说的意思，似乎是贫民要迁入的教区应该要求交证书，而贫民要迁出的教区则不应该轻易发证书。这个伯恩博士，真是一位极有才智的作家。此外，这位作家又在他的《济贫法史》中进行了这么一番论述：“实施证书的办法，实在是太残酷了，它赋予了教区职员软禁贫民终身的权力。尽管贫民不适合继续居住在户籍所在地，而他要移入的地方多么有利于他，他也不得不继续居住在原教区。”
这个证书，只能证明持证者属于哪个教区，而不能证明其操行好坏。但是，这个证书的发放和收回权，却完全掌握在教区职员的手里。据伯恩博士说，有人曾建议高等法院命令教区委员及贫民管理人签发证书，却被拒绝了，因为高等法院认为这个建议相当离奇。
在英格兰境内，相距不远两地的劳动价格都非常不平衡。究其原因，也许是英格兰的居住法不允许无证贫民转地劳作。有时候，健康而又勤勉的独身者即使没有证书，也会享受到居住在其他教区的宽待，可他一旦结了婚，就会被驱逐出去，至于有妻室子女的人，更是遭到了大多数教区的排斥。因此，在英格兰，即使是一个教区的劳动力不足，该教区也不可以从其他劳动力过剩的教区得到补救（可是，在苏格兰这类无居住障碍的国家，大都市附近或对劳动力有异常需求的地区，劳动工资就会高一些；而距离都市越远的地方，劳动工资也越接近于该国工资的一般水平）。而且，英格兰邻近各地区的工资有时候会突然产生莫名其妙的差异，这也是别的地区所没有的。有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工资率会因为高山、大海这类天然屏障而截然不同。在英格兰，贫民跨越教区人为界限的难度，往往比跨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天然屏障还要大得多。
如果一个人没有犯过什么罪，却被强迫着迁出他愿意居住的教区，那么他的天赋自由显然是被侵害了。英格兰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普通人民，虽然都是那么地羡慕自由，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由的含义。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甘愿忍受着失去自由的压迫，却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补救。有时候，有些有思虑的人也会代表群众表达对居住法的不满。可是，这种不满却没能使居住法像搜查票那样成为大家反对的对象。毫无疑问，搜查票也是一种弊害，但它却没有像居住法那样产生普通的压迫。有一点我敢断定，那就是今日英格兰那些40岁的贫民，几乎都被这种荒谬的居住法残酷地压迫过。
到这里，这一章已经显得冗长了。我将用下面的话来结束它。
法律对规定工资所做的努力，最初只是采取全国性的普通法律，然后是按各州治安推事的特殊命令来实施。而这两种办法，现在都被废止了。伯恩博士说：“人们往往硬是精密厘定那些性质上不允许仔细限定的东西。四百余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是时候废止这种做法了。如果所有同业工人的工资都相同，就不会出现竞争，也不会有技能或发明的用武之地。”
可时至今日，个别行业和个别地区的工资还是被个别法案限定了。根据乔治三世84第8年的法令，伦敦及其附近5英里之内的裁缝业者及其雇工，每日工资不得超过2先令7便士，除非遇到了国丧。如果有人违反这一规定，就会受到重罚。在立法当局规定雇主和雇工的关系时，雇主总是充当顾问的角色。因此，法规如果有利于劳动者，那就是正当而公平的；如果有利于雇主，则往往是不正当、不公平的。例如，完全正当而公平的法律，是命令某些行业的雇主在支付工人工资时，要使用货币，而不得使用货物。如果这么要求雇主采用货币支付法来支付工人工资，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实际困难，虽然货物支付法是他们一直想采用却不能经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法律，自然是有利于劳动者的。
但是，在乔治三世第8年，却颁布了一条有利于雇主的法令。当雇主企图降低劳动工资时，就会通过缔结一种秘密的同盟或协定而互相联合起来。根据协定的规定，任何同盟者都不得支付超过定额的工资，如果有人违反，就要受到惩处。相反的，如果劳动者为了反抗这种低工资而结合起来，就会被法律严厉地制裁。如果法律真的公平，那么它对待雇主的办法，就应该和对待劳动者的办法相同。但是，乔治三世第8年的法令，却把雇主们有时通过结合而规定的规章合法化了。这条法令遭到了劳动者的普遍抱怨，因为它没有把最有能力、最勤勉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区别对待。可见，这种抱怨似乎完全有根据。
此外，以前商人的利润，常常是通过规定食品及其他物品的价格来确定的。这种旧习惯的唯一遗迹据说就是今日面包的法定价格。如果一个地方有排外的同业组合，那么规定生活第一必需品的价格也许是适当的；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同业组合，那么竞争跟法定价格相比，就会起到更好地调节物价的作用。乔治二世85第31年，颁布了一项制定面包价格的法令，可是由于法律上的缺陷，这条法令无法在苏格兰实施。如果要执行它，就需要有市场职员，可当时的苏格兰还没有市场职员。这条法令的缺陷，直到乔治三世第3年才被矫正过来。但是，在实行法定价格之前，苏格兰市场也没有什么大的不便；现在即使有部分地区施行了法定价格，也没见获得什么大收益。在苏格兰大多数都市的面包行业，都有具有排外特权的同业组合，只是这一特权没有被严密保护起来。
从前面可知，投在不同用途上的劳动和资本，会产生不同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这一比例，几乎不会受到社会的贫富、进步状况的影响。虽然公共福利变革会影响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它对所有资本的不同用途，归根到底会产生相同的影响。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不同用途上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必然不会因为公共福利的变革而变动，反而会继续相同。
